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之所以廣為人知，主要還是因為明英宗御駕親征反被敵俘，畢竟這樣窩囊的事，縱觀中國古代幾千年，也沒幾件了。不過，對比北宋時的"靖康之難"，明朝的"土木堡之變"卻與之大不一樣。同是皇帝被擄走，北宋直接亡國，之后雖有南宋立國，但也是偏安江南，茍存半壁江山而已。而明朝，面對御駕親征失利，皇帝被虜，北京被圍的"絕境"，不僅守住了都城，還守住了江山，國家也沒有因此分崩離析，實在是令人驚奇。

確實，單從基本保存住了完整國家這一層面來看，"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的一系列反應堪稱"完美自救"。不過，這些應對舉措也是建立在與之相稱的"可能"上的。換句話說，此時的明朝也確實還是有些"自救"實力的。

首先，守衛京師的軍事力量仍然存在。雖然英宗出征時所率基本皆為京軍，但是土木堡一戰，迎戰的明軍大部分只是損失慘重，卻也并未全軍覆沒。許多明史專家認為，出于維護本朝的目的，當時的史料對此次兵敗的記載有所夸大，據研究，在土木堡的十萬明軍，可能有近一半都在那場戰斗中成功突圍并逃回了北京。另外，英宗所率也并非全部京軍，仍有部分留守京師，專家估算，當時留守的京軍大致有五萬。因此，在之后的北京保衛戰中，明朝捍衛北京的軍事力量應該有近十萬。

其次，地方軍隊仍受中央調控。能做到這一點，要歸功于明代的軍事制度。明朝的兵制仿照宋制，是典型的軍、權分離的制度。防止了地方將領專權、割據一方、尾大不掉，加強了中央對全國軍隊的控制。具體看來，明朝國家最高軍事機關為五軍都督府，但是其長官——都督并無調兵、發兵之權，只負責平日的訓練事宜，國家的軍事行動要由兵部發出，然而兵部卻不直接統管軍隊。這樣一來，國家的兵權全部都集中到了聽命于皇帝的兵部。兵部在接到皇帝的調兵命令后，會對都督府進行下達任命、糧草籌措等更為具體的安排部署，之后再自都督府開始一級一級地下達命令安排。由此可見，明朝的軍事決策與指揮系統主要是由兵部和都督府組合而成的。因此，雖然皇帝擁有帝國的最高權力，但是如果沒有皇帝，帝國的軍隊仍然會有所管制。有了這樣的軍事制度作為保障，這對于明朝應對土木堡之變后的危機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底氣。事實也確實如此，在英宗被俘之后，明軍的最高指揮權被牢牢掌握在了兵部和都督府手中。也正是因此，在驟失天子之后，國家才能沒有陷入混亂，這也保證了地方仍在中央的管控之下。

但是制度的作用只是機械的，帝國的最高兵權不能一直空懸。群龍不能無首，沒有皇帝，對于明軍士氣而言也十分不利。在英宗被俘之后，大臣們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為穩固國本，朝廷里群臣群策，方案眾多。最終，于謙在關鍵時刻力排眾議，擁立了英宗之弟為新皇帝。新皇登基，國本既定，一切也漸漸步入正軌。為拱衛京師，各地勤王之師紛至沓來。

雖說之前英宗在位時期，明朝軍隊的作戰能力較之立國時有所下降，但是從人數上看，當時的明軍人數比瓦剌軍還要多出數倍。據史料記載，明朝建國之初，全國共有大小衛所329個，至永樂年間又增加至493個，到了英宗時，明朝衛所情況大致如前，以明朝每衛大致5千人的情況來估算，至土木堡之變，明朝的兵力總數應超兩百萬。

當時擁有完善兵制和兩百萬兵力的大明王朝，是有能力壓制叛亂、對抗瓦剌的。土木堡之敗，就明朝方面而言，也算不得是元氣大傷。英宗戰敗被俘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明軍輕敵的結果。在土木堡，瓦剌軍隊與明軍對戰，占盡騎兵機動優勢，這一點瓦剌首領也先也很清楚，大明軍事是不容小覷的，因此他當時并沒有計劃與明朝進行生死決戰。

