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有些人會覺得，安祿山造反，是因為部下都是番族軍隊，對唐朝朝廷不夠忠誠的原因。

但實際上安祿山的叛軍集團確實有數十個民族的武人構成，但漢人也一點都不少，甚至還是造反的主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評書《薛剛反唐》中薛剛的原型薛嵩，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之孫，范陽節度使薛楚玉之子。根正苗紅的開國元勛之后，居然也參加了安史叛軍。還好后來找機會又歸順了。

從安史亂軍的士兵構成來看, 既有少數民族人, 也有漢族人。如張通儒屯守在長安的10萬人中, 多數是奚人。 張獻誠所率的萬余人多數是由漢族人組成的團練兵。 李庭望在東襲寧陵、襄邑時, 率領“ 蕃、漢二萬余人” 。安祿山攻取河北后, “ 郡置防兵三千, 雜以胡兵鎮之” 。

為什么這些漢人士兵，會不顧大節，向大唐朝廷反戈一擊呢？

在整個唐朝初期，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府兵制，簡單的來說就是國家免費發給你田地，甚至還發耕牛和農具，你家則需要耕種，繳稅，以及派男丁服兵役來回報。如果你在戰爭中立功，可以用軍功換取田地。

府兵制下人民其實是過的非常苦的，很多史料記載唐朝初期政治清明，治安很好，其實原因是人民忙于服兵役，每個人的生活完全被朝廷控制著。不過好歹如果朝廷真能兌現田地，農民至少還活得下去。

但是今天我們都知道，朝廷政府這東西，如果缺乏外界監督，那么再好的政策肯定執行不下去，唐太宗的時代還可以，到了唐高宗接任時，已經出現了不少軍人發現獲得的軍功得不了獎勵，只是個名義而已。

不但得不到賞賜，府兵們還發現自己成了兵部的奴仆，經常被命令去做一些額外的工作，雖然法令說這些建立了功勛的士兵地位和公卿并列，但實際上卻連小吏都不如。于是府兵們逐漸失去了對朝廷的信心，出現大規模逃亡。

這個過程，無論是唐高宗，武則天。。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都無法阻止，也就是說唐朝衰亡的根源，是從唐朝初年就開始的。府兵制和后世明朝的衛所制度一樣，其實都是短時間有用，但會隨著時間進展不斷退化的。

最后的解決方法，就是募兵制。

唐玄宗后期邊軍的兩大骨干是安祿山的東北軍和哥舒翰的西北軍，前者有18 萬兵力，后者有15 萬兵力。基本都是募兵制。

募兵制會帶來幾個大問題:第一，必須給士兵發工資了。

唐朝募兵的費用很大部分來自地方財政，對普通的北方士兵來說，他們的衣食來源都來自于安祿山，自然是知安祿山不知朝廷，跟著造反也是沒有選擇的。

第二個問題是兵為將有，誰給飯吃就聽誰的，這個問題實際一直到民國都是如此，在建立現在的財政體系之前，永遠存在。

關于安祿山造反，近代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有這么一段話：

安祿山的勢力，是唐室用中國財富豢養成的胡兵團。此種胡兵團，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沒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們一旦羽翼成長，自然要撲到唐室的內地來。

但實際上，安史之亂的叛軍，是由各個民族的將士組成，其中的漢人也占了極大比重。身在盛世，這些大唐軍人為什么會跟隨安祿山反叛朝廷？

首先跟那時的軍制有關系：府兵制的崩潰、募兵制的崛起，由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變成將領擁有私兵。

從南北朝時期的西魏、北周，再到隋朝、初唐，它們在這兩方面高度一致：關隴貴族、府兵制。

所謂關隴貴族，是近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宇文泰創立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體系。這二十大家族，是其后100年中原王朝的實際統治集團，隋朝楊氏出自十二大將軍、李唐王朝出身于八柱國。

而這一體系，是與府兵制直接掛鉤的。全國各地設立兵府，其中的軍人就是府兵；府兵并不是專業軍人，而是“兵農合一”——他們平時是在家耕地的農民，農閑時期由專業軍官帶領進行訓練；一旦遇到戰事，就自備武器、馬匹等一眾物資前去兵府報到，其后隨軍出征。在初唐，他們每年還要輪番前去皇宮宿衛。

這一制度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朝廷保證他們名下有地、有家有業，而且作戰還有機會加官進爵、獲得封賞，其愛國心、責任感自然爆棚。初唐時橫行東亞的大唐軍隊，就是由這群老實巴交的老百姓組成的。而且平時將、兵是分開，幾乎徹底杜絕了武將擁兵自重的情況。

唐太宗李世民時期，大唐奉行主動出擊、扼敵于萌芽之中的戰略，那時的唐軍隊伍精干、名將濟濟、裝備精良、效率極高，府兵總有輪休的機會；

到了唐高宗時期，大唐周邊戰事頻繁、戰線拉長，由以前的突襲戰變成拉鋸戰，府兵作戰周期延長，輪換期被拉長；

武則天時，對外用兵極少，府兵制度逐漸崩壞，甚至很多府兵死亡、逃跑后，官府都不能及時清點；

到了唐玄宗初期，鑒于府兵人手不足的現狀，他采用宰相張說的建議，以招募方式挑選宿衛禁軍，后來改名為“彍騎”。同時，由于當時大唐四處征戰，戍邊的府兵曠日持久耗在邊疆、處境困苦；由于制度日漸腐敗，還出現了軍人被邊將當成苦力、奴仆的情況，如此一來，大量應當充當府兵的百姓紛紛逃亡，各地的兵府已經組織不起足夠兵員。

因此，到了公元749年，李隆基全面停止府兵制，大規模推行募兵制，軍人成了一名專門的職業。盛產精兵良將的地方，除了尚武的關中等中原地區外，那些弓馬嫻熟、驍勇善戰的少數民族百姓，也紛紛投入到這個行當。因此，當時的北方邊鎮唐軍，幾乎都是漢、蕃混雜的。

