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國在這場全球抗疫戰爭中通過全民動員的強有力措施取得了疫情阻擊戰的階段性勝利。在前段時間中國疫情最嚴峻的時期口罩一度成為一種緊俏商品。疫情初期人們曾一度瘋搶醫用N95口罩，然而后來各地政府陸續出臺的一些政策中都呼吁黨員領導干部們不要佩戴醫用N95口罩，要把專門的醫用口罩優先配發給一線醫護人員。其實我們普通人并不像一線醫護人員那樣直接暴露在充滿病毒的環境中，毫無疑問醫用N95口罩在防護效果上肯定更好，但我們真的一定需要佩戴這種口罩，其實可能更多是我們的心理作用使然。
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防護效果好的就是最適合自己的，然而如果要滿足全國14億同胞都戴上這種口罩顯然是不現實的。時光倒流到110年前負責東北鼠疫防控工作的伍連德醫生曾發明過伍氏口罩。這種口罩就是兩層紗布夾著一片半寸厚的棉花，是不是覺得很簡陋呢？但后來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上各國醫學專家的評價是：“伍連德發明之面具樣式簡單，制造費輕，但服之效力，亦頗佳善”。在193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候選人資格的伍連德是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獎候選人，是他第一次讓中國人用口罩預防傳染病，然而他在中國歷史的貢獻與知名度卻是高度不匹配的。
伍連德祖籍廣東廣州府新寧縣（今廣東臺山市）。伍連德的父親伍祺學是在馬來西亞開金店的僑商。1879年3月10日伍連德出生于馬來西亞北部的檳榔嶼。我在這里著重說明一下：伍連德盡管出生于馬來西亞，但系旅居當地的華僑，并非已入籍當地的人士，所以他在國籍上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伍連德曾先后就讀于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圣瑪麗醫院、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后進入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實習研究。1907年伍連德受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邀聘回國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職），不久被派赴倫敦、柏林考察軍事醫學。
1910年12月30日中東鐵路哈爾濱站附近的一個旅館里持有英國護照的馬來西亞歸僑伍連德正在緊急起草一份電報。伍連德這時的身份是東三省鼠疫防治總醫官。1907年才返回國內的伍連德在此之前他其實并不會說漢語，回國后不久又受命赴倫敦、柏林等地考察，所以到1910年為止伍連德人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度過的。起草電報時伍連德不斷在腦海中搜索歸國三年來學會的漢語詞匯，他異常慎重地字斟句酌。他知道自己正在陳述一個驚人的結論：蔓延已兩月有余、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東北鼠疫并非日本學者北里柴三郎所定義的典型性鼠疫。
這里需要解釋一下什么是典型性鼠疫：所謂典型性鼠疫又稱腺鼠疫，是通過跳蚤在鼠類和人類之間傳播。然而伍連德根據自己在當地的觀察得出結論：這次爆發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鼠疫是一種通過飛沫傳染的新型鼠疫，是在人際間通過呼吸道擴散的產物。我們現在稱這種鼠疫為”肺鼠疫“。伍連德這一論斷在當時可以說是聳人聽聞的。當時防治典型性鼠疫的傳統辦法是展開滅鼠運動。在伍連德起草這份電報之前東北地區的大規模滅鼠活動已進行了一個多月：當時的奉天城（今遼寧沈陽）官府甚至明碼標價”捕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由就近巡警發給“。