經歷南下圍攻北京的嘗試失敗之后，也先更是堅定了這一點。在此之后，眼見大明迅速擁立新皇、士氣大漲，勢頭漸盛，而瓦剌內部各部落漸漸心思不一，也先對各部的控制也越來越難，于是也先決定放回英宗，為大明制造內部矛盾，以達到壓制明朝發展的目的。的確，土木堡擄走英宗并沒有達到瓦剌擊垮大明的目的，不僅如此，大明上下也沒有因此爆發什么沒有大的禍亂，這也是瓦剌選擇放回英宗、制造矛盾的重要原因。

不過，如果我們只是將"中央失去地方的控制"理解為在土木堡之變后，大明國內沒有發生大的內亂兵禍，那似乎有些思考地過于表面了。長遠來看，土木堡之變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雖然當時的人們在形式上確保了王朝的基本完整，但是也為以后漸漸失去地方控制埋下隱患，甚至改變了大明王朝此后的走向。

自大明立國始，皇帝管理帝國所能依靠的主要有三種力量:一是文官，二是武將，三是宦官。其中，宦官集團的勢力日漸未顯現，文武兩方則更顯強勢。文臣在歷代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時的重要力量，明代科舉制復興，文臣地位和勢力都有所提升。至于明朝的武官集團，其中堅力量是那些曾為大明立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勛貴將領以及后代，這部分力量憑借自身的軍功和爵位，可與朝廷上的文官集團、宦官勢力相互制衡。

然而，土木堡戰敗使得此前大明朝廷內部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僅就土木堡一戰而言，當時，不但是皇帝被擄走，隨英宗出征的文官也大都死于非命，大太監王振也被擊殺，迎戰的武將則更不用說，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皆戰死沙場，其余大小將士折損無數。只此一戰之中，明朝內部的三方政治勢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在此之后，文官勢力驟增。突臨大變，于謙成了留守京城的朝臣們的主心骨，這些飽讀詩書的儒士文臣，自動肩負起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為守衛國家、保衛京師籌謀計劃。最終，在經過多方權衡與較量之后，以于謙為首的文臣成功推立郕王為新皇。不僅如此，他們還將大太監王振的余黨全部誅殺，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掌握大明軍隊的指揮權，組織武將抵御瓦剌軍的入侵。

之后，明朝在北京保衛戰大獲全勝，以于謙為代表的文臣集團功不可沒，這也使得文官在此之后地位得到大大提升。帝國內部的權利大部分被文官掌握，與之相應的，武將權力便隨之下降了，"文武相制"的局面漸漸被"以文馭武"所代替，并且這種勢頭越演越烈。不論是國家大事還是皇帝家事，很多情況下文臣往往都有著很大話語權。

文官的職權在無形中膨脹，甚至限制了皇權。以賦稅為例，文臣以"增賦害民"為由，限制朝廷向百姓征稅，中央所收賦稅入不敷出，國庫空虛。但是，許多文臣在打著"為民請命"的幌子的同時，卻往往以權謀私，欺壓百姓，侵奪民田。許多文臣一面勸說皇帝節儉愛民，一面卻與民爭食爭利。甚至在與皇帝意見相左時，以"死諫"的方式來威脅皇帝妥協。

皇權受限，進一步影響到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與中央情況相似，明朝地方政權組織也是文臣武將相結合的形式。然而，文臣的地位壓過武將，這使得地方上的武將也遭遇了與高層武將相似的境遇。這也意味著，地方上的文官勢力大肆擴張，鑒于在京的文臣高官都有使皇帝妥協的可能，地方上的形勢可想而知。許多文臣之間，或連結師友，或聯絡同鄉，在地方上形成一張張緊密又碩大的關系網，勢力繁復。

勢力愈盛的文臣也成為了明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群體，在土地兼并的社會大潮流中，失去土地的廣大平民，被迫成為流民。有明一代，流民問題一直存在，甚至越來越嚴重，到了明代后期更是積重難返。衣食不保的流民群體越來越龐大，無疑使得大明王朝社會內部不穩定性增加。流民成寇屢見不鮮，這既造成了地方社會的混亂，給百姓帶來災難，也導致了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削弱。與此同時，流民造反帶來的戰亂也會給地方帶來一系列問題，最典型的情況就是流民為寇給百姓帶來災難的同時，也使得許多普通民眾因受戰火影響而被迫成為流民，這也成為了明代社會難以解決的"惡性循環"。