同時，在之前，邊鎮的統帥大多不允許連任，保持頻繁更換，而且還有機會調進朝廷，以此杜絕將、兵勾結；

到了開元年間，李隆基致力于開疆拓土、“有吞四夷之志”，為了避免頻繁換將帶來的戰斗力下降，邊將甚至十多年都不更換；

而到了天寶年間，李林甫為了斷絕邊將入朝為相之路，大量推薦蕃將擔任節度使（胡人基本不具備當宰相的素質；而且朝里沒靠山，不會拉幫結派），哥舒翰、安祿山、高仙芝、安思順等大量少數民族將領紛紛擔任了節度使，安祿山甚至一人身兼三節度。

就這樣，原本的將、兵分離制度，到現在演變成了穩定的上下級關系；同時，為了便于節度使能夠整合、調動各項資源打仗，唐王朝賦予了他們更多的權力：“節度使多兼按察、安撫、度支諸使，土地、人民、甲兵、財富皆有之”（錢穆），節度使實際上已經成了一方的土皇帝，擁有財政、軍事、人事等各項權利。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節度使幾乎擁有對下屬軍人的提拔、獎懲等一切權力；人心都是很現實的，有奶便是娘、拿人錢財替人消災，軍人逐漸向“私有化”的趨勢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來講，那時的節度使是否忠誠，除了要靠唐王朝的籠絡、管理外，節度使本人的觀念就極其關鍵。不過，當時的大部分蕃將，比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順、王思禮等，要么出自勛貴家族，要么是軍人世家，漢化程度較高，頭腦中的忠君愛國思想較為濃厚，而且權力有限，并沒什么不軌的心思。

但一人身兼三大節度的安祿山，可謂是這個體系中的BUG。

安祿山出身低賤，他和史思明都生于營州柳城這個多民族雜居的邊地。長大后，他在邊鎮從事類似于中介、翻譯的業務，不僅能夠掌握六門少數民族語言，更在常年的摸爬滾打中形成了善于揣摩、精于投機倒把的性格特點。

隨后的安祿山由于盜竊差點被時任范陽節度使張守珪處死，但他成功用豪言壯語引起了對方的好奇，其后成了唐軍的一名偵察兵。他靠著自己對邊境的熟悉、對各族語言的掌握以及驍勇的性格，立下無數戰功，并被張守珪收為養子、成了一名將軍。

安祿山真正飛黃騰達，源于他攀上了李林甫這棵大樹。在這位權臣的幫助下，安祿山充分發揮自己察言觀色、揣摩人心、投機倒把等方面的能耐，一步步成了李隆基身前的當紅炸子雞，不僅身兼三大節度使，甚至還破天荒的被封為異姓王。

但這種沒文化、沒道德的人，權力越大、危害就越恐怖。常年覲見李隆基的經歷，讓他越來越覬覦中原的繁華、驕奢淫逸，對邊鎮的困苦、寒冷環境越發不滿；隨著權位越高，他的不軌之心也越發強烈。

造反首先需要隊伍，情商極高的安祿山，拉攏人心特別有一套：

他有識人、用人的眼力，而且提拔人才不拘一格，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這些后來安史之亂中的悍將，都時安祿山親自從基層將士中提拔起來的；

他發揮自己出身胡人、精通多種胡語的優勢，刻意拉攏各少數民族將士，甚至還收養了8000名同羅、奚、契丹等各族驍勇為養子，命名為“曳落河”；

早年的中介生涯，形成了安祿山出眾的經商頭腦，他暗地里派出大量胡商前去各地做生意，每年盈利可觀“歲輸財百萬”，這就為他準備物資裝備、收買人心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安祿山幾乎把手下鎮兵變成了自己“安家軍”。

公元754年，安祿山向朝廷請示：“我手下將士常年討伐奚、契丹、九姓胡、同羅等，功勛卓著，望陛下能夠越級封官賞賜，請準備好委任狀，由我統一發給他們。”

李隆基大手一揮，給了2500張人名空白的委任狀，安祿山大肆提拔親信，進一步堅定了將士們跟隨他的信心。

公元755年8-10月，安祿山在跟親信們敲定謀反細節后，多次宴請士卒、厲兵秣馬；隨后他偽造圣旨，召來主要將領宣布：“皇上有密詔，讓我率兵入朝，討伐逆賊楊國忠。”眾人當然知道這是啥意思，他們目瞪口呆，但無人敢出言反對。

11月，安祿山率領麾下平盧、范陽、河東三鎮軍隊，以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各族士兵，共十五萬人，在薊城南門檢閱誓師，隨后大舉南下。

對于這一場景，史稱“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噪震地”，《長恨歌》更加傳神：“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100多年沒經歷過戰爭的中原地區，瞬間由歌舞升平淪為人間地獄，將大唐王朝攔腰打斷的安史之亂正式爆發。

叛軍士兵固然可恨，但身在亂世，小人物并沒有選擇自己命運的權利。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既是安祿山這種沒有節操的野心家，更是李隆基、李林甫、楊國忠等廟堂之中的弄權者。

安史之亂中，為什么許多唐朝軍隊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過，卻愿意跟著安祿山造反？確實這個問題很值得探究，為什么在唐朝的盛世時期，卻發生了安史之亂這種規模的內亂？為什么那些軍隊要造反？可以說這些問題，如果用對安史之亂的傳統觀點的去看，可能很難理解，但如果從安祿山本人的身份，以及安祿山周邊將領和軍隊的構成來看，恐怕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了。

安祿山其人其族

關于安史之亂的原因，中國傳統的觀點還是多數從統治者和人民的矛盾，以及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這個角度來解釋，這些年則更多地從安祿山個人和其它唐朝大臣之間的矛盾這個角度解釋。當然這些角度也都不無道理，但卻很難解釋在仍然處在“盛世”階段的天寶年間，為何安祿山能動員起如此巨量的軍隊，與其一同發動規模如此之大的叛亂，以至于將整個盛唐在八年之間就打沒了呢？

（唐朝壁畫里的粟特人，安祿山的真實形象可能和這些人很接近）

所以要解答這個疑問，就得好好看看安祿山是什么人，他周圍團結起來的又是什么人，他們究竟為什么愿意和安祿山一起叛亂。當然首先還是得說安祿山是什么人，傳統古籍里一般都只是說安祿山是雜胡，混血胡人。但現代通過對敦煌等地的一些粟特文文獻進行研究之后，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安祿山是在隋唐時期大量移居中原的粟特人與突厥人的混血，或者是被突厥人收養了的粟特人，其自己的民族認同基本是粟特人。

