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理莫迪自上臺伊始便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其改革措施贏得叫好聲一片，執政三年來，印度經濟發展確實出現一些好的改觀，莫迪因此有了“印度鄧小平”之稱。但是，近期印度多項重要經濟指標的暴跌，讓許多人眼中新興大國“崛起”的幻象迅速破滅。
經濟“雪崩”戳破“崛起”幻象
據路透社消息，印度綜合PMI指數報告顯示該指數從6月的52.7暴跌至7月的46，創下了2009年3月以來最大跌幅。核心服務業活動從53.1%驟跌至45.9%，為2013年9月份以來最低，2009年以來次低，跌破了榮枯線以下。與此同時，6月印度CPI增幅放緩至1.54%，遠遠低于央行4%的通脹目標，加之二季度GDP增速不及預期。8月2日，印度央行被迫降息，將回購利率從6.25%下調至6.00%，創7年來最低。
HIS Marki首席經濟學家Pollyanna De Lima指出，這次印度經濟崩潰受累于莫迪改革，政府主導的消費稅改革造成了市場混亂。莫迪改革作為現階段印度經濟表現不佳的直接變量，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萬眾矚目下，莫迪改革最終會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
心比天高的莫迪
莫迪曾在去年的演講中公開表明改革的愿景：讓印度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0萬億美元，而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國目前經濟總量的兩倍。這不禁讓人發問，莫迪會采取哪些與目標相匹配的改革措施。
莫迪上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土地改革。吸引外資企業建立工廠首先要解決土地問題，牽涉到征用或收購土地，私人往往難于處理，而政府主導的交易費用更低。其次是電力問題，印度電力供應不足，農村很多地方沒有通電，全國大面積停電。還有交通問題，不便的交通意味著成本增加，競爭力下降。這些都需要政府對土地的統一規劃和利用，征收到了土地才能建設公共工程，為國家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提供基礎設施等前提條件。
而印度實行土地私有制，2013年土地征收法規定征收土地要得到70%或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此規定束縛了政府征地的腳步，此次莫迪土地改革意在通過修改土地征收法來擺脫束縛。然而由于遭到農民和反對黨等多方面的強烈反對，莫迪政府不得不在半年后收回提案，并宣告土地改革的失敗。
土改失敗后，莫迪在經濟領域加大改革力度。去年11月8日莫迪突然宣布，將從午夜開始停止大面額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紙幣，同時從國家層面把控黃金交易，提高黃金交易透明度，力圖通過推行廢鈔令來直接打擊長期困擾印度經濟的黑錢交易和貪腐問題。
據2012年數據，印度約有86.6%的交易使用現金，現金交易容易滋生黑錢，“黑色經濟”目前占印度GDP比重高達20%。有研究認為，僅2002-2011年印度就有約3440億美元現金非法流出，這不僅導致了大量財政稅收流失，還威脅著國家金融安全。目前，14萬億盧比被廢止的舊鈔已經有超過80%被收回（約合11.2萬億盧比），新幣發行數額僅為4萬億盧比，大約7.2萬億缺口轉化為銀行存款。
從長期來看，廢鈔令及其倡導的支付非現金化，能夠促使現金存款化和地下經濟透明化，加強國家對資金流動的監控。然而廢鈔令也導致了資金流動性降低，直接沖擊了主要依靠現金交易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資金運轉困難，無法給工人發放工資，甚至陷入停產。而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占印度GDP總額的45％，雇傭了80％的勞動力，這就不難理解廢鈔令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印度經濟，導致多項經濟指標暴跌。
繼取消大額紙鈔改革，莫迪經濟改革的另一條主線在商品服務稅改革。印度傳統稅制中，各邦都有獨立的課稅權力，稅收體系錯綜復雜，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都存在重復征稅，過程繁瑣，稅賦繁重。導致國內市場嚴重分割，實際稅率高企，助長了黑市和逃稅，逃稅避稅觀念在印度社會也是根深蒂固。
在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189個國家商品交易便利化指數排名中，印度名列第134位。然而經過層層附加的稅收體系并沒有帶來印度政府稅收收入的增加，數據顯示，印度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僅為16.6%，是世界占比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
