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錢鐘書有什么資格看不起魯迅啊？魯迅是世紀中國的文化巨匠，國民精神領袖。錢鐘書雖是文人之瑞，就他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著圣賢書，也不過常人而已。方鴻漸和阿Q，誰也不比誰強。魯迅的高度、深度、廣度，錢鐘書們不可比肩，他們漠視魯迅、微言魯迅，僅是文人相輕和嫉妒，還加雜著些許恩怨，不足為奇……就像揚絳看不上林徽因，但揚絳永遠超不過林徽因。

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并峙昆侖，尤其是魯迅，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系的，就是沒有直接關系，也有間接關系，沒有間接關系，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1949年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錢鍾書可極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極少提到魯迅。

目空一切 眼無周氏

其實，錢鐘書與周氏兄弟是兩代人，周氏兄弟與錢鐘書乃父錢基博約略是同時代人。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學識迥異，鮮少交鋒亦在情理之中。細究起來，錢鐘書少談，或者避談周氏兄弟，乃其刻意為之，甚至是無聲的鄙薄。

大抵有才學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謝靈運就曾狂妄地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謂天下人的才華都不在他眼里，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錢鐘書這里，則是目空一切，再沒值得欣賞的人了，述之筆端的全是些嘲諷、挖苦、貶損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乃父錢基博早早窺出錢鐘書骨子里的傲氣，于是替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然而錢鐘書天生三寸毒舌，誰才名高便向誰放毒，放在現在的語境當為高級噴子。比如在短片小說《貓》中，即以曹世昌影射沈從文，說“雖然名滿文壇，還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老覺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以袁友春影射林語堂，說“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沖湯的味精。更像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里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為是中華風味。”

在錢鍾書眼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錢鍾書看不起他們。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后，因為書名是錢鍾書題寫，他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鍾書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鍾書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本書中還引述了呂思勉的《讀史札記》。

從錢鍾書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是“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周氏兄弟不入他的法眼，自在情理之中，少談、避談。

與周作人的筆墨仗

從目前已見到的史料判斷，錢鐘書與周氏兄弟的唯一一度正面交鋒，是對周作人文學觀的屬文詰難。

1932年春夏間，周作人應邀到輔仁大學做了八次演講，并于9月出版了經周氏訂正的演講稿，即《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1月，時年22歲的錢鐘書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發表了同題書評，文章對周作人的書先做了一個抽象的肯定，認為“這是一本可貴的書”，但在具體評述中，基本是對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錢鍾書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動里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并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在對周作人“載道”、“言志”文學觀提出爭鳴之余，順便還提到了一本書，這就是后來選編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梅花草堂筆談》。他在文中寫道：“周先生提出了許多文學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沒有能‘swim into his ken’，這個人便是張大復。他的《梅花草堂集》我認為可與張宗子的《夢憶》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榮譽，雖然他們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間稱道的很少，所以膽敢為他標榜一下。”

錢鐘書這種看似含蓄的批評，實則就是批評周氏讀書不夠廣博之意。但周作人當時并沒有直接回擊，保持沉默達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中由周作人題箋的《梅花草堂筆談》，已經出版5個月了，他才慢條斯理地拈起筆來，輕描淡寫地捎帶著回應了一下錢鐘書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話。這篇收入周氏文集《風雨談》的《梅花草堂筆談》一文，文章開篇即寫道：“前居紹興時家中有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四五本，大約缺其十分之二，軟體字竹紙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時候常拿出來看，雖然內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來北京的時候不知怎的遺失了，以后想買總不容易遇見，而且價目也頗貴，日前看舊書店的目錄，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這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的《筆談》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來看，總算得見全本了，也不記得哪幾卷是不曾看過的，約略翻閱一遍，就覺得也可以滿足了。”

這段文字，是周作人間接告訴錢鐘書，你還在學《三字經》時，我就看過《梅花草堂筆談》了，而且還至少是清代線裝的古籍版本，但還真不覺得這書有什么特別的。緊接著，周氏用其一貫的不緊不慢的拉家常式筆法寫道：“這里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若張大復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復閱全書亦仍如此想……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其實，讀過明人張大復文章的，用閑適、精致、獨特、雋永等多種形容來評價其文，應不為過。但在這500字里，周作人闡明了他不喜歡張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并不是認為張的文字不夠漂亮，而是不喜歡這漂亮背后的“山人氣味”。所謂“山人氣味”，即是一味地追求閑與雅的文字形式與風味，但在形式與風味之外，卻別無他物——這是沒有作者真實思想、切實感悟的“假風雅”。他認為，這樣的文章只是飯后閑嗑的“瓜子”，算不得開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當飯吃，肯定吃不飽；如果還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飽的問題了，接下來就該拉稀、鬧肚子了。在此，他再次強調，“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復閱全書亦仍如此想。”

