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顧百順”的顧祝同在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期間，除了跟新四軍搞摩擦比較在行以外，就沒跟日本人打過幾場像樣的仗。日寇駐華東的第13軍也確實對缺乏戰略價值（至少在他們看來）的閩浙贛山區沒有興趣，正面抗日戰場八年中，雙方唯一的一次大型戰役“浙贛會戰”，顧祝同卻是打的亂七八糟，然而卻有意外收獲。
（顧祝同）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后，侵華日軍在長江中下游盤踞著兩個戰役兵團，其一是司令部設于武漢的第11軍，它是制衡國軍第五、第六和第九戰區的野戰精銳部隊，高峰時期擁兵七個師團另四個獨立混成旅團近30萬人馬。第11軍是以機動和進攻為主，中日兩軍之間的23次大型會戰中，由第11軍單獨發動的多達11次，另有兩次也進行了配合作戰，其中就包括浙贛會戰。
其二就是司令部駐扎上海的第13軍，通常情況下僅轄四個師團和兩個混成旅團，雖然也指揮著一大批汪偽軍，但作戰序列中沒有一個甲級師團，卻要警備江南江北的大片占領區。因此第13軍在戰略上一般取守勢：江北主要與新四軍在蘇北纏斗，江南則主要警戒顧祝同的第三戰區，既然戰線僵持，所以自1937年底杭州淪陷后，顧祝同的小日子過得悠哉悠哉。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正是因為日軍的壓力較小，顧祝同才有精力和兵力，在1941年發動“頑南事變”，干起了同室操戈的罪惡勾當。本來如果顧祝同足夠努力的話，應該與新四軍配合不斷騷擾或反攻寧滬杭地區，即便不能收復重要城市，也會迫使武漢第11軍抽兵回援，從而減輕其它戰區的軍事壓力，結果是敵不動他也不動，將近五年的時間用四個字評價他就是：“不干正事”。
1942年初，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正是順風順水，美英盟軍丟盔棄甲，日本軍部開始醞釀攻入川渝徹底打垮蔣介石政權的計劃，參謀本部為此擬定了“五號作戰”的進攻方案。該計劃以第11軍和華北方面軍為作戰主力，將“中國派遣軍”的總兵力由61萬增至97萬，從而集中八個以上精銳師團從川東和陜西分頭攻入，最后在成都平原完成會師，其用心是非常險惡的。
（曾任第三戰區參謀長的黃百韜）
不料1942年4月18日，發生了美軍杜立特爾中校率領16架轟炸機空襲東京的事件，盡管損失不大，卻把天皇嚇得夠嗆，讓軍部大為栽面。而美軍轟炸機從“大黃蜂號”航母起飛之后，已經無法再折返母艦（為防日本艦隊攻擊，航母放飛之后即掉頭南撤），最終選擇了在浙江衢州等機場降落，因為這里仍然在第三戰區的控制之下。
日本人惱羞成怒，把正在籌備的“五號作戰”拋在一邊，立即組織發起了旨在摧毀浙東麗水、衢州和江西玉山等三個機場群的“浙贛會戰”，不僅要求第13軍傾巣出動，還命令第11軍抽兵配合。“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認為這完全屬于沖動型作戰，會極大影響“五號作戰”的實施，故而申請延期，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畿也持反對意見，但都被參謀總長杉山元一一駁回：“放下一切，立即摧毀浙江的機場”！
（畑俊六）
畑俊六對大本營的瞎指揮憤憤不已，在日記中寫道：“此次軍部對該作戰之所以賣力，是由于總長平時一向上奏天皇夸耀國土防衛萬無一失。。。”，而阿南惟畿也在日記中抱怨：“由于美軍小規模空襲而進行浙贛作戰，卻使今秋對重慶必要的大規模攻勢無法發動”！日本軍部的戰略短視讓前線將領頗不以為然，但是命令卻必須執行。
1942年5月15日，得到補充加強的日寇第13軍出動六個師團，第11軍奉命派出兩個師團，在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中將的統一指揮下，向浙贛交界的第三戰區發起猛烈進攻。顧祝同在戰役之初向保定同窗薛岳學習，也搞什么“后退決戰”，將戰區主力后撤集結在衢州周邊，以正面死守和兩翼側擊的戰法試圖決戰。
（杜立特爾的飛行員們）
然而僅僅三天衢州即告失守，第三戰區各部完全陷入混亂，6月7日丟衢州，6月14日失上饒，月底再棄溫州，顧祝同一敗涂地。浙贛會戰歷時四個半月，應該說日軍基本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并且對浙江、江西和福建地區進行了瘋狂的掠奪和破壞，以17000余人傷亡的代價干掉了顧祝同70000余人，另屠殺無辜百姓20余萬，鬼子之罪磬竹難書。
然而在戰略上卻極盡愚蠢之能事，不得不因此中止了入侵川陜的計劃，我們知道，1942年美國人自身難保，尚無力對重慶政府進行大規模軍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正是最艱難的時期，浙贛人民的犧牲，換來了這一年度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及至1943年以后，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屢戰屢敗，大量吞噬著日軍的兵員與物資，已經無力向西繼續深入（豫湘桂會戰也只是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目標并非重慶）。戰敗的日本人在戰后的檢討中也承認：這一次突然進行的作戰，無論對推動四川作戰，還是對擴大清鄉工作，都帶來嚴重的影響。如果四川作戰已決定進行，就無須進行浙贛作戰，而應于昭和十七年（1942年）6月發起西安作戰。。。云云。
日本人永遠是戰略上的矮子，盡管意外發生的浙贛會戰，今天想起來仍然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