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秀吉的一生，一言以蔽之曰“屌絲逆襲”。
在日本這樣等級森嚴的社會里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日本社會的底層人士有著秀吉情結，日本企業(yè)界也對豐臣秀吉的成功歷程多有研究，運用到企業(yè)經營里。如果不處在日本那種等級社會中，很難理解豐臣秀吉在日本社會里的象征意義。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是日本戰(zhàn)國三杰，出身寒微，原本只是尾張國的一個足輕（日本戰(zhàn)國軍隊里最低級的兵種）。他是尾張國的一個地地道道的貧農，連一副鎧甲都湊不齊，因此連個低級的武士都混不上，按照中國俗語說的，只能算是一個“幫閑”的。
由于戰(zhàn)國時代的日本戰(zhàn)爭頻繁，而大名們的土地有限，人口更是不多，因此各地大名就紛紛執(zhí)行了“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有這些散落在鄉(xiāng)間的武士們帶領，在領主們要作戰(zhàn)時，就帶著一幫農民，抬著武器出戰(zhàn)。這樣的一幫烏合之眾，往往看著陣勢頗為嚇人，卻往往幾十個騎兵就能將上萬農民兵給沖散——這在日本被當成一些“賽張飛”等猛將的傳奇戰(zhàn)績，不過從這些士兵們的組成來看，取得這樣的戰(zhàn)績實在難以稱得上是奇跡。豐臣秀吉很不幸，他的身份就是這些烏合之眾中的一員，他甚至在年輕的時候都沒有資格冠姓，在結婚后才有了第一個姓“木下”，叫做木下滕吉郎。
（豐臣秀吉的正妻寧寧）
即使如此，作為底層士兵的豐臣秀吉經常被人叫做猴子。
那這個尾張國有多大呢？不幸的很，尾張國也很小，是在瀨戶內海邊緣上的地方藩主，面積大約占本州島1/50。當時的日本，勢力比尾張國強大的，沒過一百，也有五十。
可是幸運的是，這個尾張國的領主，是日本鼎鼎大名的織田信長。
日本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從鐮倉幕府以來，逐級封建制度成為日本的立國之本。將軍在京都附近有京畿之地作為直轄，而那些偏遠地區(qū)就都交給將軍的子侄外臣，分封出去把守。有一個專有的官職來稱呼這種封建關系，叫做“守護”。一個守護管轄的土地有多大呢？以日本最后一個封建武士政權——德川幕府來比對。當時的德川政府占據了京畿附近本州島的1/4的土地作為直轄，大約是關東平原和瀨戶內海地區(qū)，其他的日本領土就分封給了270多個大名。如此算下來，平均每個大名治下的土地，不足1000平方公里，也就相當于中國東部地區(qū)的一個中等縣的大小，人口大多在5-50萬不等。這些大名們到了地方，也要分封他們的武士去管理鄉(xiāng)村。
（尾張國就是淺藍色的織田信長）
日本的這種封建制度，像極了中國西周的封建制，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將軍在名義是只是天皇的官吏，是不能夠世襲的，至尊的權力掌握在天皇手里。但在實際上，至強的實力卻掌握在將軍手中。將軍和武士階層的結合，壟斷了日本政權。他們世襲罔替，成為了日本的貴族。這種封建制度執(zhí)行的太久，以至于影響到現在，日本依然是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一個普通的貧民百姓，要想能在日本出人頭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約在明王朝的“土木堡之變”發(fā)生的同時，日本也發(fā)生了“應仁之亂”，出現了南北朝，起因是皇室內部的爭權奪利，使得日本大名紛紛站隊。打了幾十年后，誰也沒有滅掉誰，卻把日本延續(xù)了500年的封建制度給攪擾混亂起來了。