這一記漂亮的回馬槍，顯然刺中了錢鐘書。

貶論魯迅

錢鐘書與魯迅終生不曾相見 , 因此 , 魯、 錢二人相互間的 “對面之批評” , 無從說起。但錢鐘書對魯迅的 “單面之批評” , 我們還能看到 , 盡管少之又少。

錢鐘書在非要涉及魯迅的時候，其辦法是暗指而不明說。李國濤在《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紀40年代，錢鍾書在上海發表《小說識小》數題，其中談到《儒林外史》時，錢鍾書發現，吳敬梓沿用古人舊材料不少，創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錢鍾書說:“中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同時錢鍾書指出:“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指誰呢？明眼人都知道所指為胡適和魯迅，胡、魯之著都是名著，影響甚大，更多地是指魯迅。

錢鍾書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魯迅的時候，主要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魯迅，非要提及的時候，盡量少說或者不說，而且談鋒中頗有深意。

見諸文字記載的有四次。 其一是在 《中國新文學源流》 的書評中, 說: “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 一句話 , 而謂一切‘載道’的文學都是遵命的。” 其二是水晶《侍錢“拋書”——兩晤錢鐘書先生》 一文所記: 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 ,但是他只適 宜寫 sho rt- winded “短氣” 的文章 , 不適宜 寫 “長氣” long- winded的文章 , 像是《阿Q正傳》 便顯得太長了 , 應當加以修剪才好。 錢在水晶的追問下評魯 , 表面看似乎尚公允持平 , 實際上卻是皮里陽秋。因為這“短氣”short- winded 一詞 , 原有貶義。 其三則是李銳 《黎澍十年祭》 所記 , 錢鐘書談到胡適時 , 說 “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 , 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 這里是贊許胡的為人,但語間涉及魯迅之處,卻是頗致微辭。這是論人。最后是他的 《“魯迅與中外文化”學術討論會開幕詞》 , 稱“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這是官樣文章, 是不得已的應酬敷衍。

文人相輕

從歷史上看，周氏兄弟是文章大家，文化昆侖。縱有缺點，大抵不掩其高大。錢鐘書對周氏兄弟的故意無視或無意貶低，說到底還是其深入骨髓的文人相輕的俗氣意識。

周作人身陷老虎橋，收到了應有的懲處，錢鐘書則繼續落井下石，其短篇小說《貓》又有所指，以陸伯麟影射周作人，說“就是那個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頭兒。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象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

當年錢基博替他改字“默存”，意在叫他少說話，而他將“默”字拆為“黑犬”，自稱“黑犬才子”。是故終其一生，在對其沒有切身利害的人物面前，他恰是一條名副其實的“黑犬”，狂吠不止，仿佛怕人跟他搶屎吃；而在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面對政治人物，他尤深諳自保之道，隨波逐流，虛與委蛇，還忝列毛詩翻譯組員，可謂八面玲瓏已極。

當年冰心發表《我們太太的客廳》，嘲諷林徽因，林徽因當即給冰心寄去一瓶山西老陳醋。我想，這種難得的陳年老醋，周氏兄弟也該給錢鐘書寄一份。

錢鐘書和魯迅不在一個層次上。魯迅是戰士，錢鐘書是書生。錢老學問深知識廣，但文筆不好。其著作晦澀難懂，泛泛而談，土洋結合，引經據典，沒有突出的重點。他自以為說的很深很透，但卻把讀者引入了迷魂陣，而不知所云。

俗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說的是觀點和意識差異太大的人之間，是沒有辦法溝通的，周氏兄弟和錢鐘書之間大約就是這個狀態，他們算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

關于周氏兄弟，熟悉和了解的人相當多，尤其是魯迅（周樹人）。在當今的中國，只要是高中畢業，甚至是初中畢業的人，不知道魯迅是何許人也，那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而他的弟弟周作人為世人熟悉大約當漢奸的經歷要比當文人的名氣大一些。

事實上，錢鐘書一生當中無論是在文章和作品當中，還是在訪談發言當中，極少提及周氏兄弟，也極少涉及周氏兄弟的作品，尤其是魯迅本人和魯迅的作品。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完全忽略魯迅的現象和人物不多見，錢鐘書算一個。眾所周知，以錢鐘書的文筆如果要刻意品論某個人物的話，必然是筆鋒刁鉆刻薄，刻畫入木三分。在他的小說《圍城》里，你可以看到錢鐘書對人物的人性和本性刻畫的獨到和深刻。