（粟特人的祖居地）

而粟特人則是中亞地區一個說伊朗語族語言的民族，在中國古籍里被有時會被稱為昭武九姓。中原人這樣稱呼粟特人是因為中原人認為粟特人和大月氏有傳承關系，而大月氏最早是從甘肅昭武地區西遷到中亞的，所以叫他們昭武九姓。而安史之亂的另一個主角史思明則是出身于遷居中原的突厥部落，但粟特人早在隋末就臣服于突厥，后來歸唐也是跟隨突厥，所以史思明雖然是突厥人，但在當時的東北地區成長時也是和粟特人雜居，也認同粟特，所以他死后的謚號就叫“昭武皇帝”。

而粟特人很早就開始生活在中亞，這里是不同文明互相交流碰撞的交通要道，所以造就了這個民族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一是他們是一個行商民族，從漢朝到唐朝時期，他們都經常在絲綢之路上扮演東西方不同民族貿易中間人的角色；二是因為總和不同民族做生意，使這個民族的人普遍都會多種語言。比如史書記載安祿山和史思明都“通六蕃語”，也就是這兩個人都會六種以上的語言。

（唐朝的粟特人俑）

而因為這些粟特人和突厥人都會多種語言，被唐朝認為在處理外交事務上很有天才，所以在唐初時大量被遷居到了東北地區，讓他們和當時也不斷給唐朝制造麻煩的契丹、奚、室韋等少數民族打交道。應該說這個思路本身是不錯的，但是唐朝卻忽略了粟特人除了會說多種語言，會和不同民族打交道之外的一個特點，即粟特人全部篤信一種異域宗教。

陌生的宗教戰爭

粟特人信仰的這種宗教叫祆（xiān）教，也叫拜火教。是一個古波斯人創立的宗教，是一種歷史非常悠久的宗教，從誕生時起就廣泛流行于波斯到中亞地區，因此也是世代生活在中亞地區的粟特人世代所信奉的宗教。

而祆教也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一樣，具有組織性極強的特點，其宗教領袖是其社會組織中絕對不可或缺的一員，很多時候其影響力都要超過政治領導者。而“恰好”，安祿山就出身于一個祆教高級神職人員家庭，他的母親就是一個祆教的高級祭司，他的名字“祿山”甚至就是粟特語里“光明”（Roxsan）的意思，而光明正是祆教所崇拜的神的象征，而他死后，史思明給他的謚號也是具有明顯拜火教象征的“光烈皇帝”。所以其實安祿山從出生開始，就是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群體里一個接近于神的重要宗教領袖。

（拜火教宗教儀式，安祿山和胡商們一起“邀福于天”時舉行的儀式與此類似）

而且其實還不只安祿山，史思明的名字里，祆教的光明崇拜其實更明顯，而史思明其實是唐玄宗為其改的漢名，但唐玄宗改名也是根據他原名的含義所改，所以其實史思明的名字里，祆教宗教領袖的象征也和安祿山一樣明確。而根據離安祿山時代最近的史書《安祿山事跡》記錄，安祿山時常和大量粟特商人聚會，一起“邀福于天”，也就是安祿山會經常主持祆教宗教儀式，以此來團結粟特人，以及和粟特人特別接近的突厥人。

所以安祿山起兵之時，他軍隊中的核心人員其實是以宗教信仰團結起來的粟特、突厥將領，以及他們在東北幾十年經營過程中收服的大量當地民族人員，如奚族和契丹人。但這可不意味著安史之亂是民族戰爭，因為在安史叛軍里，也同樣有大量漢族將士。而在同期抵抗安史叛軍的唐軍里，也同樣有大量不同民族的將領，而這些將領對唐朝忠心耿耿，為最后唐朝能夠平定安史之亂也立下了汗馬功勞，比如突厥人哥舒翰、仆固懷恩、高麗人高仙芝和王思禮、契丹人李光弼、龜茲人白孝德，而李懷光則是靺鞨人，李抱玉則干脆就是粟特人。所以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是以民族來劃界的，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而這就讓這場戰爭更像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宗教戰爭了，即敵對雙方不是因為民族，而是因為信仰劃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安史之亂，其實就能看的比較明白了。

（安史之亂形勢，當時東北地區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因為唐朝時，通過對外征服接納了大量來自不同民族的人群。但唐朝接納這些民族之后，也很自然地開始同化這些民族，包括粟特人，也就是像歷史上其它被漢族同化的民族一樣，使他們漸漸接受中原的生活方式和相對世俗的信仰。但相當部分的粟特人，也包括一部分和粟特人非常接近的突厥人，因為信仰具有嚴密教義同時組織性極強的拜火教，所以不愿意被同化，因此就以安祿山這個拜火教教主為核心形成了秘密團體，最終以這個粟特-突厥拜火教團體為核心，聚集了東北地區大量不同民族的軍隊，利用唐朝時的各種矛盾，發動了叛亂。

但宗教畢竟不能和民族劃等號，所以當時大量不信仰拜火教的突厥人和其它民族的將領，包括像李抱玉（原名安重璋）這樣的粟特人并不認同安祿山等人因為宗教原因發動的叛亂，所以自始至終效忠唐朝。但因為中國古代對宗教戰爭始終沒有明確的認識，所以感覺安史之亂像民族戰爭，但又不是民族戰爭，像官場權斗但又不是官場權斗，所以才形成了對安史之亂究竟為何發生眾說紛紜卻誰也說不清楚的情況。但在了解了其它文明里廣泛存在的宗教戰爭之后，其實就可以很明確地看出來，安史之亂就是一場中國人雖然感到陌生，但卻實實在在發生在了古代中國的宗教戰爭。

電影《妖貓傳》中，宴會最高潮的片段，是唐玄宗和愛將安祿山君臣合作，一人披發擊鼓、一人揮刀起舞，展現出的是一幅張力十足的畫面。

真實的歷史，兩人的關系也大體如此，玄宗和安祿山在音樂歌舞上極有共鳴。但玄宗絕對想不到，眼前這個體態肥碩，但跳起舞來卻很靈活的大胖子，會在未來斷送自己一手締造的開元盛世！