在官府的懸賞政策刺激下奉天一城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滅鼠25347只，而整個奉天省（今遼寧省）則達到了80972只。吉林、黑龍江兩省也迅速跟進，整個東三省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滅鼠運動。滅鼠風潮也波及到關內的京津地區，甚至連遠在千里之外的漢口也頒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給銅元二枚“。然而如果伍連德的結論成立，那么此前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不過只是勞民傷財之舉，甚至大規模的人口集聚現象反而可能對防控疫情有害無益。這時的清政府已然是風雨飄搖了，況且東北的鼠疫事件背后還牽扯到清政府另一條敏感神經。
當時俄國人盤踞在哈爾濱，日本人控制了小半個奉天省。如果防治工作遲遲不能見效，那么早就對東北地區虎視眈眈的沙俄和日本會不會趁機要求接管東三省呢？當時清政府內部的頑固保守勢力還是比較強勢的，其中有不少人就公開質疑伍連德，因為在他們看來：伍連德這個畢業于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不過是一個連中國話都還說不利索的”假洋鬼子“而已。當時清政府高層很多人懷疑這個”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伍連德自己其實也知道朝廷中這些頑固保守勢力對自己的質疑，但他依然堅信自己的結論是正確的。
伍連德在發給防疫大臣、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電文中提出了九條防治意見：應當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將防治工作的重點調整為隔離患者、封鎖疫區、控制交通、禁絕行人等等。他的這些主張歸納起來其實就是”封城“，以此切斷人際間的傳播擴散。1910年這場東北鼠疫是中國自誕生報紙等近代新聞媒體后第一次迎戰這樣的大規模傳染病，所以有關這次鼠疫的記載比古代瘟疫更為詳實。這場奪去6萬余人生命的鼠疫后來被稱作“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而伍連德的電報則被視為”人類防治鼠疫的轉折點之一“。
所有傳染病的防治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確定傳染源：1910年12月24日伍連德抵達哈爾濱，次日他拜訪了哈爾濱當地的最高官員、時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備道道臺于泗興。伍連德的漢語水平可能確實不好，因為根據史料記載：這次會面他是帶了翻譯的。伍連德通過自己的助手林家瑞幫助翻譯溝通得以從于泗興口中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這場東北鼠疫的病源可能并非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邊境草甸的一種叫”旱獺“的嚙齒類動物，這種動物還有一個比較通俗的名字”土撥鼠“。當時這種動物正被人類瘋狂捕殺，而土撥鼠之所以成為獵人的捕殺對象是因為它的皮毛。
當時用土撥鼠的皮毛制成的服飾在歐美市場上足以媲美貂皮服飾。1910年每張土撥鼠皮的售價比1907年猛漲了六倍多，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土拔鼠皮就從70萬張增至250萬張。這時的中國正值內憂外患之際：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天災頻頻出現，一時間關內大量流民涌入東北。有些流民在東北沒土地，于是就想著靠做皮毛生意掙錢。這些流民的行為本身是無可指責，因為這是在當時的生存環境下的不得已之舉，但他們的捕獵行為的確打破了邊境草甸數千年來的隔絕狀態。一開始那些有經驗的獵人還有約定俗成的規矩：不捕捉那些有病的土撥鼠，因為他們知道這意味著災禍。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缺乏經驗的外地流民加入到捕獵隊伍中就開始對這種動物進行無差別的捕捉。1910年10月的滿洲里幾個獵人抓到幾只土撥鼠后到旅店住宿，其中有2人第二天早上身亡，其癥狀是“口流黑血”。后來這起事件被視為1910年東北鼠疫的最早源頭。就在滿洲里出現鼠疫苗頭后不久一名捕獵者走進了俄國境內的大烏拉車站附近的一處華工公棚，幾天后這處公棚中有七名工人暴死。俄國人知道這意味著什么，而他們采取的對策是將患病的中國勞工全部趕走，可想而知當這些患病勞工回到東北老家后就進一步造成了瘟疫的蔓延。