那么錢鐘書為什么會很少提及周氏兄弟，特別是魯迅呢？我個人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大約是根本原因。

錢鐘書和魯迅之間的“道不同”是全方位的的，無論是做人，做事，做學問，兩個人基本上搜沒有太多的交集和相似之處。

橫眉冷對千夫指，是魯迅的態度。千夫所指況且橫眉冷對，更何況一個幾乎是“與世無爭”的“后輩小生”？

錢鐘書在魯迅的眼里，其實是沒什么分量的，錢鐘書的考究學問魯迅未必看得上，也無暇翻看，魯斗士的“敵人”太多，鐵肩上擔的道義太重，沒時間和一個“年輕的學究”為謀。而周作人和錢鐘書之間有那么一點點“就事論事”的商榷，但也只是一潭死水當中的小小的瞬間的漣漪。

我們可以從身世背景，求學經歷，治學方向和思想傾向四個方面看看，錢鐘書和魯迅兄弟之間為什么幾乎是毫無瓜葛。

周氏兄弟的身世背景不能說“婦孺皆知”也差不了多少，而錢鐘書的身世背景求學經歷知道的人并不太多。

錢鐘書出身于“書香門第，士紳世家”，他的父親，叔伯都是有大學問的人，其中錢鐘書的父親是著名的古文學家和著名教育家，叔叔也是舊教書先生出身，也是無錫的“一鄉之望”。

錢鐘書本人天資聰明，在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有著過人天賦，十八歲（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引起轟動：他的數學只考了15分，但是他的國文水平和英文水平之高，讓同學拜服，尤其是英文居然是滿分水平，這和錢鐘書少時博覽群書，家學淵源以及從十五歲開始系統閱讀和治學有很大關系。

清華大學畢業后，1935年，錢鐘書以總成績第一（87.95分，為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赴英國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英文系留學。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學士學位。之后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研究。

1938年秋，與楊絳乘法國郵船回國。被清華大學破例聘為教授，次年轉赴國立藍田師范學院任英文系主任，并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

從錢鐘書的這個背景和經歷當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在魯迅的視野當中，估計沒有錢鐘書的身影，魯迅如日中天的時候，錢鐘書就是個年輕后生，而在錢鐘書求學，留學直到回國教書（1938年）這十年間兩個人的生活和治學圈子幾乎沒有交集，而魯迅于1936年去世，說起來就完全是兩代人。

錢鐘書是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是一個以語言文字和文學學術為主要研究和治學的“學問家”，沒有任何政治傾向，也無任何政治背景，更無任何政治主張。這和魯迅完全不同，魯迅是中國的最后一代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盡管有留學日本的經歷，甚至有學醫的背景，但是魯迅的骨子里更像中國傳統文人——敢于自我否定的文人，在追求民主和科學的道路上，魯迅追求的是“民主”，錢鐘書追求的是“科學（學問）”。

錢鐘書和魯迅之間其實是有過節的，這個過節是間接的，來自于錢鐘書的妻子楊絳先生。而這個過節應該是錢鐘書一生回避魯迅的根本原因。

楊絳先生的姑姑楊蔭榆和魯迅之間的矛盾很深，幾乎深到“置之死地而后快”。這個矛盾的根源應該是來自楊蔭榆和魯迅的“老婆”許廣平。

楊絳先生的姑姑楊蔭榆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著名的人物，這位終身未嫁的著名的女教育家，中國第一位女大學校長，因為“女師大風潮”被魯迅這“旗手”欽定為“反動軍閥的幫兇、封建余孽的化身”。

關于這位女教育家的生平，可以百度，這里不再贅述。但要說明的一點是，魯迅對這位女大學校長的“口誅筆伐”是十分強勁決絕和不依不饒的，他的那個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把楊蔭榆牢牢地釘在了他所設計的“恥辱柱上”。楊蔭榆因“女師大風潮”被撤職，回到蘇州繼續從事教育事業，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蘇州淪陷，她不畏艱險，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同胞，最終命喪日寇之手。

其實，我以為魯迅前前后后寫了那么多文章攻擊楊蔭榆，和作為校長的楊蔭榆開除的六個女學生當中有一個叫“許廣平”的女學生有太大的關系（魯迅寫了多少篇針對楊蔭榆的文章可以查《魯迅全集》或度一下）。我本人對此很不以為然。

錢鐘書夫婦對魯迅肯定不會有好感，但是在錢鐘書成為大家的時候，魯迅已經是“文化旗手”，以錢鐘書夫婦的性格，斷然不敢對“旗手”有所怠慢，但也絕對不會對魯迅做任何正面的，主動的，積極的評價。