安史之亂，猛地給了唐帝國腰斬的一刀，此后唐朝雖然還存在，但卻從此進入了由盛轉衰的中晚期，藩鎮割據、宦官干政、外敵入侵接亂不斷，再也不復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輝煌。

從表面來看，后世很多人都認為唐朝的衰亡，起因就源自于安史之亂，但這一切真就是安祿山一介武夫所能主導的嗎？如果那時的唐朝真如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好，北方那些軍隊怎么會追隨安祿山，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嗎？

因此，在關注安祿山這個點燃火藥桶的罪魁禍首的同時，還需細究開元盛世繁華之下潛藏的危機，才能對這場對唐帝國影響深遠的叛亂，建立起全面深入的認識。

如果非要給安史之亂找責任人，那么除了安祿山、史思明等叛軍將領外，還有一個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就是主政大唐帝國的玄宗！

玄宗曾經是一位明君。從武則天退位到玄宗登基這段期間，帝國高層內部發生了神龍政變、韋后之禍、太平公主動亂等多次震蕩，極大地損傷了朝廷的元氣，致使吏治混亂、人心惶惶。

而在撥亂反正，將國家重新導入正軌的過程中，玄宗的作用很大，所以才能撇開嫡長子繼承制的游戲規則，越過大哥登上太子的寶座，并且很快在父親唐睿宗李旦的禪讓下，順利接管整個帝國。初登大寶玄宗他雄心勃勃，決心帶領大唐重現當年的榮光。

政治上，玄宗改革以往臃腫的權力機構，對吏治進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機構的辦事效率，重用賢臣，修訂律法；經濟上打擊豪門士族，解放勞動力，打擊佛教勢力，大力發展農業；軍事上對兵制進行改革，在邊境地區大力發展屯田，擴張疆域。

如此努力數年，唐朝進入全盛時期，國力空前強盛，社會經濟極度繁榮，開放包容、八方來朝，因年號為“開元”，史稱“開元盛世”。這樣的成就，足以讓任何一位皇帝為之驕傲自豪。

但玄宗驕傲過頭，認為自己將這一生的工作都做完了，從此縱情聲色，沉迷于享受之中，再也沒有了先前的勵精圖治精神，也不復改革時的節儉之風。

更離奇的是，玄宗竟然不顧禮法，和兒媳婦壽王妃楊玉環談起了戀愛，在搞了一出太真娘子出家的把戲后，正式將他接入后宮封為貴妃。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玄宗對楊家大肆封賞，楊貴妃的大姐封為韓國夫人，三姐封為虢國夫人，八姐封為秦國夫人，兄弟們也都有爵位。楊家的發跡，居然帶動了唐朝民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社會風氣！

每年冬天，玄宗帶著楊貴妃去華清宮過冬，楊氏三姐妹也隨行。她們的馬車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如果騎馬，則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

還有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靠著裙帶關系平步青云，當上了大唐的宰相。本該是調和朝廷上下的角色，但楊國忠內與太子不合，外又跟安祿山疙疙瘩瘩，同時在南詔之戰中央直屬部隊損兵折將之時，對玄宗又極盡欺瞞，導致唐朝軍事步入邊軍強、朝廷弱的困局。

結果誰為此買單？還不是大唐百姓嘛！

玄宗、楊氏一族及其他權貴消耗的是民脂民膏，當時的情形，就像杜甫的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統治階層有多快樂，底層百姓就有多凄慘。再加李林甫、楊國忠等奸臣當道，朝政腐敗，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化。

以上，是玄宗后期政局的整體大環境。朝廷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

唐朝初年，采用的軍制是府兵制，其特點是兵農合一，平時是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但由于土地兼并日漸嚴重，府兵養不活自己，平時還被上級將領侵吞財物，因此無人愿當府兵，到玄宗時期不得不改為采用募兵制。

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到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系。換言之，士兵們的軍餉來自于地方，拿誰的錢，便為誰賣命。只知有將領，不知有朝廷。

尤其設立節度使制度之后，這些人名為節度使、實為軍閥，其權力越來越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再想節制可就難了。

到天寶元年，邊軍達到49萬之多，占全國軍隊總數八成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就有15萬人。而中央軍不僅數量少，質量也比不上，中原已經一百來年沒打過仗，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猝不及防、不堪一擊。

所以，北方軍隊愿意跟著安祿山作亂，一是因為大唐的繁華和他們似乎沒有太大關系，二是因為在玄宗的縱容、忽視之下，地方割據勢力早已形成，邊軍對朝廷沒多少認同感，只忠于統領自己的將領。

安史之亂時，漁陽鼙鼓動起來，安祿山一聲令下，范陽等地的“大唐將士”紛紛調轉槍口，直撲中原。

當時的大唐，雖出了不少問題，但總體上仍處于盛世。為何這些軍人放著“好日子不過”，非要跟著造反呢？

士兵有沒有好日子過，取決于節度使

對于當時的大唐軍人來說，有沒有好日子過，完全取決于節度使。

初唐時，大唐是府兵制。將士們“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都是有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自耕農。

開戰時，各折沖府的府兵奉命集結，朝廷派遣將領指揮。

戰后，將領該回朝當官的回朝當官，士兵們該回家種地的回家種地，各自過各自的好日子。士兵以后的日子過得好不好，主要看種地的能力和運氣。

可是，隨著經濟發展，土地兼并嚴重，均田制被破壞，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大唐將士逐漸以募兵為主。

所謂募兵，就是職業軍人，升遷榮辱，甚至全家生計，都要仰仗將領。

如此，士兵們跟將領之間，形成了人身依附關系，是“兵為將有”。

對于士兵來說，有沒有好日過，就要看將領的了。

有一定的把握

當然，造反畢竟是殺頭的事，如果沒有什么希望，那管什么人身依附不依附的，都不會去送死。

所以，盡管有許多朝代都實行募兵制，比如東漢、魏、晉，以及后世的兩宋，但也沒有經常捅出這么大簍子。

這是因為，不論實行何種兵制，朝廷都有一套控制、防范地方軍隊的系統。

1、內重外輕。

不管你外面是募兵還是征兵，只要朝廷直接掌握的軍隊占據絕對優勢，地方一般不敢找死。

以曹魏為例，即使是三國時期，戰爭頻發，但部署于洛陽的中軍依然占據絕對優勢。

所以，盡管司馬懿擔任過荊州、雍梁的都督，但只有在洛陽政變成功才能成功奪權。

至于后世的兩宋就更不必說了，謹慎得令人發指。

2、規范地方軍政長官權限。

如果對地方軍政權力分配得好，那么，就算地方上的強力人物要造反，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還說曹魏。

