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31日，美國華盛頓。一個行色匆匆的小伙子，頂著凌冽的寒風，來到一棟紅磚別墅前，這棟別墅位于羅拉馬路2023號。別墅是中華民國駐美學生監督處。這名發際線很高的小伙子名叫李岡，是一名中國籍留學生。他是來尋找同學的，他同學在監督處兼職，但是，該同學已經幾天沒上課了。
（黃佐庭）
監督處鐵將軍把門，臺階上堆著一摞報紙和幾盒牛奶。小伙子摁了門鈴，無人應聲，他抬頭一看，窗戶沒關，遂即三下五除二爬窗進入室內 。當他打開燈，被眼前的一幕嚇得毛骨悚然，只見地板上躺著一名死者，看不到面部，因為一件大衣蓋住了他的腦袋，現場一片凌亂，甚至于一盞黃銅燈也變成了滿地碎片，暗示著之前發生的一切。李崗趕忙報了警，警方趕到后，發現死者是駐美學生監督黃佐庭，時年43歲，他身中兩槍，一處心臟，一處腋下。
經過搜查，沒過多久警方又在地下室發現兩具腐尸，他們頭對頭，雙雙倒在壁爐前。這倆人也是留學生，他們是32歲的謝昌熙和21歲的吳炳新。而吳炳新正是李岡同班同學，畢業于北京大學。而另一名死者謝昌熙則是胡適之的英文老師。吳炳新頭和胸各中一槍，謝昌熙頭部中槍，臉上蓋著白色枕套。
由于有兩具尸體的臉部被掩蓋，美國警方想當然的認為，兇手肯定是中國人，什么理由呢？“因為這是中國才有的古老習俗，殺人后，馬上用東西遮住死者的眼睛，以免被記住長相。”法醫通過鑒定，謀殺案發生在兩天前，大概是1月29日夜22點左右。警方動作很快，他們快速的鎖定了犯罪嫌疑人，是誰呢？他就是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這個人名叫宦祥生。為什么一定認為是他？原來警方是通過李岡的口述，他說案發當日下午，他來取快件，而當時開門的正是宦祥生，他隨口問了一句，黃佐庭和吳炳新在不在，宦祥生一臉不耐煩說不知道，說完，猛地一下把門摔上。
警方拘捕了宦祥生，開始審問。宦祥生當時得了西班牙流感，奄奄一息，肚子痛得死去活來，吃完東西就吐，吐得一塌糊涂。在醫生的救治下，宦祥生死里逃生，在警方看來，你只要不死，就要接受制裁。據《晚星報》報道：“幾個小時之內，警方采用燈光和其他方法，重演了謀殺當晚的場景。”當時警察押著宦祥生，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上下樓梯，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從夜里19時，到次日早上7點，這種行為整整持續了12個鐘頭，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宦祥生無奈認罪。
宦祥生就讀于圣約翰大學，自幼游手好閑，到處惹事生非，寡母無力管教，只好次次掏錢收拾他整的爛攤子。在這種情況下，宦母遂決定送兒子出國留學，看能不能夠挽救一下浪蕩不羈的宦祥生。這里有一個歷史事件必須注意。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庚子賠款”中超出美國實際損失的部分。這筆錢幫中國辦學，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雙方簽訂協議，創辦清華學堂，從1909年始，中國每年向美國派遣100名留學生。
（右，宦祥生）
然而，能夠通過庚款考試的都是學霸中的學霸，宦祥生達不到要求。宦母就找黃佐庭幫忙周旋。黃佐庭很爽快答應了宦母的請求。黃佐庭曾是前清舉人，當監督是主要職業，除此之外他還是個業余翻譯家，曾經跟人合譯過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 。在黃佐庭幫助下，宦祥生突破重重關卡，來到俄亥俄北方大學留學，在那上了一年學，算上國內學分，跌跌撞撞的他終于拿到學士學位。1917年6月，他去了紐約，由于家境尚可，所以沒有經濟上的苦難，但黃佐庭看不慣宦祥生的花錢如流水，事實上黃佐庭即便收入頗豐，但生性很節儉。而宦祥生則嫌他整天嘰嘰歪歪，后來，二人便漸行漸遠。
