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都問題一直是歷史愛好者熱議的話題之一。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遷都”是一件非常復雜、非常耗費財力的事。但在古代，遷都又經常發生，比如盤庚遷都、周平王遷都、武則天遷都、明成祖朱棣遷都等等。
那么遷都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呢？為什么很多王朝的中興之主都要進行遷都的工作呢？
今天的文章來自杉山正明的著作《忽必烈的挑戰》第12章“大建設的時代”，作者將回到歷史的現場，說明“二次創業”者忽必烈為什么要建造元大都和元上都，以及遷都之舉如何幫助帝國完成了轉型。
01.
忽必烈面臨的巨大挑戰：
如何聯結草原世界與中華世界
對于忽必烈來說，作為一個草原帝國的蒙古聯盟及根源于此的軍事力，是權力的根源。“草原的軍事力”還是得將此放在這個國家構想的根本位置來思考才行。
但是，只有這個是不行的。雖以武力取得帝國霸權，但旭烈兀、別兒哥、察合臺之孫阿魯忽等西方三巨頭相繼死去，使得“統一的庫力臺”淪于瓦解。要以武力來對帝國的各個角落作壓制，現實上是不可能的。
特別是遠在歐亞西北的欽察汗國等，原來是支持蒙哥-阿里不哥陣線的。一二六五年，原想趁著旭烈兀驟逝來南侵的別兒哥，在與迎擊的旭烈兀后繼者阿八哈的對陣中離開人世。
在稍早之前，別兒哥已經同意了要參加統一庫力臺大會。但那是以旭烈兀需同時參加為條件才勉為其難的承諾，絕非歡喜甘愿的承諾。
對忽必烈而言，為了要令全蒙古確實且持續地認同、接受忽必烈政權，還需要一些決定性的因素，對象包含這些發自內心的反對勢力在內，也就是說，要迫其承認還需要一股力量。
圖 |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戰》
那就是財富。蒙古的大可汗正是要給蒙古共同體的人們帶來安寧與繁榮，才能被認定是唯一絕對的權力者。只要創造一個持續給他們帶來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財富即可。如此一來，所有的蒙古成員都會繼續將忽必烈及其血脈的權力，作為蒙古大可汗來擁護。
回過頭來說，蒙古對于屬領的態度，一直到蒙哥時代為止，說到底皆非統治而是掠奪。但是，那在現在已經行不通了。必須要有一個機制可以管理財富，然后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要從統治更進展到經營才行。
財富的泉源就是巨大的屬領。特別是有歐亞最多財富與人口的中國。要言之，中華的經濟力”是國家構想的第二根支柱。
因此，首先必須要將中國全境納入手中。接著，必須要創造出一個可以聯結草原世界與中華世界這兩個異質世界的新國家形態與結構。那可以說是軍事與經濟的共生，也可以說是草原與都市的復合。
只不過，只是單純將兩個世界、兩個要素作銜接，也是不行的。若是要以草原世界為骨，以中華世界為肉，那么還需要給予其生氣的循環血液才行。這里說的血液，就是物流、通商。
那么，擔當此一工作的又會是誰呢？那不外乎就是已經與蒙古聯結，并掌握內陸通商的穆斯林商業勢力。忽必烈要做的是，更系統化地將他們較過往更多地吸收入國家機構之內，使他們在政治權力與行政組織之下彼此密切相關且一體化。借由國家權力從流通面來誘導巨大、多樣社會的形式，更進一步促進有機化與產業化。也就是說，忽必烈國家構想的第三根支柱，就是“穆斯林的商業力”。
在此，忽必烈新國家的基本構想，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這三個連貫歐亞的歷史傳統基礎。忽必烈政權一方面將草原軍事力的優勢作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一方面又部分地導入中華帝國的行政模式，以中華世界作為財富的根源來管理。然后，再利用穆斯林的商業網，創造出國家主導的超大規模通商、物流。
圖 | 元朝疆域圖
當然，將草原與中華組合在一起的軍事、政治體制是必要的。成為政治權力與物流系統樞紐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將此一巨大城市作為起始點的交通、運輸和移動的網狀組織也是必要的。
在其上，大可汗要居于統籌所有構成要素的關鍵地位，掌握軍事、政治、行政、經濟的要點，對物流、通商課稅使國家財政充實。將這些收入以賞賜形式分配給蒙古人們，使之成為維持蒙古聯合體的支柱。此一賞賜，其大多數恐怕是再度透過穆斯林商業資本，投入到物流、通商活動，在蒙古全境進一步帶來經濟活動活性化。這就是其形式。
如此一來，蒙古國家本身及其屬領，就算再怎么以各種層次的分權勢力來細分而成為馬賽克狀，物流與通商皆得超越此一分有體制。接著，掌握財富根源與流通系統的大可汗，成為未曾有的巨大財富的所有者，超越帝國的分立。那就是忽必烈及其策士所構想的大統合計劃。如果說成吉思汗草創國家是第一個創業，那么這正可以被稱作是第二個創業，是從根本而來的變貌。
圖 | 忽必烈幕府主持規劃大都的策士劉秉忠
在此必須要加以注目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們似乎是在政權確立還不明的階段起，就開始思考這個構想。而且，幾乎是在懷抱此一構想的起初，就將與海上的聯系也一并考慮進來。
換句話說，忽必烈與其側近策士，構思了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甚至是海洋世界等三個相異世界的相連，并且他還企圖以歐亞整體的規模來完成。
02.