都督、刺史、將軍各有權限。

都督雖權重，但不得過問民政、財政，經濟上要靠朝廷，腰桿子硬不起來。

都督雖雖掌軍，但沒有人事任免權，不能隨心所欲安插親信，排除異己；位權再高，也不能振臂一呼，反了朝廷。

所以，淮南三叛，雖然淮南幾位實力派人物都討厭司馬家，但就是聯合不起來，只能此起彼伏，被人家各個擊破。

可是，唐玄宗大約覺得自己太牛逼了，卻不太講究這些”條條框框“。

或許是為了加強對外戰爭的”指揮效率“，也或許是因為大唐邊疆太遠，調度不便，大唐給節度使賦予的權力極大！

節度使不但掌握軍隊，還掌握民政、財政，有錢、有兵、有糧！

而在人事任免上，盡管節度使需報朝廷，但朝廷基本只”負責簽字“，節度使基本上一手遮天。

同時，為了急求邊功，他把主要的資源悉數配置于邊境，交付于各節度使手中。

天寶年間，天下共57萬人，但有49萬人跟隨各節度使部署于邊境，只有8萬人由大唐直接控制，部署于內地。

這幾乎就是給野心家打招呼：我家大門常打開！

動機

前面談的，是“有條件”造反。

那么，這些將士造反的“動機”是什么呢？

安祿山集團的成員來源非常復雜，既有胡人，也有漢人，既有出身貧寒者，也有名門之后，其“動機”不可一概而論。

不過，大底可分為3種情況。

1、安祿山真正的死黨。

安祿山是梟雄，他識人才，也能籠絡人才。

比如，田承嗣，原為盧龍小校，安祿山視察時發現他是個人才，遂大用。

此外，謀臣高尚原本是乞丐，孫孝哲原本是裁縫、李寶臣原本是奚族名人，蔡希德原本是普通士兵，這些人都被安祿山拔于行伍之間。

這些人，無論胡漢，都沒有沾過大唐盛世的光，是安祿山把他們從底層提拔起來，對安祿山忠心耿耿。

即使在安史之亂失敗后，已經接受大唐安撫的田承嗣，還公然建“四圣廟”，擊敗安祿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足見安祿山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

2、對楊國忠不滿者。

安祿山起兵，打的是誅殺楊國忠的旗號。

楊國忠確實不得人心。

不說安祿山的舊將了，就是曾經安祿山的死對頭哥舒翰，在戰敗被俘后，也請降。

死人堆里打出來的哥舒翰自然不是怕死之人，之所以請降，恐怕是實在受不了唐玄宗、楊國忠！

3、脅從者。

李泌在給唐肅宗獻策前，曾分析過安祿山集團的情況。

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余皆脅從耳。——《新唐書》

其實，在大多數時候，持明確立場，不惜赴湯蹈火的人物都是少數，大部分人都是隨波逐流。

安祿山在造反前，只有高尚等數人秘密商議，起兵前，佯稱接到密詔，要討伐楊國忠，因此，諸將來不及提出任何意見，就服從命令了。

這些人中，有的后來找準機會“反正”。

比如范陽節度副使賈循。他后來就企圖“反正”，未成被殺。

此外，顏書法家兄弟也曾短暫“詐降”后又反正。

不過，隨波逐流者仍不少。

比如，安祿山攻入洛陽時，數百官員投降，作為“偽官”，等到大唐反攻回來時，又有三百多“偽官”重歸大唐···

偏見

后世論及安史之亂，多要談及胡漢矛盾。

其實，安史之亂，并非民族戰爭。

交戰雙方，唐軍、叛軍，其中的胡漢比例差不多。

整場戰爭中，叛軍從來沒有提過“七大恨”這樣的民族矛盾。

安史之亂后，田承嗣、李希烈等節度使，皆是漢人，有的軍隊甚至基本以漢人為主，但不照樣割據一方，抗拒朝廷嗎？

因此，安史之亂、藩鎮割據，是中央-地方關系處理不當的結果，與民族矛盾并沒有太大關系。

動亂有兩種：一種是“逼”出來的。下面的人無法生存，只有造反；一種是“養”出來的。自己作死，主動放棄控制，導致失控。

安史之亂，就是后者。

總之，隨著封建經濟發展，土地兼并嚴重，府兵制轉變為募兵制，“兵為將有”是當時歷史的必然。

可是，這并不意味著地方就一定會“尾大不掉”，更不意味著一定會捅出大簍子。

遺憾的是，在兵制變化后，大唐統治者不即使調整制度，反而一味放任安祿山等人坐大，最終捅出了史詩級的大簍子。

大唐盛世，由此一去不返。

題主想說的大概是大唐盛世。

對于長安、洛陽或者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來說，這當然是盛世。財富從帝國各處匯集到這里。靠著家里的關系，這些名門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職——或至少是有利可圖的職位。他們寫詩，他們喝酒，他們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對于在邊境討生活的人來說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安祿山自己年輕的時候，日子就不大好過。他的父親是粟特人，或許是因為絲綢之路的生意，一路來到了唐帝國的東北邊緣。本來，安祿山也許還有一個殷實的童年；但他很小的時候，他爸就死了。他媽媽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后來改嫁了一個突厥小官。安祿山就要自己想辦法討一個生活。

他似乎做得還不錯。因為通曉各種雜胡的語言，他開始在邊境做一份口譯的差事，叫“互市馬牙郎”，這個郎是說他有了編制呢？還是說他就是一個口譯的人呢？其實我們也不清楚。可能是后者。今天，我們仍然不難想象這樣的角色。車展的時候，或是其他商貿展覽會的時候，很多大老板來來去去，駕馭著資本香車還有美人。他們有一些小跟班，一些我們現在稱為屌絲的人。拎一個包，哈一個腰，混點賞錢。