面對這樣棘手的流民問題，明朝廷一直沒能妥善解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朝中占據話語權的文臣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不愿過多讓利于民，因此流民問題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流民成災，大大影響王朝對地方的控制，而流民之禍也最終葬送了大明王朝。也難怪崇禎皇帝臨死前仍然聲稱：諸臣誤朕，文臣皆可殺！

土木之變，大明京軍精銳損失慘重。

歷史上，京軍、禁軍損失慘重，導致朝廷對地方失去控制的情況非常常見。

不過，對當時的大明來說，似乎這些都不是問題。

朝廷京軍、禁軍損失慘重，導致地方失控的情況非常常見

自古以來，中央軍力削弱，則地方難制的情況非常常見。

周代，西六師、殷八師損失殆盡后，周天子在諸侯爭霸時成了擺設。

漢末，何進的禁軍被董卓吞并后，天下烽火連天不休，天子先后被董卓、李傕、曹操所挾持。

唐末，唐禁軍被黃巢起義、高駢割據所摧毀后，徹底失去了對天下的控制，唐天子先后被韓建、朱溫所挾持。

土木之變，明京軍精銳損失殆盡，連天子也被抓走了。

可是，大明朝廷卻依然能夠牢牢控制地方。

這是為何呢？

京軍雖損，但體系仍然正常運轉

前面所舉的失控例子，其關鍵在于：體系早已失靈。

周代的諸侯、漢末的郡守州牧、唐末的節度使，早已具備了割據一方的條件。

只不過，在中央尚有強大禁軍的情況下，各方多保持克制而已。

而土木之變時，大明的體系雖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運轉仍然良好。

大明軍制，軍隊分在近500個衛所中，每個衛所只有大約5600人。

各都司、衛所，主要武官雖為世襲，但其升調、襲替、優給、功賞，皆由兵部把控。

各衛所軍戶的勾清（軍戶中哪些人當兵），也都由兵部按冊勾選。

也就是說，“將無專兵，兵無私將”，這些都司、衛所的武官，只能按要求辦理訓練、屯田事務，并無私兵。

這些都司隸屬于五軍都督府，而聽命于兵部。

分統都司的五軍都督府，其所統都司、衛所，“內外相隔，犬牙交錯”，其所統都司、兵戶條塊分割，相互制約。

因此，無論是都司，還是五軍都督府，都不具備割據的條件。

土木之變，盡管京軍損失慘重，但是“將無私兵，兵無專將”的體系仍然沒有失控，地方自然也就不會有抗拒中央的能力。

京城附近的實力依然具有絕對優勢

土木之變，明京軍確實損失慘重，但是，其“內重外輕”的格局依然非常穩當。

早在朱元璋士氣，京師及周邊行省、北部邊地的衛所就占總數的2/3左右。

朱棣遷都北京后，“天子守國門”。北部邊地的衛所也可歸為京師周邊，而在朱棣進一步調整后，光是駐北京的衛所就達到72個，使“內重外輕”的局面進一步加重！

土木之變，明三大營精銳損失慘重，但各衛所依然運轉良好。

可以說，大明的體系仍然正常運轉，“內重外輕”的局面依然穩固，大明只需要從混亂中緩過來，就依然“穩坐釣魚臺”。

換而言之，土木之變，對大明來說是一次沉重外傷，雖然失血多，但各個器官尚能正常運轉。

大明只要及時停止受傷，及時止血，及時身體不能恢復到鼎盛時期，但活下來還是可以的。

重建中樞，追究責任，恢復體系運轉

土木之變，天子，及許多重臣或被俘，或陣亡，中樞系統近乎癱瘓。

中樞長期癱瘓，那么，系統失靈，天下一樣會混亂。

留京的朱祁鈺即皇帝位，于謙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其他各部官員缺額也陸續任命，政府機構得以重建。