戰(zhàn)爭是打破舊制度的最有效的手段，因為憑借著戰(zhàn)爭勝負和軍功，原有的世祿體系不得不稍作讓步，留給底層百姓一個依靠軍功上升的通道。日本的一些“守護大名”子孫不肖，在紛亂的世道中，不能守住祖宗的家業(yè)，一些地方豪強趁勢崛起。在短時間內，這些地方豪強要么殺死了原來了“守護”，要么驅逐了他們，然后自領一國之政。
禮崩樂壞，即使大名們的“家法”也難以遏制這樣的趨勢，室町幕府也就坡下驢，承認這些個既成事實。由于這些新崛起的豪強沒有貴族的血統(tǒng)，因此他們被稱為“守護代”，意思是“代理守護”。
如果以中國東周時期的政治經驗來看，這種情形如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樣的權臣凌主的現象，昭示著原有的社會秩序即將全面崩毀，一個更大的亂世呼之欲出。然而，不管怎么亂，世道最終還是會安靜下來，形成一個新的平衡。這個新形成的平衡的基礎，必然是武力作為后盾，文治作為內核。
（織田信長上洛時版圖）
然而，在1530年代，這樣的局勢并不明朗，戰(zhàn)國天下紛紛攘攘，越來越多的貴族世家在戰(zhàn)亂中一戰(zhàn)滅國。由于這些世家們世代聯姻，彼此打斷骨頭連著筋，因此也有很多世家在失國之后，托庇于其他大名。這樣的情形，在織田信長崛起成為最強的大名后，發(fā)生了改變。因為織田信長攻滅了其他大名后通常會為了杜絕這些世家的政治影響力東山再起而發(fā)布斬草除根的命令，讓他手下家臣去執(zhí)行。
織田家族是尾張國的守護代，原本是當地的豪強。這個尾張國，實在太小，是一個臨近海邊的小國，在他的北邊是一個比尾張國大2倍的美濃國。當時的日本也流行一句讖言“得美濃者得天下”。因此，織田信長在20多歲繼承家主后就將他的侵略目標瞄準了美濃國，先是政治聯姻，然后趁著美濃領主去世，起兵攻打，一番苦戰(zhàn)之后，才得償所愿。織田信長得到了美濃國，喜不自勝，立刻把大本營從尾張國遷移到了美濃國，修了一個新城“岐阜”，刻了一塊印章“天下布武”。
（織田信長信奉日本傳統(tǒng)的物哀文化）
岐阜，是借指周文王遷都岐山最終攻滅殷商而有天下；天下布武，則是要以武力爭奪天下，建立武人政權。織田信長的野心勃勃，顯露無疑。
在一場與朝倉軍的戰(zhàn)斗中，織田信長幾乎要被朝倉軍反殺。在緊要關頭，織田信長遍詢諸將，有誰可為殿后？沒有一個人敢留下來殿后。因為只有500人的殿后士兵，卻要面對盛怒而來的3萬朝倉士兵。這幾乎是有死無生的戰(zhàn)斗，因此沒有人愿意去。
織田信長的盟友松平家康站出來說，既然沒有人愿意留下來，就讓他來舍生取義吧。這個松平家康就是后來的德川家康。
織田信長很是慍怒，因為松平家康與織田信長是平等的盟友關系，這等于是在盟友面前出糗了。這時，木下藤吉郎站出來，表示愿意為主公分憂，承擔這樣的任務。這場戰(zhàn)斗結束后，木下藤吉郎沒有死，由此被織田信長看重，逐漸成為領軍作戰(zhàn)的重要將領。后來，織田信長給他取了“羽柴”的姓，他又開始叫做“羽柴秀吉”。
（姓木下時的豐臣秀吉）
此后，織田信長南征北戰(zhàn)，縱橫捭闔，勢力越來越大，連在京都坐鎮(zhèn)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昭都要借助他的勢力來維持統(tǒng)治。此時的織田信長的政治理想有點像曹操在鄴城建立的“霸府”政治，織田信長平時的作為也頗為霸道，這也為織田信長的悲劇落幕——本能寺兵變埋下了伏筆。
羽柴秀吉在織田信長被害于本能寺后，帶兵回援，用了三年時間逐漸壓服了各地不服從的織田家臣，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大本營——伏見城。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看到了羽柴秀吉的城市后，大為感嘆，說在歐洲也沒有出現過這樣宏大規(guī)模的城市。這個伏見城又被稱為“伏見桃山城”，織田信長的大本營被稱為“安土城”，因此，日本歷史上的織豐時代又被稱為“安土桃山時代”。