忽必烈如何營建帝國的新首都？
忽必烈及其策士們在其壯大的國家建設計劃下，陸續地開始實施種種巨大的工程計劃。那幾乎是在政權確立后不久的時期就開始進行，而且直到忽必烈高壽逝世前后大約三十年之間，持續地推進。
當然，也有相當程度的計劃由于當時種種始料未及的事件或叛亂、突發事件等，而無法如預期般地進行。但就算如此，也幾乎是沒有中斷地推動了一連串巨大國家的建設計劃。從一二六四年到一二九四年為止的忽必烈治世期間，就成為歐亞史上罕見的大建設時代。
首先，忽必烈為了創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世界與中華農耕世界的政權骨架，就在霸權行將確立時，在內外宣示將遷移蒙古帝國的首都。這個遷移是要將首都從位于蒙古本土中央地帶的哈拉和林移到兩個世界的相接處，也就是自己的根據地。那分別是位于內蒙古金蓮川草原，名為“開平”的城市，以及作為華北據點城市的金朝故都中都，它們分別被正式命名為上都、中都，成為新的帝國首都。新的蒙古帝國，成為擁有兩個首都的帝國。
圖 | 金蓮川草原
這個兩京制，和比如說過往的唐代長安與洛陽的事例，在性格上完全不同。因為忽必烈是將其宮廷、政府與軍團，作夏季在金蓮川的草原，冬季則往中都地區，每年各有半期的季節移動。忽必烈王朝成為一個定期移動的政權。
這是一種同時保持游牧軍事力，又掌握經濟力的，一種乍見之下矛盾的兩個命題并立的方式。但若僅止于此,就與遼、金兩個前代的帝國沒有太大差異。不過，忽必烈帝國并非dual capital，即“兩個首都”的情況。
忽必烈在直徑約三百五十公里的長橢圓形移動圈中設置了許多城市與設施。以各式各樣的官營工場城市及宮殿城市、軍需城市為首，集中儲備谷物及物資的巨大倉庫群所聚集的城市，蓄有寶物及財貨的專用城市，各種負有各類特殊任務的近衛軍團之駐扎城市與駐屯基地，管理所有驛傳網絡的轉運中心，還有軍馬專用的巨大官營牧場群和其管理設施。它們在首都圈櫛比鱗次地分布著。例如，在離上都不太遠的地方，有一座意讀叫做“錫瑪琳”的城市。那是一座令來自撒馬爾罕的紡織專家以家庭為單位集中居住了三千戶的城鎮。在此，最高級的各種織物及服飾布料、衣服，都在官制的保證下制造。那成了不只是忽必烈王朝，也是歐亞各地蒙古王族、貴族的典禮及宴會服裝。同時也作為大可汗贈品及賞賜品的重要部分來使用。甚至是以最高品質的保證來販賣，以高價來交易。
這座城市的名稱，漢字寫作“蕁麻林”選用的字有些奇特。漢字的發音是“xun ma lin”。據此法國東洋學的碩學伯希和(Paul Pelliot),提倡指這座城鎮就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忽必烈?可汗紀”所見到的“錫瑪琳”這座東方特殊工藝城市。那個解釋距今數十年前,堪稱卓見。“蕁麻林”是源自于撒馬爾罕居民之意的波斯語“錫瑪力”。這個詞是以慣于在語尾加上“恩”音的蒙古語發音作“錫瑪琳”后，又以漢字加以音譯的結果。這是東西方文獻彼此吻合的罕見事例。那述說著這座城鎮的名聲，不僅在東方，在伊朗方面也多么響亮。
圖 | 元代兩都交通示意圖
另外，這座城鎮在明代是以音近字異具中國風味的“洗馬林”來標識，成為位于明朝北方邊境極為平凡的聚落。政權的更迭，改變了一座城鎮的命運。這樣的案例放眼中國全境，可見許多。
在這座錫瑪琳城鎮的鄰近地帶，有幾座工藝城市及官營工場城市集中，甚至還有專造葡萄酒的城鎮。葡萄酒是在帝國的儀式、聚會、宴會中享用，屬于非常高檔的飲品。除了當時也成為蒙古屬國的畏兀兒王族所控制之現今吐魯番盆地送來的最高級品外，在忽必烈政權跟前，也引進了出身中亞者的葡萄栽培及釀酒。
另一方面，在弘州這座具有中華風的城市，住有來自包括撒馬爾罕在內的中亞的技術者與工藝家，也聚集了華北的織工與技術者，也就是說來自東西方的工匠們在同一座城鎮中一起生活。這里，不只是織物，還制造有各種技術產品或特制的武器、兵器、戰斗工具等，是一座多功能的官營工場城市。
這樣一種科學者、技術者、工藝家的聚居化與組織化，甚至是伴隨而來的技術、品質的高度化，生產輸送的效率化所具有的意味，是至為明了的。忽必烈政權一直到接收南宋后也一貫且明顯有意識地推進。也就是說他進行了一種也能通用于現代的科學技術政策與產業促進政策。
從軍事方面來說，這些城市與設施所散布區域的北半邊，是忽必烈直屬軍團的夏營地。然而，南半邊則扮演了冬營地的角色。各個軍團各自在北方保有夏季專用的牧地與軍屯地，在南方則保有附有冬季專用牧舍的過冬駐扎營地。如此，他們隨著大可汗作南北向的大移動。
要言之，忽必烈使新帝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諸多機能，集中在橫跨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之區域的中間地帶。然后，以此為起點廣設了覆蓋蒙古帝國全境的水陸運輸、交通、通訊網絡。特別是在北方的上都地區，常態性地設置了向帝國各地傳達大可汗指令的急使專用的高速騎馬部隊。他們為了因應狀況與緊急程度，整備有數騎到數百騎等單位，以無論何時皆可緊急出發的態勢來待命。
03.