體制，絕不只是一套流程，其執行是需要人的。

土木之變，如此大敗，朝廷威信受到極大傷害。

即使體制上得以運轉，但人心不能得到整肅，那么，情況也是會繼續危險下去的。

追究明英宗的責任是不可能的，但追究其他責任人也是可以的。

于謙等人抄斬王振全家，處死了王振黨羽，平息眾怒，使人心得以安定。

由此，以兵部、五都督府為核心的大明軍事，得以重新運轉起來。

充實京營，渡過危機

重啟體系后，在于謙的建議下，京營得以迅速重建。

首先，在于謙的建議下，石亨、楊洪、郭登等有一定威信的將領被提拔，為京營重組打下了人事班底。

接著，朝廷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入京，并召折將兵來京。

同時，朝廷又派人在京畿、山東、山西等地募兵訓練。

有了人，還需要裝備！

朝廷將南京庫存的2/3調入北京，甚至派兵到土木堡收集明軍丟棄的頭盔9000余，甲5000余，火槍11000余，神銃2萬余，神箭44萬，火炮800門。

很快，京城就云集了22萬軍隊，各類裝備充實。

隨后，北京保衛戰，京營明軍擊敗瓦剌，穩定了形勢。

以危為機，重建三大營

北京保衛戰前，形勢緊急，來不及系統重建。

北京保衛戰后，于謙主持了整頓，使明軍京營戰斗力得以重振。

1、重建三大營。

三大營，是大明的野戰主力。土木之變，基本被打殘。

北京保衛戰后，于謙根據京師軍隊的強弱，選出10萬精兵立為三營。

2、以危為機，創立團營。

土木之變，雖主要源于指揮失誤，但也暴露出三大營的戰斗力大幅下降。

于謙認為，其關鍵在于體制的弊端。

舊有的體制下，戰時統兵將領平時不負責練兵，戰時臨時調撥，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指揮不靈。

此外，三大營強弱混雜，不利操練，更不利作戰。

而且，三大營規矩不一，每遇調遣，號令不一。

針對此，于謙做出了調整。

10萬營兵，又抽調出6萬精銳，分為3營團操，由石亨為總兵官，統一訓練、指揮。

此后，團營兵馬，又陸續擴充到10萬、15萬，分10營操練，每營15000人。

沒有入選團營的兵士，仍歸三大營本營，為”老家“。

團營，打破了衛所編制，成為精銳。

他們統一號令，訓練在一起，作戰也在一起，”兵將相習“，改變了舊制弱點。

從于謙開始，大明開始了軍制改革，反而使正統年間開始下降的明軍戰斗力得到了一定改善，鞏固了統治。

總的來說，作為較晚的封建王朝，大明有比較成熟的軍制。

在此軍制下，即便大明京軍遭到一定損失，地方仍然難以對抗中央。

而于謙以其魄力，挺身而出，擊退瓦剌，穩定形勢。

此后，于謙又改革兵制，創立團營，加強軍事訓練，使京師防御力量進一步加強，鞏固了明帝國的統治。

大明的軍制，使大明不會因為京營一時的損失而喪失對天下的控制。

然而，如果沒有于謙等人的挺身而出，及時改革，大明也很難繼續統治200年。

土木堡事變明朝失去了京軍主力，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深刻改變了明朝的走向。

在此之前，大明皇帝可以依靠的力量包括：宦官集團、武將勛貴集團、文臣集團。三大營是中央主力軍隊，威懾四方。其中最為堅定的武將勛貴集團，是為大明打下江山的徐達、常遇春，以及明成祖手下將領朱能、張輔等名將的后代。他們因軍功世襲爵位，并掌握軍權，武將對文臣有很大的平衡作用。

土木堡事變，不僅明英宗被俘，大太監王振被殺，隨行的文官被殺，大明的武將比如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也戰死，武將勛貴一掃而空。

于謙

土木堡之變以后，在京的大臣自動以于謙為首領，以天下為己任，承擔起保衛北京的責任。這些文臣不立英宗的太子，而是擁立郕王繼位皇帝，而且當著郕王朱祁玉的面，將太監王振的余黨打死。又指揮武將，組織兵馬抵抗瓦剌也先的軍隊。

在于謙的帶領下，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文臣集團也牢牢地掌握了帝國實際的權力，宦官集團自然被剝奪權力，武將地位下降，形成了以文馭武的局面，甚至皇帝的家事，也由大臣議定，比如在是否迎回明英宗，如何安置明英宗等皇家大事上，文臣都有很大決定權。