莫迪改革打破了地方上的“團團伙伙”，使得歷史上不能由各邦政府征收的商品服務稅改為中央與地方的共享稅種，從而創立全國統一商品消費稅制度，推動全國統一消費市場的建立。將過去游離于灰色地帶的高額間接稅負，改為只針對消費環節征收間接稅，提高印度經濟便利化程度和物流效率，增強企業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有利于擴大稅基，增加公共財政。
但從目前情況看，稅收結構仍較復雜，各行業的商品服務稅還未厘定，企業和居民還未熟悉新的報稅流程，消費稅上調帶來的物價上漲沖擊了國內消費需求，在稅改中如何調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也是橫在莫迪面前的一大難題。改革缺乏經濟發展的支撐因素，僅僅是一場自上而下式的主觀性改革，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較大程度的干擾，稅改導致印度國內供給鏈和分銷鏈出現紊亂，商業情況極度惡化，達到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最糟糕水平。
同時，莫迪在政治領域展開改革，設立“轉型委員會”以取代國家計委，并用“三年行動計劃”“七年戰略規劃”“十五年遠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計劃。在原本的制度安排中，印度國家計委有權向各邦分配中央資金和批準中央的資本支出，從而積累了極大權威，依托強大的職業官僚集團，既可以抵抗來自各地方各部門的政治壓力，也無需理會市場運行的邏輯，因此就發展出了一個嚴重影響政府行政的獨立小王國。莫迪取消國家計委，意圖打破“山頭主義”從而加強政府集權，而這項目標明確的改革只是印度政治改革的冰山一角。
印度想要實現工業化，需要發展大規模制造業，就要提供與工業文明相匹配的勞動力，必須破除種姓制度對底層民眾爭取向上發展的束縛。同時工業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負面影響如征地、廉價薪酬、環境污染等，會引發群體性不滿，印度的西方民主式政治架構會使政府被民意裹挾，工業化無法順利推進。想要破除這種困境，必須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動中央集權，建立強政府。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則會是一個更為艱難的過程，稍有不慎，階級間的利益沖突就會引發國內局勢的劇烈動蕩。
改革“深水區”難以破解結構性危機
綜合各項改革措施來看，莫迪改革意愿強烈且藍圖宏偉，意在通過提高印度國家經濟治理能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但是，莫迪改革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一系列激進的改革措施也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與之相應，誘發了市場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遭遇“雪崩”式衰退。目前，改革受到層層阻礙，進入“深水區”后遭遇發展瓶頸，難以破解印度社會的結構性危機。
第一，“買辦型”經濟結構缺乏內生增長動力。這次印度多項經濟指標暴跌并非偶然，而是呈現出許多趨勢性下行的征兆。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印度社會存在一種倒掛式的經濟發展現象，農業和工業都是處在相對落后的狀態，而服務業卻十分發達，而且越是高端的服務業顯得越是發達。
這種局面的產生來自于印度的服務業主要是承接了西方國家產業鏈中下游的外包訂單，并且服務業發展和分布的狀況十分分散，從而形成一個嚴重依賴外部因素的“買辦型”產業結構。
“買辦型”產業結構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印度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直接略過工業化階段，服務業占本國經濟比重突飛猛進。相比之下，印度工業產值占比從1950年到1981年，數據從13.6%緩慢上升至22%，而到2006年僅上升至24.7%，也就是說近30年的時間里印度工業的發展基本停滯。
這種情況下，印度服務業的發展缺乏比較強的支撐因素，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第三產業與第一、第二產業之間被撕裂成相互脫節的“孤島”，無法形成內生性的增長正循環。從這次印度實施廢鈔令的亂象中看出，印度只有一半人擁有銀行賬戶，平均每10萬人只有10個左右的銀行網點，全國只有20萬臺ATM機，主要集中在6個大城市。而在中國，不論城市鄉村電子支付已經走向普遍化。印度雖然是IT大國，但服務業的發展并沒有真正做大國內市場、拉動國內的消費，無法對國家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動力。
印度當前GDP總量僅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其固有的“買辦型”經濟結構如同“沒斷奶的孩子”，支柱產業嚴重依賴外部帶動，致使經濟體系結構長期畸形發展，國內潛在的市場規模得不到激發。因此，印度經濟的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當國際環境趨于緊張、世界經濟普遍低增長的情況下，其本國經濟的發展難題就有可能變成一個比較長期的問題。