作為“面”的大元帝國首都圈
忽必烈不只是創造出了作為“點”的兩個首都，也創造出了作為“面”的首都圈。這個首都圈成為所有支配的核心地區。“大元汗國”的大可汗，在其中巡歷，一舉掌握軍事、政治、行政、經濟、產業、物流及交通。
忽必烈并不滿足于親自創造出首都圈。在忽必烈政權誕生之際，他令中心勢力的左翼東方三王族、闊端王族、五投下、汪古駙馬家等集團的游牧地、根據地，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為中央，東起現在的錫林郭勒草原、熱河草原，北及遙遠的興安嶺北部，西經陰山由遠至甘肅、青海的內蒙古大草原與青海地方，形成巨大的連鎖狀態來連貫。他們也各自在原來所擁有的游牧領地，借高低差來作南北乃至于東西向的季節移動。
這些集團與王侯仿效忽必烈的模式，一齊在各自的夏營地與冬營地，設置了小型的夏都與冬都，也在其區域中設置了各個分布的設施。在一舉出現的這些為數眾多的夏都與冬都中，可以看到明顯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幾乎同樣的大小、形狀、規格、配置。特別與上都開平府的內城又是極為類似，幾乎可以確定是一系列基于同一計劃的筑城。從這些遺跡出土的琉璃瓦等，也完全相同。
圖 | 元大都都城平面圖
也就是說，忽必烈令對自己的新帝國而言構成最高支配階層的這些王侯們，創造出了與自身同樣形式的“迷你首都圈”與“迷你首都”。相關費用也似乎由忽必烈政府籌措。這些“首都圈”的種種要素，皆是草原與城市的復合體。然后，復數的迷你首都圈與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相連串的帶狀區塊整體，扮演了聯系草原世界與農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此外，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忽必烈完成了三分自身王權委任三位嫡子管理，自己則立于其上進行統轄的結構。忽必烈與察必生了朵兒只、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四個皇子。其中朵兒只早逝，所剩下來的三位嫡子由事實上的長子真金先后以燕王、皇太子身份，負責管理父親忽必烈所在的華北。
同時，忙哥剌被賦予安西王的稱號，進入曾為父親舊領的陜西京兆與六盤山，成為陜西、甘肅、西川、云南、西藏西側區域整體的統轄者。他們也是在夏季的六盤山，冬季的京兆之間作季節性移動，在六盤山與京兆的東北城外建筑了開成與安西王宮。此外，那木罕被封為北平王，成為蒙古本土的負責人，統轄傳統的千戶群與成吉思汗以來的斡爾朵。那木罕巡歷了舊都哈拉和林與周邊的行營地。
在各個王權之下，在于所負責區域編入了擁有領地的各種王侯、貴族與土著勢力。過去成分復雜的分權勢力，在這三個體系中整頓、統合。在除去驛傳、物流、通商以外的軍事、行政相關方面，這三位嫡子以忽烈的權威為后臺，各自進行分擔。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就是忽必烈的分身。
就如同成吉思汗以來的帝國是以分為左、中、右三大區塊為基本形態一般，忽必烈帝國在其直屬區域也是采取北、中、西三大分割體制。這三大分割在忽必烈時代以后也繼續保持，成為忽必烈王朝的基本形態。
在這三大王族之外，忽必烈的庶子們也成為小型的王權代理人。奧魯赤特別是在西藏方面，忽哥赤則是以云南方面為特別專管區域。這些由忽必烈一族所主導的分割支配體制，以及上述的“首都圈”群組，形成了忽必烈帝國的骨干。
此外，在聯結了此等夏營地與冬營地的季節移動圈中，令首都或城市散布的多機能集中的這種“首都圈”做法，也為旭烈兀汗國、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所采用，成為蒙古時代一種新的國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