位于中俄邊境的滿洲里首當其沖成為受害者。11月8日哈爾濱出現首例傳染者；四天后疫情蔓延到長春。在此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呼蘭府、海倫府、雙城府、綏化府、阿城縣、雙陽縣等六七十個州縣相繼發現病例。哈爾濱華人聚居的傅家甸起初每天死亡一兩人，進入12月后”日斃者七八人，繼而十余人“。據當時的資料記載患者癥狀為：”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膚呈紫紅色“。迥異于典型性鼠疫的傳染源以及短暫的潛伏期、聞所未聞的可怕癥狀都讓伍連德新心生警惕，而最令伍連德緊張的是：這時正值跳蚤冬眠的季節。
那么這是不是證明這次的鼠疫是一種不通過跳蚤傳染的新型鼠疫呢？從疫情在傳播路線上呈現出明顯的沿鐵路、大道等交通線擴散的特征，甚至連鼠跡罕至的冰雪凍原也出現了疫情。那么這是不是足以證明這次的鼠疫其實并不需要借助跳蚤這一介質從鼠類身上傳給人類，而是在感染一個人之后就可以在人際之間傳播呢？在傅家甸的實地考察進一步加深了伍連德的疑惑：當地的醫生們使用傳統的治療鼠疫的辦法，然而沒一個患者出現好轉跡象，倒是有幾名參與救治的醫生先后染病身亡。這使伍連德更堅定自己對這次鼠疫是一種新型鼠疫的推斷。
然而直到這時一切都只是推測而已，盡管在此之前于泗興等當地官員已高度懷疑這是一種以土撥鼠為傳染源的新型鼠疫，然而誰都無法得出一個準確的結論，而伍連德所要做的就是證實之前的懷疑推測是否正確。12月27日伍連德在傅家甸一處平房內解剖了一名死者的遺體：他抽取了兩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位做成標本切片。伍連德通過顯微鏡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桿菌，三天后他又以死者血液為培養基，發現鼠疫桿菌仍在活動。伍連德的得出了結論：這次東北地區出現的大規模傳染病的確是鼠疫，但卻是一種之前不為人知的新型鼠疫。
得出結論的伍連德連夜起草了文章一開頭所說的電文，第二天他拜訪了各國駐哈爾濱的領事館，呼吁群起防治。然而他的這一主張只得到了美國領事羅杰·格林的支持，其他各國駐哈爾濱的領事們幾乎都不愿聽他把話說完。他們不相信這個年輕醫生關于新型鼠疫的奇談怪論，更不相信中國的防治能力。這也正是伍連德當時最尷尬的處境：在朝廷頑固保守勢力眼中他是”假洋鬼子“；在洋人眼中他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中國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青年醫生居然要推翻國際醫學界公認的理論，這在當時對中國懷有偏見的國際醫學界幾乎引起了顛覆性的震動。
東北疫情出現后日本細菌學家、”腺鼠疫“理論的創始人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學生前往哈爾濱調查疫情，而他自己則親自坐鎮奉天。北里柴三郎帶著一大群學者對三萬只老鼠進行了解剖，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在堆積如山的老鼠尸體中他們沒發現一例鼠疫桿菌的攜帶體。本來按說既然北里柴三郎沒能在老鼠尸體中發現鼠疫桿菌的攜帶體，這從側面證明這次鼠疫極有可能是一種并非以老鼠為傳染源的新型鼠疫。北里柴三郎的”腺鼠疫“理論在傳統的典型鼠疫防治方面當然是有意義的，但顯然這種理論并不適用于1910年中國東北的這場鼠疫。
然而日本人不愿接受中國人發現了一種新型鼠疫這樣的事實，于是北里柴三郎始終堅持認為：在從老鼠身上找出桿菌之前斷言這是一場鼠疫為時過早。日本人仍在堅持進行老鼠的解剖工作，然而始終一無所獲。日本人不接受伍連德關于新型鼠疫的說法，俄國人同樣不接受。12月31日伍連德拜訪了哈爾濱鐵路醫院院長、鼠疫疫苗研制者哈夫肯醫生的侄子小哈夫肯。小哈夫肯同意眼下爆發的是一場鼠疫，但并不接受新型鼠疫的說法，仍堅持認為滅鼠結合藥物治療是正確的防治辦法。小哈夫肯既然認為這是一場傳統的典型鼠疫，那么自然也就不會想到這種病會通過飛沫在人際間傳染。
