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來說,嘉慶誅滅和珅,還是傳統的權力斗爭,雖然在客觀上或許可以部分遏制當時大清官員貪腐的狂潮,但效果并不明顯。
嘉慶在即位后,的確有心扭轉清王朝國運下滑的趨勢,打出了“咸與維新”的旗號,將那個時代常規的內政革新手段也幾乎用了個遍:比如打擊前朝權臣集團,廣開言路下詔求治國直言,為乾隆朝有冤屈的官員平反,打擊官場粉飾太平及懶政怠惰之風,崇尚節儉。那些史書上記錄的傳統治國良方,那些充滿道德主義的對策,嘉慶都在努力嘗試,試圖扭轉乾坤,創出“嘉慶盛世”。
但問題是,道理就是那些道理,如果你只是按著大道理辦,按照儒家那些道德說教辦就能治好國,那治國也太簡單了吧?
你嘉慶不去犯那些顯而易見的錯誤,節制自己的物語,這當然是對的,但這只能保證你的天下不會發生急速的墜落,不會驟然出現民不聊生的亂世之香,想依靠這些大道理和常規手段就想再創盛世,也太想當然了。
打造盛世需要皇帝的才具。而偏偏嘉慶皇帝就是一個才具平庸的“好人”,他固然不是那種昏君更不是暴君,但你要指望嘉慶能夠以驚世之才來力挽狂瀾,就太難為嘉慶了。從個人才能上而言,嘉慶根本就是不是和康雍乾三代君主一個層次的。
面對一籌莫展的國事,嘉慶曾在避暑山莊讀到父皇生前寫的那些洋溢著盛世范的御制詩云,不禁觸景生情的寫下兩句負能量的詩句: “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
除了個人才具之外,打造盛世更需要“天時”,偏偏這一點嘉慶運氣也很不好。從本質上而言,到了乾隆時代末期,盛世已經缺乏繼續運行下去的基本面了,乾隆時代人口劇增,成倍增長到了4億,人口眾多本來倒是也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安穩繁盛,但大清朝缺乏足夠的土地來養活這些龐大的人口啊。在乾隆末期,即使大力鼓勵開墾荒地,但劇增的人口抵消了一切努力,據說人均土地占有量已經達到了歷史新低,在那個農業為本的時代,沒有了土地,還談什么盛世。
在帝制時代,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往往是充滿自然律的殘忍:大亂之后,人口大幅減少,方有下一次盛世的條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嘉慶能苦撐住國勢,將矛盾的爆發推遲到下一個時代,已經算是表現不錯了。個人才具的缺乏,注定了他難以找到一攬子解決的好辦法。但話說回來,這樣的局勢,拿給乾隆,他又能如何,他就一定能比嘉慶做得好很多么?
眼睜睜的看著無法逆轉的大亂,這既算是大清朝的悲劇,也算是嘉慶個人的悲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