
陳忠實先生巨著《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原型即是陜西名人、關中才子牛兆濂。
陳忠實先生本人也曾表示創作《白鹿原》過程中,塑造朱先生這個人物時幾乎全面采用了清末民初關中一帶飽學名儒牛兆濂的傳聞故事和史料。
陳忠實曾自述道:“我與‘牛才子’說來有緣——他家的村子在灞河北,我家在灞河南,直線距離只有三公里多。牛先生是我剛能聽懂話時就知道的大名人,從大人那里,我聽到了許多關于他勸退八旗軍、賑災濟民、通電抗日、主持禁煙、規勸軍閥的事跡。”
陳忠實在創作中將“牛”字下面加了個“人”,變成了“朱”字。他在小說中根據民間傳說,將以牛兆濂為原型的“朱先生”塑造成為承載儒家文化的鄉土圣人。
牛兆濂1867年出生在藍田縣鳴鶴溝一個貧寒之家,其父牛文博從事商販為生。據傳在牛兆濂出生之前,牛文博夢見北宋大儒周濂溪(周敦頤)來到家中,因此兒子出生后為他取名兆濂,字夢周。
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寫朱先生給黑娃取名“鹿兆謙”,實也是由此而來。
牛兆濂果然不同凡響,九歲入塾,一覽成誦,十六歲應縣考,名列前茅,人稱神童,二十二歲即中舉。鄉人多以“才子”相稱。
就在牛兆濂即將赴京參加進士科考之際,其父去世,母親染病,牛兆濂于是放棄唾手可得的功名留在家中守孝奉養母親,不赴公車。時任陜西巡撫升允將其舉薦朝廷,委以重任,但也被牛兆濂拒絕。
此后牛兆濂潛心研學,名聲日隆,被譽為陜西關中學派最后的傳人。
關中學派注重格物致知、經世致用,具有積極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學為好人”之道,有求必應,德行鄉里。
1900年,關中遭遇大饑荒,牛兆濂不辭辛勞主持藍田全縣的賑恤救濟,處事極為清正。其子想在賑濟局里謀個差事來賺一點薪水養家,也被牛兆濂禁止。
1901年,陜西創辦師范學堂,牛兆濂被聘為總教席,因與自己理念不同,僅執教三個月即辭職回到白鹿原。
1911年牛兆濂因罌粟泛濫再次出山就任陜西省咨議局常駐委員,負責全省查禁鴉片煙苗事務。但不久辛亥革命爆發,陜西隨之響應。但在牛兆濂認為革命是“三綱五常之廢弛,乃曠古之奇變也”,不顧新政府挽留辭去省咨議局委員,攜全家避入南山。
1912年,原清陜甘總督升允由隴東率大軍反撲西安,兵至咸陽,在西府激戰,西安危急。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鳳翙派人去請牛兆濂與興平張仁齋去勸升允罷兵。牛兆濂為免除陜省生靈涂炭,毅然前往乾陵與升允會面,面陳利害,使升允即日罷兵息戰,挽救生靈無數,成為牛兆濂一大功業。
牛兆濂晚年主要在白鹿原講學和重修藍田縣志。在白鹿原的蕓閣學舍(即小說白鹿原中白鹿書院的原型),他親率學生演習周禮,為農人百姓誦講《鄉約》。
《鄉約》是宋代關中學派大家呂大臨等人編寫的《呂氏鄉約》,據說是中國古代社會第一部成文的鄉則民約,它用通俗的語言規定了調整鄰里鄉黨關系的規范,凡修身、齊家、交游、迎送、婚喪嫁娶,都有具體的行為規范,號召鄉民和睦相處、患難相濟、過失相規、德業相勸。
在《鄉約》規范下,白鹿原的民風更加淳樸。正如陳忠實在小說《白鹿原》中所寫那樣:“祠堂里每到晚上就傳出莊稼漢們粗渾的背讀《鄉約》的聲音。從此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斗毆扯街罵巷的爭斗事件再不發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
牛兆濂一生桃李滿天下,弟子遍及國內外。凡各地同道邀講,則欣然前往,所過之處,沿途百姓“爭瞻風采,途為之堵”。
1930年日本攻陷東三省,牛兆濂發愿“終身不服外貨”,并憤而減膳數月,還在報上發表《鬩墻謠》詩,號召國人團結以共御外侮。1933年日寇進占山海關,牛兆濂挺身而出,召集原上義勇五百人,通電全國出師抗日,雖終未有結果,但其壯志感人。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已臥病在床的牛兆濂憂憤不已,隨之病情惡化,于當年7月21日病卒。
牛兆濂一生名重鄉里,造福桑梓,但依然自謙不入“鄉賢”。他在彌留之際留下遺囑,讓兒子手書:“我生平疚心太多,千萬勿請入鄉賢以重我之恥。我生平只不敢為非,不可鋪張太過以為吾之羞。我一生重力行而未有實得,不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