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先秦時期非常有名的大學問家之一,相傳他從33歲開始,先后三次拜見“道家學說”創始人老子,經過老子的開導和點撥,一下子茅塞頓開。
在后來,孔子發奮學習,學識和智慧進一步提升,說出了許多振聾發聵的見解,這些見解經過孔子的弟子整理后,被收錄在《論語》里。
“君子不器”正是出自《論語·為政》里邊的句子,原文這樣說——子曰:君子不器。
要理解“君子不器”之意,首先要搞清楚“君子”和“器”兩個詞匯的含義,再弄清它們的引申含義,基本上就能明白它的意思。

“君子”一詞誕生很早,它的含義經過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被賦予了許多內涵,逐漸豐富起來。
在早期,“君子”特指青年男子,比如,《詩經》里寫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后來,當出現國家后,“君子”一詞被賦予政治色彩,指代君王、國君。從“君”字的造字方法來看,它是典型的會意字,從尹,從口?!耙钡谋疽馐侵卫?,“口”是口令、命令之意,合起來則是“發布治理國家的命令”,這個命令只有君王才有權發布,代表了崇高的地位,因此,具有崇高地位的人被稱作君子。

再后來,東周末年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周王室的“禮樂文化”被破壞得體無完膚,身為一國之主的君子,面對這些亂象無能無力。孔子看到后痛心疾首,向社會各界大聲呼吁:復禮。并重新給“君子”賦予了新的要求。
孔子根據社會上圣人、士、賢者等人所表現出來的品行,要求君子要以身作則,像他們一樣,用仁愛之心和高尚人格來引導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孔子根據自己的認知,以及當時的社會現狀,對“君子”賦予了其它含義。

孔子把君子的含義無限擴大,把那些具有偉大人格,高尚道德,淵博學識,深厚修養,杰出智慧的人,稱為君子,跟之前那種以身份地位界定君子的情況完全不同。
同時,孔子還指出,君子要有擔當,時刻要把“修齊治平”看作人生使命,還要具備運籌帷幄的本領,能引領其他人走向光明。
可以看出,孔子對君子的要求很高,在孔子眼里,稱得上君子的人,無一例外是全知全能的人,并且人格很偉大,跟“圣人”沒有什么區別。
然而,要達到“君子”的高度和境界,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苦的磨礪,按照某種規則和方式,不斷修煉自己的才華、本領和智慧,才能成為合格的君子。

“器”的本意是指那些實實在在的、具有具體形狀和固定容量的器具或容器,它的作用是守恒的,用途也是固定的。
例如,一只桶的容量和作用只能裝下一桶水,如果再想多給它裝下一碗水,就超出了它的容量限制,怎么也裝不下,等于是做了無用功。
孔子根據現實生活里器具的實際作用,以形而上的方式對其升華,對“器”字的含義進一步擴充,引申為一種來自外界的束縛和局限,這些束縛和局限會把超出范圍的物質,隔離在有形的框架之外,無法發揮出更大的作用而成人之美。

因此,孔子進一步認為,器有形而道無形,“器”只是事物外在的形式,“道”是事物內在的規律,只有內在規律不受外在形式的束縛和限制,事物才能把自身能量發揮到最大化,進而造福同類。
對君子來說,要想受人崇敬和膜拜,必須以“學無止境”的態度來要求自己,不斷磨礪自己,不斷嬗變,才能真正達到理想的高度和境界。
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跟道家思想里的“無用之用”有些殊途同歸的意味,都是通過二元辯證法去審視世間萬物,來發現事物的價值。任何事物在它的職能范圍內,它是有用的,如果超出職能范圍,相對來說,它就變成無用的。

孔子用“君子不器”想告訴人們,面對任何事物,不能用簡單的有用和無用來衡量它的價值,要根據特定環境分開對待。
真正的君子,不但要志存高遠,更要腳踏實地,要避開“器具”的壁壘,不能像器具的固有容量那樣,把自己的才華和能量過早的固定化,要善于突破自我,發掘自我潛能,突破功利色彩,變有限為無限,既能干頂天立地的大事,也能做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任何環境下,都能體現出與眾不同的個人魅力和價值。這樣的人,真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