羽柴秀吉在1585年當上主公，其后一年，他要求天皇賜給“豐臣”的姓，此后才被稱作“豐臣秀吉”。他基本延續(xù)了織田信長的“天下布武”政策，經過6年奮戰(zhàn)，終于在1591年基本統(tǒng)一了日本。豐臣秀吉從22歲追隨織田信長轉戰(zhàn)日本，經過30多年奮戰(zhàn)，到54歲這年，終于功成名就，成了日本最有權勢的人。"豐臣氏"也由此成為繼"藤原氏"、"源氏"、"平氏"、"橘氏"四大姓氏之后的第五大姓氏。
豐臣秀吉志得意滿，他以自己的施政理想治理日本。
首先，他下達了“刀狩令”，禁止百姓擁有長短刀、長槍、火槍等武器。雖然在這之前，也有其他的武將實施刀狩令，但不像豐臣秀吉的刀狩令那么徹底，而且是屬于全國性的。日本當時執(zhí)行的“兵民合一”的制度，很多農民都有武器。由于農民掌握有武力，所以在當時的日本的戰(zhàn)國時代，還有一個宗教同樣建立了國家——一向宗建立的一向一揆。“一揆”在日語里是“起義”的意思。由于農民們不堪大名的盤剝，因此在佛教一向宗的組織下，舉行了暴動，驅逐了原來的大名，由國人代表和寺院主持領政。一向宗在關東平原一度勢力強大，織田信長在有生之年，與一向宗長期敵對。一向宗的強大武力，讓豐臣秀吉感到如芒在背，因此收繳民間武器，讓日本農民從此失去反抗暴政的力量，用以維護日本封建領主的統(tǒng)治。可見，雖然豐臣秀吉出身貧民，但是他已經稱為了日本封建領土階級的利益代言人了，這與朱元璋稱帝后懲治貪官污吏的狠勁兒不一樣。
（日本武士當年也是農民）
其次，他還進行了太閣檢地，對全國土地及物產進行了量化管理，使得政府對地方的掌控力度更強。太閣是豐臣秀吉給自己選定的官名。經過豐臣秀吉的嚴格檢地之后，每塊田地的收獲都統(tǒng)計得很清楚，農民具有耕作權，同時必須擔負繳納年貢的義務，農民與政府之間的剝削階級(豪農)從此消失。這在中國漢代就已經完成的“編民齊戶”的工作，在日本直到1583年才算開始。
再次，豐臣秀吉改革了兵制，將兵民不分的兵役制度改革為常備軍制，同時把武士階層全都聚集起來，都居住在桃山城，使他們脫離土地。這種改革，在日本史上被稱為兵農分離。這也只有在豐臣秀吉手中才能實現，因為此時豐臣秀吉的一元化統(tǒng)治達到極致，對其屬下將領擁有轉移封地的絕對權力，從而使相當多武士與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剝離開來。豐臣秀吉進而在入住桃山城以后，要求大量武士離開封地，統(tǒng)一居住在桃山城下町中。從此以后，武士不再從事農業(yè)生產，終于變成了職業(yè)軍人或者封建官僚。
（豐臣秀吉讓武士都住進伏見城）
最后，豐臣秀吉還頗有商業(yè)頭腦，當多數的大名領主還不懂得重視商業(yè)與禮遇商人的時候，豐臣秀吉便懂得"算盤優(yōu)于武器"的道理，豐臣秀吉已經看出以一把槍便能闖天關的時代將不復存在。他在領地內，不斷錄用一些善于理財的家臣，相對于靠槍闖天下的武功派，這些人則被視為是吏僚派、或是奉行派，在豐臣秀吉的領導團隊中自然也會進而帶動充滿近江商人性格的決策。
豐臣秀吉的這一系列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不管是削弱民間武力、增強中央財力，都使日本的封建專制制度更為穩(wěn)固。但是作為一個以盛大的軍功為背書的改革家，豐臣秀吉不得不為自己的身后之事預做謀劃。如同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對太子進行“荊棘之教”，豐臣秀吉也在盡力削弱臣下的反抗實力——把武士聚集到城中居住，按月領取俸祿即豐臣秀吉最大尺度的改革，也最容易造成內亂。
在使武士成為職業(yè)軍人以后，雖然解除了廣大農民的兵役負擔，把他們牢固束縛在土地上，只要為領主生產耕種、服勞役，但是大批在鄉(xiāng)武士不甘于只以耕種為生，他們以其世代跟隨領主出征的功勛為名，強要擠進武士階層中去，武士數目既多，卻又無仗可打，沒有更多的俸祿可給，沒有新的知行地可分，很多統(tǒng)一政權下的大名藩主為此捉襟見肘，瀕臨破產邊緣。