所以伍連德在哈爾濱鐵路醫院看到了這樣的現象：這家醫院已收治了八名重癥患者，然而卻沒設立緩沖區、隔離區，醫生、護士出入病房也不戴口罩。伍連德意識到：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偏見在疫情面前仍然存在，沒人會相信一個沒任何資歷背景的中國醫生的話。當時的哈爾濱是一個聚居著2萬余名中國人、4萬余名俄國人以及千余名日本僑民的國際性都市，而病菌是不會認你是哪國人的。如果三方不能實現協作聯防，那么傳染擴散的風險是相當大的。不過對伍連德而言：最要命的異議既不是來自日本人，也不是來自俄國人，而是來自時任北洋醫學院首席教授的法國醫生梅尼斯。
梅尼斯不同于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他本身是中方雇員，肩負有防控疫情的責任。兩年前梅尼斯參與過唐山鼠疫的防治工作并取得成效，他也因此深受朝廷信賴。1911年1月2日梅尼斯受防疫大臣施肇基派遣從天津趕赴哈爾濱，然而他到達哈爾濱后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和伍連德發生了激烈爭吵。也許是對自己兩年前參與唐山鼠疫防治工作的經驗太過迷信，所以梅尼斯堅持認為東北的鼠疫就是一場傳統的典型鼠疫。在梅尼斯看來：伍連德所謂的“飛沫傳染”根本就是無稽之談。這次爭吵后梅尼斯給施肇基發了一封電報：要求撤換伍連德的總醫官職務，而由自己代替他。
梅尼斯甚至讓法國在北京的外交使團向清政府施壓，以迫使清政府撤換伍連德。被逼得無可奈何的伍連德也向朝廷主動請辭，但在他的請辭電文末尾仍堅持稱這是一場新型鼠疫并指出：除封鎖疫區外沒別的辦法。朝廷在收到梅尼斯和伍連德的電報后迅速召開了緊急會議。這時清政府內部的頑固保守勢力其實是既自卑又自大：因為他們自大，所以他們瞧不起伍連德這種學習西方技藝的人，視之為“假洋鬼子”；因為他們自卑，所以外國專家的話在他們眼中一定是對的。直接負責防控疫情的施肇基盡了最大努力頂住法國外交使團和朝中頑固保守勢力的反對，堅持為伍連德據理力爭。
38小時后北京方面終于回電：朝廷決定召回梅尼斯，由伍連德繼續擔當東三省的防疫工作。伍連德來不及為北京方面對自己支持認可的態度高興了，因為就在這天哈爾濱的疫情進入了爆發期：日死亡人數由十余人增至五十余人。1月6日哈爾濱死亡人數突破百人；次日暴斃在傅家甸貧民窟的傳染者達到一百二三十人；又過去一夜后先后死去的患者已逼近一百五十人左右......根據伍連德自己日后的回憶稱：當時他自己都覺得快要動搖了，然而就在他感覺山窮水盡之際一個人幫了他一把。頗為戲劇性的是：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梅尼斯。
梅尼斯這個人盡管對中國人存在一定偏見，但他對工作是極為認真負責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在防治唐山鼠疫時取得成績。當他得知清政府拒絕用他代替伍連德之后拒絕返回天津，而是前往哈爾濱鐵路醫院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他這樣做其實有點和伍連德賭氣的成分。伍連德不是認定這是一種通過飛沫傳播的新型鼠疫嘛，所以梅尼斯就堅持用傳統的治療鼠疫的辦法救治患者。有一天他甚至在沒戴口罩的情況下先后診治了四名患者。1月8日住在俄國大飯店的梅尼斯出現頭痛、發燒、徹夜不眠等癥狀。得知此事的伍連德匆忙趕到醫院探望梅尼斯。
當伍連德趕到醫院探視時梅尼斯已陷入半昏迷狀態。這時的梅尼斯不僅咳中帶血，還在細菌檢查中發現了鼠疫桿菌。客觀而言：梅尼斯對中國人是有偏見，但他對工作是認真負責的。盡管有些固執，卻也是一個正直的人。他的確是為救治患者而倒下的，實際上他和伍連德也沒什么私人矛盾，他們之間是純粹的學術之爭，只不過事實證明梅尼斯錯了而已。彌留之際的梅尼斯向前來探望的伍連德承認了自己的錯誤。1月11日梅尼斯在彌留三天后死去，而他的死也成為了東北鼠疫防治工作的轉折點之一，無形中相當于幫了伍連德一把。
就梅尼斯死亡的當天東三省總督錫良向北京軍機處發出一份加急電報：“此次疫癥因東清、南滿火車往來蔓延甚速......應于火車經過大站添設病院、檢疫所，凡乘火車由哈赴長、由長赴奉之商民節節截留，一體送所檢驗，過七日后方準放行。如長春、公主嶺、昌圖、鐵嶺、遼陽、新民、溝幫子、撫順、本溪、鳳凰、安東等處均經頒發章程，一律查驗......”一時間幾十萬旅客被安置進沿途車站。在總督錫良主持下東北大部分府縣自行防疫，奉天、哈爾濱兩城與日、俄當局聯防合辦。從1月14日起山海關開始進行嚴密盤查，過往紳民須經五日方予放行。