但這樣的地方也孕育著機會。他可以認一個干爹，和現在一樣。安祿山成為了節度使張守珪的養子，這樣他有了身份。他也有了真的編制：他做上了一個將軍。

他知道，這里生活著太多討一份生活的人。許多人還是胡人，甚至是雜胡，就像他一樣，胡人中的雜種。他們會騎馬，會和胡人說話——長安與洛陽，根本就不在意這些人的存在，這些人也許都不在戶籍，即使來到長安，大概也只能吹個笛子，表演個節目。然后遠遠地望著長安地香車美人，討一點賞錢。

但安祿山在意他們。因為他就曾經也是其中的一員。安祿山讓這些人跟自己混，給他們編制，讓他們做將軍。于是，就有了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安祿山是個欲壑難填的人，權勢是很多人都一生在追求的，有追求的人大多不會滿足于現狀，總想著進步。

安祿山不是漢族節度三使，人馬幾十萬，心腹大多外族，一個地方權鋒到了頂指的人，對大唐的歸屬感就不會很強了。

安祿山唬弄李隆基，看起來在皇上面前裝小丑，其實是拿李隆基當小丑，吃定了李隆基那么皇帝在他心里就沒了威嚴壓迫感，但是李林甫當宰相的時候他沒有反，他怕李林甫。

安祿山也是記李隆基好的，直到造反時還說對不起李隆基，可怎么走上這條路。

這就是節度使制度弊病，地方上軍政一起管，一把抓，那么對地方的控制力就強，等于就是自己地盤，又兼職三個節度使，還是靠在一起的，簡直是太可怕，后勤還是中央出，因為屬于國家軍隊。要錢要糧在當時來說是正常的，肯定是張大口要，有太多結余，李林甫當宰相，對情況掌握很深，錢糧人員調撥把握的很不錯，聽話表現好，就送點，有什么心思就緊點，安祿山有需求老被弄的欲仙欲死的，唬弄不了的人自然就心生畏懼。

楊國忠上來后，安祿山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安祿山，總是找茬，后來就整天和李隆基講安祿山要造反，安祿山當時還真沒想反，當地方太上皇日子太好過，還太特么不用太超心，但是自己的行為和做的事情卻也知道很多是不能做的，在軍隊搞肅反，養自己私軍，地方干部排擠殺害，用親信人，把個北方弄成獨立王國。雖然沒想反，可行為都是造反的行為，心虛，在加上錢糧不給了，好處也沒了，那就事業上在進一步吧，起兵了……

總之來說，安史之亂是李隆基自己的問題最大，當皇帝后期真的昏聵了，節度三使這就是把刀給了安祿山，還沒加防范，一點控制的力量都沒安排，怪不得別人，節度使們后來平叛，可中央亂了，長安都丟了，到處戰火，后勤往往協調很難，就讓節度使們自己管地方民政來維持軍隊，從此，節度制度成了大唐滅亡的主要原因。

漢末，讓地方自己養軍隊打黃巾，漢亡

唐，讓有軍隊的將領管地方，唐滅。

清末，讓地方自己弄軍隊自己弄糧餉，湘淮勢力發展，從此晚清失去了南方控制，掌握在漢族官員手上，為以后順利的進入民國鋪平了大道。

不僅是安史之亂，幾乎所有朝代的叛亂都如此，都會有一大批人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要跟著別人去造反。這涉及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是什么叫盛世？第二，古代的軍隊的性質。

先來說所謂的盛世。現在一般確定的被稱為盛世的時期主要包括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相對而言，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更多的是指國家整體比較穩定，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比較安定，是在上升通道里。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則是兩個巔峰期，政治上比較穩定，國家沒有大規模的戰爭，經濟也比較繁榮。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盛世，也就是所謂的巔峰期之后，就是一個比較長的國家衰落過程。

實際上，就以經濟繁榮程度來說，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按照一般的標準來說，北宋統一全國之后，整個北宋幾乎都可以說處在盛世，國家總體比較安定，內部沒有大規模的戰亂，經濟也比較繁榮，國力一直在穩步提升。如果只是看經濟繁榮程度，北宋可能是比開元盛世持續的時間要長得多的盛世時期。

相比較而言，北宋并沒有被稱為盛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沒有開元盛世時期對外擴張那么積極。但這也恰恰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正是因為對外擴張沒有那么積極，更加注重保持內部的穩定和一些社會、經濟、民生問題，所以整個國家的經濟才能持續比較長時間的繁榮。如果過分積極的對外擴張，整個國家的資源分配就會向軍隊傾斜，就很難保持穩定，這也是開元盛世最終在安史之亂的打擊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盛世的另一面則是杜甫詩中說過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私有制條件下任何階級社會都無法避免的，因為有階級分化、貧富分化、地區發展差距，所以盛世能夠帶來的社會福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的享受到，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好處，絕大多數人只要能免于忍饑挨餓，就算是不錯了。

而且，所有的盛世都是階級分化、貧富分化加速的時期，而且會出現越來越明顯的階層固化態勢，每個人的上升通道會越來越依賴于父祖輩的財富和文化、社會資本積累，個人努力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少。也就是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是這種盛世的常態，而且會加速讓一些自耕農破產，整個社會越來越兩極化。

也就是說，哪怕是在開元盛世、康乾盛世這樣的時期，也還是有大批的窮人存在，他們并沒有享受到盛世帶來的好處，而且這個人群數量不小，這是這些盛世之后就會出現動亂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就不至于出現叛亂。如果社會財富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分布相對來說比較平衡，而且每個人的階層上升通道都是暢通的，都能夠依靠個人努力過上更好的生活，當然沒有人愿意去造反、叛亂。

第二個問題，古代軍隊實際上下層士兵都是比較貧苦的，上升通道極其狹窄，而且戰損率非常高，尤其是在征兵制條件下，國家初創期還比較注重對陣亡將士的家庭進行撫恤和優待，一旦進入比較長時間的承平時期，軍官克扣軍餉，喝兵血就會成為常態，下層士兵的生活也是非常窮苦的。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要保持一個軍隊的戰斗力，就要在每次打仗之前先發賞錢，不發錢就不肯打仗。尤其是在中晚唐時期出現越來越多的牙兵，也就是世襲軍戶出身的職業軍人家庭。因為他們是職業軍人家庭出身，所以他們沒有其它的社會技能，收入來源就是當兵打仗的微薄收入，以及打勝仗之后的獎賞。打個比方說，平時的餉銀是他們的基本工資，而打仗的獎賞則是他們的績效工資。這也是涇原之亂時，因為不發賞錢，涇原兵突然在長安城下直接反叛的原因。