由于大手大腳，宦祥生很快入不敷出，為了生存，宦祥生找了份工作，給當地一名記者休·A·奧唐納當侍從。工作很輕松，就是每天整理一下郵件，打打雜什么的，但宦祥生很快就辭職不干了。因為，宦祥生染上了美國正爆發的西班牙流感，雖然沒死，但身體極度虛弱。好在，很快就有人雪中送炭。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吳炳新，吳炳新是個花花公子，一貫揮金如土，他真是雪中送炭嗎？未必。
吳炳新寄來的五十美元支票和一封信是別有用心，吳炳新的目的是拉他下水當小偷，從駐美監督黃佐庭的抽屜里，偷一張庚款支票出來。兩個人結識于1916年4月，是在俄羅斯皇后號上認識的。吳炳新畢業于北大，圓臉，中分頭，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讀書，平時兼任黃佐庭秘書。但他和黃佐庭關系同樣緊張，因為他是花心大蘿卜一枚，而黃佐庭為人中規中矩。
據湯姆凱利《華盛頓謀殺往事》記載，吳炳新窮得揭不開鍋的時候，就當起了小偷，曾經偷走過監督處的一筆現金。然而，由于沒有確切證據，只能不了了之。但黃佐庭卻把抽屜換上了耶魯鎖。有了這樣的防盜鎖，吳炳新沒有把握，因此他想找一名幫手，于是，他便盯上了窮困潦倒的宦祥生。
吳炳新知道，監督處有一筆15萬美金的庚子賠款存在銀行，而取錢的支票就在二樓抽屜。走投無路的宦祥生于1919年1月22日，觍著臉來到監督處，黃佐庭不冷不熱的接待了他。吳炳新則搬到二樓，負責照顧生病的宦祥生。名為照顧，實為密謀，他們商量，先從支票簿上偷一張空白支票，填上5000美元，然后偽造簽名去兌現。由于囊中羞澀，宦祥生決定鋌而走險。
三天后的1月25日，兩人終于偷走了支票。次日，黃佐庭就發現少了一張支票，并在第一時間通知了謝昌熙。兩個人很憤怒，在第八街的布拉斯勞熟食店，找到了正吃午飯的吳炳新和宦祥生。黃佐庭大聲質問吳炳新，你為什么要偷支票。吳炳新騰地站起來，說我沒有偷，你別誣賴人！說完拽著宦祥生就走。黃佐庭急忙去追，卻沒追上，只好悶悶不樂的坐在凳子上生悶氣。謝昌熙干脆叫了飯，
飯后一回監督處，發現宦祥生正在大廳等著他。宦祥生對他說，我準備回紐約了，事實上，他壓根就沒有離開華盛頓。1月27號上午，宦祥生坐出租車來到聯合車站，但沒上火車，而是住進了火車站對面的哈里斯酒店，房費一天1.5美金。他在住宿登記簿上留的是真名，還留下了家庭地址。1月29日，按照之前的約定，宦祥生偷偷溜回了監督處。
恰巧，這天黃佐庭和謝昌熙都不在，只有吳炳新一人。據宦祥生后來供述，倆人走到二樓辦公室，開始商討他們的發財大計。宦祥生負責填支票，吳炳新負責蓋公章，還偽造了一封給銀行的信。信中吩咐出納員把錢交給拿信封的人就OK。一切準備妥當，倆人走進地下室的廚房，開始討論誰去銀行取錢更合適。正在這時，門被打開，有人回來了。
這時，時間已指向夜里22：30，在大門口的謝昌熙背對著身子放外套，吳炳新猛地從口袋里掏出槍，砰！一槍沒擊中，謝昌熙想逃進廚房爐子間，吳炳新立即跟上。砰砰兩聲槍響后，吳炳新回到了廚房。吳炳新自言自語，說謝昌熙這個人超級討厭，早就該死。于是，兩人沒提剛才殺人的事兒，遂又開始討論怎么取錢。半小時后，門口又有了動靜。“黃佐庭。”吳炳新小聲說。“他回來了。”
只見黃佐庭脫下外套，走進廚房，他驚訝地發現了宦祥生。宦祥生說他甚至于還沒來得及和黃佐庭打招呼，吳炳新已經快速拔出手槍，對著黃佐庭的胸口就來了一槍，槍口的火花燒焦了黃的背心。宦祥生驚呆了，眼睜睜看著中槍的黃佐庭逃上樓梯，眼鏡也掉到了地上，被尾隨而來的吳炳新踩碎。接著，樓上便傳來劇烈的廝打聲、喊叫聲，以及黃銅燈被打碎的聲音。
槍聲過后，一切歸于平靜。吳炳新過了很久才出現，他換了一身衣服，把槍放在桌子上，示意宦祥生在身邊坐下。他說，咱倆剛殺了人。宦祥生說人明明是你殺的，我可沒動手。遂即宦祥生準備離開。但吳炳新并不如他所愿，他說，他不想陪兩具尸體過夜。宦祥生焦躁的在房間里踱來踱去，借機偷拿了幾顆子彈，趁吳柄新沒注意，將手槍裝上子彈。他說屋子里太冷，你去給壁爐放些煤炭吧。