同時南滿鐵路停運，京奉火車停售二、三等車票。1月19日中東鐵路全線禁運，同時劃撥120節車廂隔離疑似病人。在短短幾天時間里東北交通基本斷絕。當時的措施有多嚴厲呢？奉旨查看東北疫情的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也在山海關停留五日后才得以回京。緊接著一個個檢疫所、一處處臨時醫院沿著鐵路線迅速鋪張開來。在錫良雷厲風行的敦促下鐵嶺縣先后設立1個防疫局、17處防疫所、7個防疫分卡、一家疑似病院和15個隔離所；德惠縣先后動員了10名醫官和217名辦事人員進駐4個防疫分局、8個防疫所和10處診療所、隔離所......
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東三省一共設置防疫機構1746處，防疫網絡基本延伸到了廣大的集鎮、鄉村。在整個東北的防疫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伍連德親自主持的哈爾濱傅家甸。這不是報紙等近代新聞媒體在中國出現后第一次迎戰這樣的大規模傳染病嘛，毫無疑問這次疫情一定會吸引各大媒體的關注。一時間關外的《盛京時報》、《滿洲日報》、《奉天公報》，關內的《北京日報》、《申報》、《大公報》乃至眾多日、俄媒體都在連篇累牘報道著東北鼠疫的情況。一時間東北鼠疫成為了國際新聞，而各大媒體挑選的新聞眼無一例外都集中在伍連德所在的傅家甸。
傅家甸因此被國內外媒體視為東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成敗象征。一月中旬在伍連德的統籌下將這個有24000名居民的重疫區劃分成了四個片區，“各區置主任醫師一人、助手二人、衛生勤務18名、警察26名”，實行日夜監控。與此同時一千余名步兵、衛生警察帶著口罩管制街巷、稽查人口。每個片區的居民均需佩戴標志，如果要前往另一片區必須實現申請路條。上文提及的伍氏口罩就是這時伍連德為阻斷飛沫傳播而設計的。這樣的隔離措施不可謂不嚴厲，然而十余天后傅家甸的死亡人數不降反升：1月20日死亡任務超過150人；五天后達到160余人；到1月28日達到了183人。
就連防疫人員的殉職比例也與日俱增：58名醫生中死亡6人，500余名雜役中死亡102人，700余名警察中死亡35人，150人的救護隊死亡69人。這還只是哈爾濱傅家甸的疫情，而整個東北此時已有三四萬人先后死去。錫良在給朝廷的上奏中是這樣描述疫情的：“棺木銷售一空，不得不實行蒿葬”。伍連德在認真總結經驗后認為罪魁禍首是街頭死尸。作為微生物學博士的伍連德知道：鼠疫桿菌可以在低溫狀態下存活很久，東北的冬天顯然很適合鼠疫桿菌的存活。盡管死者不能通過“飛沫傳染”，但在這個病菌的溫床上搬運尸體的救護隊、負責埋葬的雜役工染病的概率還是很大的。
更何況誰又能保證死者家屬不會前來祭奠哀悼呢？誰又能保證尸體上的病菌不會通過老鼠引發雪上加霜的典型性鼠疫呢？問題在于：在天寒地凍的東北掘地埋尸絕非易事，所以當時哈爾濱有幾千具尸體遲遲無法下葬。這就成為了新的傳染源，然而如果要在暴尸一個多月后再行安葬，那么只怕埋尸工會百無一存。只有火化是最安全、最便捷、最有效的辦法。中國人歷來有入土為安的習俗，焚尸在當時絕對是要冒著被人戳脊梁骨的風險的。當焚尸的念頭涌現在腦海時伍連德自己都被自己嚇了一跳，當伍連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時當地的地方官和參與防病的醫務人員全都一致認可他的方案。
然而誰都不敢輕易下這個決心。十年前的義和團風潮的誘因之一就是洋人修筑鐵路破壞陵墓，此時的清王朝已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當地官員不由得擔心焚尸會不會激起民變，乃至可能給革命黨和要求立即立憲的各地士紳以煽風點火的機會呢？伍連德鑒于疫情的緊急性上書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義強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報告后也產生了極大的爭議。三天后外務部緊急發來電報：準許伍醫生之請，可依計劃進行。宣統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國大部分地區正在慶祝新春佳節，而哈爾濱城北的公共墳地上200名工人把100個棺木或尸體堆成一堆澆上煤油付之一炬。