（數量眾多的武士讓政府頗為頭疼）
豐臣秀吉的改革，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放任武士回鄉(xiāng)，等于又陷入了此前戰(zhàn)國時代頻繁出現的“下克上”的局面，作為最大領主的豐臣家，必然無法接受這樣的局面。因此，豐臣秀吉必須要給這些武士提供一條出路。此時的朝鮮，盡管經濟與日本不相上下，軍事實力卻孱弱許多，是最佳的搶劫對象。因此，如果說豐臣秀吉利令智昏，在晚年發(fā)動的朝鮮戰(zhàn)爭是錯誤的決策，也有失偏頗。這樣一個從底層窮苦百姓爬上來的日本第一人，向來以善于吸收眾人的智慧著稱，不但是盟友的，連敵人的智慧他也吸收，而且他還有很多商人盟友，他怎么可能會做虧本的生意呢？豐臣秀吉的盤算有以下幾點：
一，散落各地的武士對新政的不滿會形成地方上的亂源，有必要進行一次戰(zhàn)爭，逐漸消耗掉這些武士。對于逐漸結束戰(zhàn)國時代的日本而言，這些擁有武力的武士階層已經成了治理日本的障礙了。因此，讓這些武士在發(fā)揮人生最后一點光和熱，為日本再去獲取國外的利益，因此豐臣秀吉發(fā)動了文祿慶長之役，在中國史書中稱作萬歷朝鮮戰(zhàn)爭。
（明軍出兵朝鮮）
二，征服朝鮮是豐臣秀吉建立更為穩(wěn)固的統(tǒng)治急需建立的盛大軍功。豐臣秀吉繼承了織田信長統(tǒng)一日本的事業(yè)，但是并沒有遵循他的路線，而是改變策略，先與敵手德川家康和解，并與朝廷接近，以朝廷的名義征討“逆賊”。豐臣秀吉更傾向于結盟，利用新結盟的大名來沖淡織田家舊臣的影響力。因此，雖然豐臣秀吉完成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卻仍有很多大名掌握有很強的實力，豐臣秀吉的中央集權程度很低，實際上是一個松散的軍閥聯盟共治體，他需要用更強有力的軍功來證明自己有能力掌控日本朝局。
最讓豐臣秀吉放心不下的是德川家康，這個跟豐臣秀吉的舊主織田信長稱兄道弟的大名（德川家康在19歲時與28歲的織田信長建立的清州之盟是德川家康一輩子的政治資源），在織豐政權內部的政治地位、軍事實力、號召力和影響力都非同尋常。因此，豐臣秀吉即使成為了日本最有權勢的人，也不敢對德川家康下手，反而把妹妹嫁給了他，并派了母親過去做人質，換取了德川家康的臣服。
（德川家康在日本很不討喜）
豐臣秀吉需要一場更大的勝利，來掩蓋住德川家康在織田信長時代的元從之功。但是，豐臣秀吉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將自己更多的嫡系部隊投入到了一場毫無意義的戰(zhàn)爭，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實力。豐臣秀吉借助戰(zhàn)爭整頓內部統(tǒng)治秩序的表現之一是在大戰(zhàn)發(fā)生之前，把立下功勞的德川家康移封到荒涼的關八州，并在周邊立了眾多的嫡系大名來監(jiān)視。雖然德川家康以新遷領地，內政事繁為由，拒絕出兵朝鮮，但這對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是一個能夠接受的結局。豐臣秀吉實現了削弱德川家的目的，而德川家康不去朝鮮，那么征服朝鮮的功勞就會是豐臣秀吉的了。對德川家康而言，免于遠征朝鮮，則是保存了實力，以待將來翻盤。
其三，借助侵朝戰(zhàn)爭，可以讓這些表面臣服于他，但實則保存了實力的大名投入到對外戰(zhàn)爭中去，維持聯盟統(tǒng)治的政體的同時，還可以一方面削弱非嫡系大名的實力，減少對自身的威脅。豐臣秀吉從大名中最有勢力者中聯盟組成"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幫助管理國家事務，就是與這些大名們所作出的妥協。
（文祿慶長之役）