回避，就是最合適的態度。實在回避不了，就言不由衷的說兩句。但就是這兩句，也是充滿了態度的：

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錢鐘書。

大約要從學術圈子及處世風格等方面去猜測。

學術圈子不同

魯迅兄弟是東洋留學生，錢鐘書是西洋留學生。這不算啥。重要的是，魯迅兄弟是新派的學者，而錢鐘書是老派的學者。

說起來，魯迅兄弟是章炳麟的弟子，但并不是傳承太炎先生學問的人。在當時，周氏兄弟于時尚之學頗為用功，極力鼓吹，和胡適、徐志摩等新文化精英一樣，都算是新派的學者，他們整天忙著文化改良：新詩、白話文以及“消滅漢字”等等。

錢鐘書則不同，顯然是老派的學者。錢氏交往的，多是柳詒徵、陳石遺、冒鶴亭這樣的老派人物。錢鐘書的治學，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入和拓展，將之與世界學術并置于同一片天空下，并在其中騎驛往來。云層之下，或雨或雪，云層之上，都是同樣的陽光。錢鐘書的學術著作如《管錐編》、《談藝錄》等重新宣告中國傳統學術自有其意義。

學術圈子不同，在學術上自然少有交集。錢鐘書才辯卓絕，而且似乎也像魯迅那樣，性情中帶有幾分尖刻，但并沒向包括周氏兄弟在內的新派人物“開火”，大約還有處世風格方面的原因。

處世風格不同

風起云涌的民國時期，文人學士們筆桿亂舞，唾沫四濺，論戰相當激烈，罵戰非常精彩，一時名士漫天，大師遍地。

而老派學者錢鐘書，正如他的表字：默存。

錢鐘書周歲“抓周”，抓了一本書，因此取名“鐘書”。錢鐘書原本由其伯父取了一個表字：哲良。后來，錢父因錢鐘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讓他少說話，閉嘴。

錢鐘書少年才高，請參觀他老爹錢基博是怎樣教訓他的：（摘自錢基博書信）

“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腳跟，善體吾意！不然，以汝之記丑而博筆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險之心，出之為僻堅之行，則汝之學力愈進，社會之危險愈大！”

“世所推稱一般之名流偉人，自吾觀之，皆惡化也，皆增進危險于中國者也！汝頭角漸露，須認清路頭。”

“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以犀利之筆，發激宕之論，而迎合社會浮動淺薄之心理，傾動一世。今之名流俊彥，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實大！”

所謂“論戰”，有時也只不過是派系之爭、意氣之爭、口舌之爭。有時，并沒有什么是非之爭，僅是互相攻訐而已。錢鐘書一生謹遵乃父之教，謹言敦行，專心治學，無心“論戰”。

魯迅兄弟在近代聲名震天，錢鐘書既沒有與他們唇槍舌劍的展開論戰，也沒有歌頌贊美，甚至基本上就連提都沒提到過。對于周作人，錢鐘書顯然沒多大興趣，因為在錢氏看來，周二的文學是膚淺的，甚至是鄙陋的。在《新月》雜志的一篇書評里，錢氏片言只語，對此偶有涉及。當然，魯迅的學問還是極高明的，但錢鐘書大約并不對他有多少好感。

魯迅與楊蔭榆之爭，國人人盡皆知。所不知的是楊蔭榆自解任女高師校長后回到蘇州，繼續投身教育，做蘇州女中首席教師，又創辦“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日軍入侵，楊蔭榆為保護學生，被日軍槍殺。而錢鐘書，是楊蔭榆的侄女婿。一般而論，錢鐘書似應對魯迅有些看法才對。沒有。猜測，大概是因為魯迅地位尊崇，錢鐘書只能繞道而行，不提也罷。

錢鐘書沒有資格去講魯迅！魯迅兄弟都在新文化運動中起到積極作用，是時代的弄潮兒；錢鐘書是關起門來自己過日子，不接受外界影響的！

他們恰似音樂圈的兩個不同領域：古典音樂和搖滾音樂。

境界不一樣，魯迅是民旅之魂，是投向舊社會的匕首，錢只是一個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學問家

用他夫人楊絳先生一句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我們不與人比，但任何人來比我們都不屑！

充分說明，文人相輕。錢鐘書乃清華大學高才文人，他對魯氏族輕淡都在情理之中，因人無完人，魯迅兄弟皆是文人。凡人都有不足之處，可人應該拿自己的短處和別人對照，這才算是有文風、文氣、文骨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