第二，“包養式”國家建構導致治理能力薄弱。而印度歷任政府對這些問題也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發國家實現工業化，需要國家先行，在強政府的引領下乘風破浪。但印度的國家主權建立在英帝國殖民者主權讓渡的基礎上，直接留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國家機制。
但是對于印度本身而言，國家基礎能力建構的過程是完全被“包養”的。沒有經歷過類似于中國的土地改革、社會改造以及基層政權建構，直接在農耕經濟的基礎上嫁接西方的現代民主制。在中央，議會綁架了政府，束縛了政府的手腳。在地方，各方勢力各自為政，阻礙中央集權。政府的動員、吸納和整合能力受到壓制，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經濟發展規劃都難以實施。
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印度就開始表現出后勁不足，超前的政治模式阻礙了印度應有的國家經濟治理能力的建設，沒有基本的治國能力，其他任何努力都舉步維艱。印度想要彎道超車，依然按照過去“買辦經濟”的思路發展本國支柱產業，做大國民經濟的蛋糕，顯然是困難重重。很多發展階段繞不過去的，莫迪改革想要突破瓶頸就必須回頭補課。
第三，“靜態化”階層流動深化社會不均衡發展。印度社會的城鄉二元機制鮮明，城鄉發展非常不均衡，城市經濟雖然已經進入現代化，但仍然社會的許多角落依然殘留著“封建”痕跡。種姓制度根深蒂固，高種姓以及新興低種姓的宰制權貴在農村實際上過著大領主一樣的生活，由一個家族支配一方水土，地方基層組織處于真空的狀態。
這樣的基層生態，把印度分割為一個個小單元，缺乏廣泛的認同感和價值觀，難以達成共識，無法有效進行大規模的資源調配和整合。反映到經濟上，印度在發展過程中，由于資本有限，對工業部門的投入已經不多，再加上土地貴族在政府中的影響力，又抽走一部分資本和政策傾斜，導致工業發展進一步減慢。地方和階層的分裂現階段體現出的基礎設施缺乏即是這個問題的一個縮影：工業要發展需要土地、勞力和自然資源，但土地貴族對土地、人口流動和自然資源的控制阻撓了工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造成發展瓶頸。
種姓制度的長期存在還使印度社會階層斷裂、貧富分化嚴重。廣大底層民眾缺乏上升的空間和可能性，因此喪失了通過努力學習和工作來改變自身命運、爭取幸福生活的欲望，社會各階層流動相對固化，無法形成一個龐大的“人才集群”，使“人口紅利”真正發揮作用，最終導致印度難以通過發展大規模制造業向工業化、現代化轉型。
莫迪改革未能回應印度轉型難題
莫迪改革觸碰到了“深水區”的結構性難題，并給印度社會帶來了“雪崩式”的經濟衰退，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莫迪改革未能找到印度經濟的新增長點。在發展戰略的制定上，只練“招式”，不修“內功”。前文提到印度對外部嚴重依賴，“買辦經濟”尚未斷奶，難以拉動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而莫迪的改革措施并未回應這一經濟結構性問題，印度仍然沒有找到擺脫外部依賴的經濟發展道路，沒能建立內生的增長模式，帶來新的增量空間。只存在于個別城市且產業鏈條短小的外包經濟，創造不出足夠的經濟發展推動力，難以支撐印度整體的工業化建設。
其次，莫迪改革未能直面印度社會的“沉疴痼疾”。在改革路線的選擇上，不攻堅，只敲邊鼓。雖然莫迪在“廢鈔”、統一財稅政策等方面采取“鐵腕手段”，但是其暫時回避土地制度、勞動法等核心議題，沒有解決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根本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再強硬的手腕也是事倍功半，揚湯止沸。
最后，莫迪改革間接導致印度政治的“不確定性”。在政治策略的制定上，屢屢鋌而走險。印度人民黨迅速崛起的過程中，對內利用宗教對立，大規模煽動民族主義和民粹情緒，印度國內不穩定因素上升。在國內改革遭遇挫折時，對外制造國際爭端事件，進行政治“豪賭”。60年代尼赫魯進行土地改革轉移國內危機，制造了中印戰爭，而戰爭的結果則是使印度失去了工業化建設的良好時機。當今印度屯兵中印邊境，莫迪似乎也有類似打算，無疑這將對印度的未來產生非正向影響。
兩年前，時任印度財政部高官杰揚特·辛哈稱，印度已經準備好從中國手中“接過全球增長的接力棒”，“用不了多久，印度就將在增長和發展方面把中國甩在身后”。那個時間點上，印度各種“超越中國”的言論大行其道。
然而，兩年后的今天，印度經濟的表現卻給這位先生澆了一盆冷水。而縱觀幾年來莫迪改革的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并未著力解決印度國內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大有劍走偏鋒之勢，莫迪改革的最終答卷雖然尚未完全呈現，但是可以預期會讓各位滿懷期待的看官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