豐臣秀吉發(fā)動戰(zhàn)爭，自己都把不少嫡系都派去了，其他大名沒有理由不派兵助戰(zhàn)。雖然計算失誤，豐臣秀吉在朝鮮戰(zhàn)場損失慘重，但實力還是保留不少，但其他的大名已經完全構不成對他的威脅。可如前所述，豐臣秀吉算千算萬，卻唯獨漏掉了德川家康——可能是德川家康執(zhí)行的“韜光養(yǎng)晦”的政策騙過了豐臣家的吧。畢竟是三代聯姻的關系，而且豐臣秀吉也確實沒有想到德川家康竟然能活那么久，在豐臣秀吉去世后，還活了18年。
其四，豐臣秀吉出身寒微，一生都在拼命地證明自己，在完成日本的統(tǒng)一，并在短時間內恢復了經濟之后，他對自己建立不世功業(yè)的自信心膨脹。當時的日本百戰(zhàn)之余，不管是軍事技術和戰(zhàn)列戰(zhàn)陣，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尤其是在火槍方面，日本已經走在明帝國的前面。明軍能夠在野戰(zhàn)中多次獲取勝利，多賴火炮之威。這給了豐臣秀吉極大的侵略信心，尤其是朝鮮人的孱弱，讓日本人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打到了平壤城，也再一次驗證了豐臣秀吉對日本士兵戰(zhàn)斗力的判斷。
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1590年11月，朝鮮使節(jié)黃允吉曾出使日本，向豐臣秀吉遞交了國書。豐臣秀吉在復函中告知朝鮮方面：
1、統(tǒng)一天下和異域是上天賦予豐臣秀吉的使命；
2、要求朝鮮與日本共同征伐明朝并擔任“征明向導”；
3、要求朝鮮服屬、入貢。
由此可見，豐臣秀吉并非狂妄，任何一個社會底層的人向上攀爬到了如此高的地位，都會對自己的能力產生自信以至于自負的心態(tài)。1591年6月，接受明皇帝冊封、奉大明為宗主國的朝鮮正式拒絕了日本“假道入明”，即向朝鮮借道入侵中國的要求。于是，日本開始加速備戰(zhàn)進程，于1592年至1598年兩次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
（碧蹄館戰(zhàn)斗是雙方戰(zhàn)斗意志的體現）
從以上的各種內外因，即使侵明不成，豐臣秀吉也不會一無所得。他能夠將短暫的軍閥聯合通過戰(zhàn)爭維持下去，并且將這種匯報關系形成事實上的上下級臣屬關系；同時，大量的閑散武士的喪生，也讓日本斷絕了再次武裝叛亂的根源。從豐臣秀吉家的統(tǒng)治來說，眾多大名們實力大損，已經不能夠威脅到豐臣家的統(tǒng)治了。
除此之外，日本也不是貿然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的，他們做過情報調查，認為朝鮮武備不修，明帝國內患嚴重，在東南、東北、西北、西南都面臨著平叛的壓力。因此，他可能會認為明帝國即使有心援助朝鮮，也無力在朝鮮有所作為。
有此內外部的情報、信息，豐臣秀吉在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前，是真的相信自己擁有天命統(tǒng)一寰宇的，這也是日本的“大陸政策”的起源。萬歷皇帝接到朝鮮人急請?zhí)毂氤官粒f歷皇帝以“勿遺子孫（邊）疆患”，力排眾議，派遣大軍入朝，與日軍鏖戰(zhàn)經年，終于將日本的“戰(zhàn)國精英”打回了原型。
（豐臣秀吉死后的日本封建領主）
文祿慶長之役成為對豐臣秀吉一生功業(yè)的致命打擊，使得他一生功業(yè)化為烏有，身死而族衰。豐臣本可以成為日本五大姓氏之一，卻二代而終，至今在全國不過40人姓“豐臣”，與其他大姓不能同日而語。而這40人也沒有與他有多少血緣關系，他的這一支人，最終徹底沒落——他也因此成為了一個悲劇英雄。他的嫡系在大阪城被德川家康一次收割了14000個首級，連年僅8歲的孫子國松丸都沒放過。
豐臣秀吉死后曾被賜予豐國大明神，但家康滅了豐臣家后收回了大明神封號還不算，還派人爬上京都的東山阿彌陀峰，摧毀了豐臣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