這里無意詆毀于謙的為人及其功勞，于謙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抵御外族入侵，保衛了國家的安全，是民族英雄。但這樣的后果，導致皇權下降，使中央自然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大臣以不能增加民生負擔為借口，不允許增加稅收，導致中央沒錢。文臣不僅不用交稅，還通過手中的權力大肆圈占良田莊園，成為隱形的富翁，還通過培養學生，形成鄉黨，甚至下野了也能開辦書院，諷刺影響朝政。明朝，是皇帝與文臣共天下。

明朝大臣

不僅如此，明朝的大臣還給皇帝定下很多規矩，比如皇帝不要出北京，最好不要出皇城；皇帝要愛民，要簡樸節省，不能派太監開礦收稅，與民爭利；皇帝要尊重大臣，批準內閣的票擬等等，只有這樣才是好皇帝，才是明君。如果哪位皇帝做的稍微出格，就會面臨雪花般的文臣的上書，一群群人的勸諫，甚至死諫！這時候，文臣只需要一個名義上的皇帝，而這個皇帝是誰，已經不重要了。

文臣已經將地方牢牢控制，尤其是江浙文人控制了朝堂，更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只不過名義上，還有一個共同的大明。在文臣的主導下，明朝選擇了保守的國策，不再尋求開疆擴土，不再增加軍隊開支，還限制朝貢次數和賞賜（主要是對蒙古的朝貢方式的貿易），宗旨就是減少中央支出，保護文臣在家鄉的利益。在萬歷皇帝的早年，大臣張居正曾經獨掌朝政10年，是帝國真正的決策者，名為相實為攝。

張居正

但真到了西北有旱災，需要東南援助的時候。控制朝堂的文臣仍然拒絕加稅，也沒有大力賑災，導致農民起義，流民遍地。

而皇帝只能利用文臣之間的矛盾和黨爭，或者冷處理，實在不行對部分大臣進行庭杖，或者依靠太監平衡文臣的勢力，也曾經收回部分皇權。但有明一代，皇權最終也沒有將臣權壓下去，最終也是亡于文臣之間的黨爭。以致于崇禎皇帝臨死前仍然聲稱：諸臣誤朕，文臣皆可殺！

對此，瓦剌也先也很絕望，從朱元璋開始，到朱棣，到朱瞻基，幾十年來，明朝將領有事沒事帶一大票軍隊來草原旅游，自己只能到處跑，好不容易出現一個腦袋進水的明朝皇帝，自己把自己50萬明軍坑沒了，自己終于揚眉吐氣了一番，但是依然攻不下北京城，這劇本不對啊，不應該是自己重現金國攻克北宋，俘獲二帝（朱祁鎮和朱祁鈺兩兄弟）的榮光，順利稱王嗎？

瓦剌也先的疑問也問出了這道問答的疑問。

明明在土木堡，明朝損失掉了京軍主力，為什么北京城還有那么多軍隊？為什么明朝沒有天下大亂？為什么中央朝廷還能控制住地方？

這不科學！

而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從明朝衛所制度中尋找答案。

衛所制度

明朝學習和模仿唐朝府兵制度，創造出衛所制度，衛所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平時把軍力分駐各地方，戰時才命將出師；將不專軍，軍不私將，軍隊屬于國家。

衛所為明朝初期軍事上的基本組織，其編制以保甲法為基礎。明制保甲稱為里甲，每里十甲，每甲十戶，又甲首一戶，每里共百十一戶。衛所的編制也和保甲制差不多。

根據《明史》記載：“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此以成軍?！?/strong>

這里的衛指的是一兵團單位，設有指揮使（也就是一衛最高軍事指揮官），管轄5個千戶所，一共5600人；每千戶所（1200人）管轄10個百戶所（120人），每百戶所管轄2個總旗；每個總旗管轄50人左右，小旗管轄10人左右；各衛又分統于都指揮司，簡稱都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衛所，一共有17個都司、3個行都司、1個留守司，392個內外衛，65個守衛千戶所。

明成祖朱棣開疆拓土之后，增設許多新衛所，最巔峰的時候一共有16都司、5個行都司、2個留守司，493個內外衛，359個守御、屯田、群牧千戶所，各依其方位，分別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所謂五軍都督府，也就是左、右、中、前、后都督府，是明朝初期最高統軍機關，設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命事。