2200多具尸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因為焚燒死尸切斷了鼠疫傳播，從這一天開始道外區一直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竟然下跌了。伍連德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的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面無表情、呆呆出神。在我們今天遺體火化已是常態，然而在當時盛行土葬風俗的年代這種親眼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對人們心理沖擊又是我們今天所難以想象的。第二天焚尸工作繼續進行，這時伍連德忽然問身邊的工作人員：“過年怎么沒人放鞭炮啊？”身邊人告訴他是因為疫情發生后居民都被隔離，彼此之間禁止走動，況且疫情嚴重之際百姓們也沒有心情放鞭炮了。
伍連德想了想說：“我們不僅要醫治人們身體上的疾病，也有彌合大家心靈上的創傷。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鼓勵民心士氣，讓百姓放鞭炮也許能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伍連德決定從防疫經費里拿出錢來買鞭炮，再免費發放給百姓。當晚疫區的鞭炮煙花格外燦爛！焚尸工作進行到第二天時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名下降至165名，此后每日死亡人數日漸消減。1911年3月1日夜0時哈爾濱防疫局內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當時針指到午夜0時哈爾濱道外區的死亡人數為零，隨后長春、奉天、鐵嶺……東北各個大城市紛紛傳來捷報——死于鼠疫者：零。
百年前的這場東北鼠疫就這樣漸漸成為歷史，然而它的余音卻并未終結。1911年豐天防疫總局編撰了《東三省疫事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所統計的死亡人數為50927人，加上日、俄控制區和關內的死者迄今為止最準確的死難統計數字是60468人。這場浩劫之后鼠疫仍在東北局部地區時不時會小規模爆發，為此伍連德在關外逗留多年。這場浩劫也留下了諸多遺產：中國近現代最早的防疫檢疫機制就由此確立。1911年伍連德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議，此后伍連德分別在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撲滅東北、上海等地爆發的肺鼠疫和霍亂疫情。
1915年2月伍連德與顏福慶等人在上海集會宣告成立中華醫學會成立。此后伍連德在全國各地陸續創建了包括哈爾濱醫科大學和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在內的20多所醫院和醫學院。他創立的東北防疫總處很快成為國際知名科研和防疫機構，20年間不僅承擔了東北防疫任務且培養出一代防疫精英。1916年前后伍連德讀到美國醫史學家加里森所著《醫學史》，全書有關中國醫學的內容介紹尚不足一頁。他致函作者質詢，復函說：既然中國醫學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為何中國人自己不向人們宣傳介紹？受此事震動的伍連德與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寫成《中國醫史》。
1930年7月1日在伍連德的推動下上海成立了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直屬南京國民政府衛生署管轄，伍連德出任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監督，接管了外國控制的海港檢疫機構，中國由此從列強手中收回了海港檢疫的主權，從而為中國衛生事業開拓了新的境界。日軍大舉侵華后伍連德舉家返回馬來亞定居，以開設私人診所為業。當地顯貴多次勸說他出任政府職務，他都以年邁為由謝絕。他的自傳《鼠疫斗士》一書寫道：“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里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