相比之下，古代軍隊尤其是職業化的軍隊的另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更重要，也就是在戰爭中的繳獲，以及在攻破城鎮之后的劫掠。正常的戰場繳獲都要上繳，至少是要上繳一部分，劫掠所得則基本上都是歸個人所有的。所以古代條件下，只要出現大規模的戰亂，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本國軍隊和敵國軍隊差別不大，反正都是要搶掠老百姓的。大家都讀過杜甫的三吏三別，應該是有些印象的。

甚至直到現代化的軍隊，也有一些軍隊也仍然保持著傳統農耕時代的封建軍隊的特點，比如抗戰時期的日軍，所到之處就必須進行劫掠，就是因為日本是在明治維新這種改革之后就進入了近代化，軍隊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改造，仍然保留了以前的封建軍隊的特點。如果哪個軍隊不允許劫掠，那就必須要保證軍隊士兵能夠得到比較優厚的待遇，如果無法提供，就必須放縱搶掠。

叛亂的軍隊尤其如此，更加需要搶掠。因為是叛亂，所以一般都會承諾只要攻破一個城鎮，士兵就可以隨意奸淫擄掠，正因為有這樣的誘惑，所以叛亂一般剛開始的時候，叛軍的士氣會特別高漲，因為每個叛軍都覺得自己終于等到了這一天，發財的機會來了。如果能夠連續打幾個勝仗，讓叛亂的下層士兵嘗到一些甜頭，士氣就更加高漲了。但是，這種用搶掠維持的士氣也很脆弱，一旦被打敗，就會出現全軍崩潰的可能。

叛軍愿意跟著安祿山造反，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盛唐邊軍，由節度使自行組建的。安史叛軍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安祿山一手從底層提拔上來的。

比如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干佑等。

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沒有背景，僅因為得到安祿山的賞識，就從基層提拔到了指揮崗位。并且，安祿山對他們還挺好，就像對自己親人一樣。

這些人在情感上、在利害關系上，是不是必然就會和安祿山捆綁在一起？

是不是就會把安祿山當成自己重生父母？

是不是就會死心塌地跟著安祿山。甚至不惜隨他一起造反，掉腦袋？

在這些人眼里，親爹親娘算什么？皇帝老兒又算什么？就算是親爹親娘，也遠不如安祿山對自己親。自己只聽安大帥的！

只有安大帥好了，自己才會好。如果安大帥倒臺了，自己也要跟著遭殃。

而這種利益捆綁導致的結果，就是這些人在考慮問題時，從來都是基于安祿山的角度和利益取舍進行問題分析，而絕不會基于忠君愛國的角度分析問題。

西方有句著名諺語：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

形容的就是這種君臣關系。

安祿山想造反，他手下的心腹當然會附和。即便安祿山不想造反，或者猶豫了。只要他手下的心腹感覺到皇帝會對大帥不利，這些人也會勸安祿山造反了拉倒。甚至于，還可能會裹挾安祿山造反。

比如造反前，安祿山很猶豫。是嚴莊、高尚等人力勸，說造反了拉倒，別猶豫了。安祿山才下定決心。

造反后，叛軍久攻潼關不下，安祿山感到很后悔，大罵當初那些鼓勵他造反的人，說那些人坑了自己。結果他的部將田干反而鼓勵他：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成功人士，都是百戰百敗，最終靠咬牙堅持下來，才取得了最后的勝利，所以我們絕不能輕言氣綏。

凡數日，田干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眾，尚可橫行天下，為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勛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為患邪？”祿山喜。

諷刺，真是諷刺。

造反不順，老大想收手，底下人的意志反而堅定，反而給老大打氣。

如果安祿山當時投降了，我估計，電影里面的經典情節都會出現——販毒集團老大撈夠了想隱退，結果反倒被自己小弟活埋了。

事已至此，還想全身而退？門都沒有！

當然，安祿山麾下十幾萬叛軍。他也不可能對每個人都有恩惠。

叛軍中的絕大多數人，與安祿山都是沒有利益關系的。

在這些底層士兵看來，安祿山官再大，還能大過皇帝？

安祿山再有錢，還能比皇帝有錢？

叛軍中的普通士兵，下級軍官，都是長了腦袋的，懂得趨利避害。

這些人追隨安祿山叛亂的意愿，并不強烈。

所以，叛軍愿意跟著安祿山造反，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唐軍太不經打了，給了底層叛軍一種跟著安祿山，可以“搏一把，單車變摩托”的心理錯覺。

眾所周知。安祿山起兵之初，并沒有說自己要造反。而是詐稱奉了唐玄宗旨意，進京討伐逆臣楊國忠。

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

底層士兵又不知道其中底細。即便知道也沒什么用。

安大帥說咱們是去“清君側”的，底層士兵就算不信又能如何。

如果不聽命令，立即就會被砍頭！

軍隊是組織社會，一級管一級，中下層將士缺乏在突發事件中，反抗高級將領的能力。

班排長附和營連長，營連長附和師團長，師團長附和安大帥。

所以士兵們自然是“奉旨”行動了。

后來，大部分叛軍打著打著，逐漸知道了，討伐逆臣楊國忠，是胡說八道。自己被安祿山給騙了。

但由于唐軍不經打，一潰千里。安祿山從起兵到占領洛陽，地盤擴大幾倍，只用了一個月時間。而叛軍從上到下，在這短短一月之內，都跟著撈了不少好處，沒少殺人掠財，沒少賤淫良家少女。（這實際就是軍隊中的投名狀。大佬讓所有人手上都沾血，這樣就不怕有人中途輕易退出了）

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擒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

并且，又由于唐廷已經宣布安祿山是反賊。

底層叛軍這時候就算想反正，借口自己是被安祿山脅迫的，自己并不知情，祈求唐廷特赦自己，也來不及了。

所以很自然，當唐軍一潰千里，叛軍的心態也就變了——跟著安大帥造反好像也沒什么不好的嘛？每天都有大魚大肉，還有女人。

在這種背景下，底層叛軍雖然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跟著造反的，但因為沾了血，得了利，撈了實惠。所以他們自然也就只能調整心態，愿意堅定得跟著安祿山走了。