明太祖初下集慶，設置行樞密院，自己為最高主官；又設置諸翼統軍帥府。把樞密院改置為大都督府，以自己兄長之子朱文正為大都督，全國衛軍都屬于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事。后來又因為軍權太重，在洪武十三年在南京將大都督府改為五軍都督府。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在永樂十八年，又在北京重新設立五軍都督府。

都指揮使司，為地方最高軍事機關，統轄省內各衛所，與管民事的布政司，管刑事的按察司，并稱三司。

都指揮使司設立都指揮使1人，都指揮同知2人，都指揮金事4人，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也就是說都指揮使司雖然管轄軍隊，卻只是地方軍事長官。

與五軍都督府平行之機關為兵部，設有兵部尚書、左右侍郎各1人，下設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司。

在明朝初器，兵部與五軍都督府職權是如何劃分的呢？

五軍都督府總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詳細地說就是兵部有發號施令之權；五軍都督府有統率之權，而無發號施令之權。

將領屬于五府，士兵統于都司，遇有征伐戰爭，則由兵部選好將領充當總兵官，調衛所軍率領之；打完仗之后將領將所佩印還于朝廷。與唐朝的府兵制很是接近。

兵歸衛所，雖然將不知兵，兵不識將，但是由于明朝初期和明朝中后期不同，開國勛貴地位最為尊崇，權力也最重，一般打仗都是武將作為統帥，文臣作為參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明朝初期，將領們倒也能發揮正常水平，比如在朱棣、朱瞻基手里，明朝依然可以開疆拓土，還革除了五代以來諸侯或者藩鎮專擅軍權的弊病。

如果不出意外，明朝初期這種勛貴武將位高權重，文官靠邊站的情況怎么也要和漢朝、唐朝一樣，延續個百來年，才逐漸走向衰落，乃至于消亡。

然而明朝開國才幾十年，就碰到了和宋徽宗一樣不靠譜的皇帝——朱祁鎮，直接把明朝開國勛貴武將集團全部葬送。

兵士的來源

明朝初期衛所兵士的來源，大概可分四類：

一、“從征”，明太祖起兵的時候帶出來的部隊；

二、“歸附”，明朝初器削平群雄所得到的部隊及元朝降軍；

三、“謫發”，因為犯罪遷隸為兵士者；

四、“垛集”，朝廷按人口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的原則征的兵士。

關于從征、歸附、謫發，《明史·兵志》記載：“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strong>

從征和歸附兩類兵士，都是明朝建立前的老軍隊；謫發一項則純粹以罪人充軍，名為恩軍，也被稱之為長生軍。

而垛集軍才是衛所軍最大的來源。

《明史·兵志》記載：“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勺婕次?，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strong>

以上四種類型的兵士皆為世襲兵，子子孫孫相承；世世代代軍籍，不得更易。其居住地址限于指定的衛所，非經特準，不能遷徙。直系兵士壯丁死亡或老病，則由族丁或余丁替補；比如住在衛所的軍戶主家死亡，必須勾取原籍族人補充進去。所有兵士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其戶口稱之為“軍戶”，隸屬于都督府，與民戶隸屬于戶部完全不同。

在明朝，軍戶和民戶的區分特別嚴格。

正因為有衛所制度和這些規定，所以在土木堡事變之后，明朝軍隊元氣大傷，但并未傷及基本。

因為所謂的京軍主力大部分都是從征、歸附兩類兵士，謫發和垛集都比較少，謫發兵士因為是罪人的后代，所有駐守地區大部分都在邊遠苦寒之地；垛集兵士是征兵而來，大部分都在地方上，不在北京城內。

也就是說朱祁鎮帶走的50萬軍隊絕大多數都是從征、歸附兩類兵士，而明朝軍隊的主要來源是垛集軍，他們在地方上，并沒有受到多大的創傷。

垛集軍全部散落在地方上，這也就是為什么北京城保衛戰的時候，朝廷下達勤王命令的時候，明朝各地都冒出了大量勤王部隊，這些部隊就是地方衛所上的衛所垛集軍。

雖然到了明朝中后期，衛所制度產生了種種弊病，但是在明朝初期，這是一種很先進的制度。

憑靠著衛所制度，明廷和于謙才有與也先和瓦剌軍對抗的底氣，最終瓦剌軍在北京城下轉了一圈，實在攻不下來，只能灰頭土臉地回去。

而明朝也因為衛所制度，沒有演變成北宋末期的動亂，實乃國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