吳炳新立即起身。宦祥生緊跟后面，對著吳炳新后背就是一槍，槍響過后，吳炳新面朝下倒在地上，幾乎貼著謝昌熙的頭頂，兩人頭對頭。宦祥生把吳炳新翻了個面，對著他腦袋又補了一槍，隨后他把槍放回椅子上，走到水槽前，洗干凈沾滿血跡的雙手，完成這一切后，他關上地下室的燈，走上樓梯。對著黃佐庭的尸身放聲大哭一場。當天夜里，他病情加重，只好給同在美國的弟弟宦中英發了兩封電報，宦中英凌晨到達華盛頓，在他的照料下，宦祥生病情穩定一些了。
1月30日上午9點，宦祥生兄弟叫了一輛出租車，前往白宮附近的里格斯國家銀行。宦祥生病懨懨歪在出租車上，宦中英走進銀行大廳，遞給出納員印著監督處標志的信封。里面有一張5000美元的支票，出納員覺得不對，把一筆巨款交給一個陌生的“持票人”，這很反常。而且信上的字跡也和之前對不上。銀行明確告訴宦中英，想拿到錢，必須黃佐庭親自來一趟。在得知不可能兌換支票之后，宦祥生氣沖沖的把那張支票撕得稀碎，沖進了馬桶。1月31日，發現尸體當晚，兩個警察和目擊證人李岡，乘坐火車前往紐約。第二天一早，警察敲開了宦祥生家的大門。
警方將病重的宦祥生帶往華盛頓，經過治療，宦祥生基本痊愈，警方遂以偽造支票罪和謀殺罪誘供宦祥生，宦祥生堅決不承認自己殺人，只承認在支票上簽名。與此同時，警方將宦中英也拘捕，兄弟倆分別關押，并請來銀行工作人員指認，工作人員說就是這個人準備以假支票騙錢。
警方看到宦祥生冥頑不靈，就暗示他，是他殺了吳炳新，宦祥生依然不承認，無計可施的警方開始車輪戰，直到大病初愈的宦祥生精疲力盡，期間不準睡覺，并威脅他，如果你不承認殺人，那么我們就把你弟弟當成殺人兇手，無奈之下，宦祥生只好認罪。2月10日，在法庭上，宦祥生承認自己只殺了吳炳新一人。
（宦中英）
但陪審團認定他們兄弟要為三人的死負責，宦祥生兄弟不服，決定請律師，但他們沒錢，只能依靠法官指派。事實證明，找律師是對的。當李岡出庭作證的時候，律師直接說，李岡你這么配合警方，簡直就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其實是為了轉移警方視線，并且暗示李岡才是真兇。在法庭上，宦祥生接著全盤否認了當初的所有供詞，說自己之所以認罪，是因為警方使用了刑訊逼供，毆打恐嚇，辱罵等等。但美國法院并沒有采納。
（宦祥生在法庭上）
次年5月14日，宦祥生被判絞刑。到了1921年5月，法官突發心臟病去世，行刑日子只好延期。11月，又趕上華盛頓廢死運動，一個代表團沖進美國總統辦公室，要求給監獄里四個死刑犯減刑，其中一個就是宦祥生。時任美國總統沃倫·G·哈丁沒同意。好在宦祥生的前雇主，記者奧德唐納出面，他幫忙找來了著名律師詹姆斯·諾蘭。
（當年，負責案件的警察）
1924年4月，宦祥生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始和美國政府正面杠上。他表示，自己所有供述都是逼不得已。一開始，大伙覺得法官肯定不會理這個中國小伙，但法官卻受理了，而且他還得出個結論，宦祥生的供詞并不是自愿的，因此，不應當被采用。所有人都沒料想到，最高法院居然推翻了之前的裁決，下令重新審理這樁案子。
官司一直打到了1926年，為了打這樁官司，美國政府已經花了整整15萬美金，由于證據不充分，宦祥生很難被定罪。6月16日早上，審判室濟濟一堂，有觀眾甚至坐在了窗臺上。23小時后，陪審團主席宣布，宦祥生無罪釋放。從入獄到釋放，他已經在華盛頓監獄待了7年零125天，創下了該監獄有史以來最長的入獄紀錄。1929年，他回到上海，結了婚，生了三個女兒。1968年去世，終年73歲。
案件所有當事人結局：黃佐庭遺孀薛葩和女兒創辦了黃氏女學，張愛玲是該校校友。李岡回到中國，成為上海耳鼻喉科名醫以及清華醫院的主任，和清華校長周詒春之女結為夫妻。
對于這樁一百多年前的謀殺案到底誰是真兇，一直眾說紛紜。有人認為真兇就是宦祥生，謀財害命嘛；也有人懷疑真兇其是是最先抵達命案現場的李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