安祿山死后，他們跟著安慶緒。

安慶緒死后，他們跟著史思明。

史思明死后，他們跟著史朝義。

史朝義死后，他們換個老大繼續跟。

如果沒老大，他們還會扶持一個老大。

唐朝所謂的藩鎮割據，其實相當一部分的藩鎮都是士兵裹挾節度使對抗中央。節度使夾在皇帝與士兵之間，里外不是人。

總的來說，叛軍愿意跟著安祿山造反。其實就是人性在做選擇題時，很正常的選擇。

對于叛軍中的高層而言，跟著安大帥，自己才有前途。只要安祿山一聲令下，這些人會毫無顧忌的跟著造反。

對于中下層叛軍而言，雖然他們理性上知道皇帝更厲害，知道造反會被砍頭。

但由于安祿山騙了他們。

由于他們也無法拒絕軍令。

且又由于唐軍不堪一擊，短短一個月，就喪地千里。

再加上，安祿山的故意縱容，讓他們很快就嘗到了造反帶來的甜頭。

所以中下層軍人在叛亂中，也就越陷越深，與安祿山也開始產生了利益捆綁。

這種情況，就好比大哥帶小弟混社會。小弟一開始肯定還心懷恐懼，放不開手腳，深怕受到法律制裁。但由于跟了大哥后，很快就吃香喝辣了，有美女投懷送抱了，走在街上虎虎生風了，自己手上也沾了血了。

這時候小弟再想退，就顧慮重重了。

既不想舍棄這種優渥生活，也害怕法律不會饒了自己。

甚至于大哥想退，小弟未必還同意。

最后，大家只能是一條路走到黑。除非法律能赦免他們，并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我們知道。后來安史之亂能被鎮壓，就是因為唐廷分化瓦解了底層叛軍。

一來圍住了叛軍，讓叛軍無法再享受因叛亂而帶來的紅利。導致叛軍士氣低落。

二來唐廷赦免大部分叛軍，只追究首惡。導致叛軍對投降朝廷，沒了心理負擔。

在唐廷的武力加輿論攻勢下，禍害了唐朝七年多的安史叛軍，最終土崩瓦解。

不過，由于斬草未除根。將士們的野心已經被勾起來了。以致河北藩鎮，一直到唐末都是唐廷的心腹大患。

安祿山反叛的時期正是大唐最強盛的時期,隨著反叛的結束,大唐的黃金時代也結束了.

但是很多人會想,以玄宗的英明和大唐將士的勇武,怎么能讓叛軍勢如破竹一般,一直從河北打到西安,占領了中國的整個北方呢!以下來分析一下:

第一:從制度上面來分析.當時唐朝為了控制周圍的眾多少數民族,在邊境地區設置了很多藩鎮,藩鎮的統治者節都的權力是很大的!

為了對抗和安撫強悍的少數民族,需要調動各個方面的力量,因此地方的行政,司法,稅收和軍事權力,基本上都掌握在節都使手中.

也就是說,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諸侯國!

利處:在于這套方法非常有效,藩鎮在存在的百年內通常能夠有效的對付邊疆民族的入侵!

缺點:在于藩鎮節都使權力太大,中央很難有效的制約他們.而且權力生腐敗和野心,雖然節都使都是起先所謂的絕對忠臣,但是政治斗爭中,并無忠臣一說.再忠得人,也會很快變為維護自己利益之徒!一旦節都使認為自己有能力和中央對抗,結果往往都是反叛一條路!

制度其實是安史之亂的根本所在!

第二:從軍事力量上來分析:當時安祿山的兵力很強,基本是大唐的全部精銳.

安祿山手下的少數民族和唐朝精銳士兵多達十五萬之眾,都是強悍善戰之徒.

對比起來,唐朝在北方的部隊與其交戰的部隊,要比叛軍差了幾個檔次.唐軍高仙芝的十一萬部隊,都是臨時的募集兵,只受過簡單的軍事訓練.封常清的六萬人大部分也是臨時抓來的壯丁,還不如高仙之的部隊!

精銳部隊大多在南方,北方現有唐軍的戰斗力太差!

第三:從雙方準備上來說.安祿山其實一直都在等待時機,從他上任以來,始終都在準備.他依靠玄宗的信任,以抗敵為名積蓄大量糧草,兵器,戰馬!

收契丹等少數民族健兒為義子,人數多達八千!

大量招收武將謀士,成立自己的一套軍政朝廷!

同時加大賄賂和收買朝廷和地方官員.

加上他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三鎮,權力和地盤都很大.多年的戰爭演練使得,叛軍在初期,“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

另外一方面則是玄宗沉迷酒色,李林甫專權扼殺了敢于直言的通道.

玄宗的晚年生活基本是在一片歌功頌德和太平盛世中度過.其實當時的安祿山手握三鎮重兵,即使沒有任何反叛的可能.也應該將其兵權分散,作為明君的玄宗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他實在太安于享樂和太平,根本不去考慮!

皇帝如此,下面能怎么樣.

第四:具體戰略失誤

早期的叛軍雖然渡過黃河，接連攻陷陳留等重鎮,又在洛陽擊敗了唐朝名將高麗人高仙之和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的十幾萬聯軍部隊.但是后面平原太守顏真卿和常山太守顏杲卿舉兵，威脅叛軍的后方,加上安祿山自己已經在準備在洛陽稱帝,暫緩進攻.

當時就應該按照高仙之的想法,固守潼關整訓部隊再和郭子儀和南方唐軍集兵.再集中力量,一舉擊潰叛軍!

但是玄宗竟然不能理解高仙之的戰略,反而認為其不戰而退后數百里,影響唐軍士氣,不怕陣前換帥的大忌,將其殺了!接著強令哥舒翰出兵洛陽,結果中了埋伏,全軍覆沒!

直接造成西安無兵可守,被迫逃亡西蜀的完全失敗的結局!

結語: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很多的.根本上說,還是藩鎮制度的必然結果.這樣來看宋代的杯酒釋兵權,還是有著很大的正面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