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胡適，準確的說，他就是一個崇洋媚外的軟骨文人。
1.崇洋媚外。
說他崇洋媚外，是因為他徹底失去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完全投入了西方文化的懷抱。凡事必稱西方的好，總想用全盤西化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不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奴役與壓迫，所以胡適就是一個完全被西方文化洗腦的公知。
2.軟骨文人。
在面對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中，他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嚇破了膽，竟然想用割讓國土的方式祈求日本停戰。先不說這種一廂情愿的祈求是否能滿足日本人的胃口，就是這種奴顏婢膝的態度已經丟盡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臉。
所以胡適的本質和汪精衛一樣，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敗類而已，如果不是廣大的愛國民眾用流血犧牲換來了抗戰的勝利，胡適一定在日本人領導的政府部門，繼續高高興興的做他的漢奸學者，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沒有脊梁骨，學問再多也只是個擺設。
1960年9月4日，國民黨政府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國》雜志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骕、會計劉子英等。雷震被判處10年徒刑。
雷震創辦《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獨裁，爭取言論的自由，爭取實現民主，作為自由主義的領袖胡適很自然是大力支持雷震的。可是雷震被逮捕以后，胡適的表現讓很多知識分子失望，甚至痛罵。
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說：“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見的。后來我拜讀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對這件事始終是內疚彌深。”
唐德剛對胡適的評價是懦弱的本性和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
著名作家聶華苓曾經是《自由中國》編輯，雖然沒有被捕但也被監視，寫了篇《雷震與胡適》的文章對胡適大為不滿。胡適是《自由中國》發行人，可是為擺脫牽連又辭去發行人。胡適說什么，我們在這個地方，話說錯了，要負說錯話的責任，違反了國家法令，要負違反國家法令的責任；要坐監的，就應該坐監；要罰款的，就應該負罰款的責任。 據說還有兩句話，他終于沒有說出：“要砍頭的，就要去砍頭。”
聶華苓說，“我們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適去看看雷震”，“一個個寂寞的星期五過去了，胡適沒有去看雷震。”
臺灣自由主義的啟蒙人物殷海光，“雷案”發生后以大無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聯名發表公開信，強烈質疑國府當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聲明言責自負，充分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雷案宣判之后，美國各報迅速刊登報道，胡適接連兩天都不敢見人，公共場所也不敢去。作為知識分子的領袖胡適沒有真正站起來為雷震說話，沒有強烈抗議，或者用激烈的態度去抗議。“雷震事件”后，殷海光對胡適徹底失望，從此他再也不提胡適。胡適去世后，殷海光甚至不去吊唁。
殷海光說：“早年的胡適確實有些光輝。晚年的胡適簡直沉淪為一個世俗的人了。他是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現實的權勢，思想則步步向后溜。”
唐德剛認為，胡適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但不是一位行動家。他在學術與思想界，有著當代圣人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卻始終沒有什么可以稱道的實際作為。
胡適支持雷震辦《自由中國》，但是胡適不反對國民政府不反對蔣介石，寄希望于蔣介石，寄希望于國民黨自己來改革。
當代思想家李澤厚說：“胡適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無見解， 主張和觀念都極其淺薄 (如所謂‘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鬧中華’之類) 、無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會。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適由一個主張西方民主的自由主義者， 為何會最終走向了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從美國學成歸來時，胡適公開發愿：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933年，國民黨行政院長汪精衛連續寫信請胡適出任教育部長和駐德大使。胡適婉言拒絕：“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可是事與愿違，胡適一生與政治沒有脫離關系，胡適的理想是實現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實現美國式的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1937年，胡適就說：“我們期望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
胡適一邊批評國民黨，另一邊支持國民黨，大力支持蔣介石，“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里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
1949年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胡適對美國記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適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獨裁者身上注定是一個悲劇。胡適支持《自由中國》雜志，支持雷震，建議蔣介石無為而治，不要再連任總統，無疑讓蔣介石大怒。可是當雷震被捕以后，胡適沒有和蔣介石翻臉，反而說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話。胡適所做的就是送給監獄中的雷震一首詩而已，不敢越雷池一步，懦弱的本性暴露無遺。
蔣介石對胡適的忠心并不買賬，表面上客客氣氣，送錢送房子收買人心，私底下對胡適恨得也是咬牙切齒，1960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胡適不過是蔣介石的民主花瓶而已，胡適其實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傳統的士大夫情結根深蒂固，提一輩子意見絕不敢造反。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胡適忠心耿耿換來的卻是“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
殷海光說過：“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自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權威的自發見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勢力集體的氣象。”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的靈魂人物，反而讓人感到失望，有思想沒行動，匍匐在權力面前。
唐德剛給胡適的結論就是：“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圣，最后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
所以說從雷震案中，唐德剛覺得胡適懦弱和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
身為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最后感嘆：“寧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胡適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他年少成名，在陳獨秀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后回國，26歲就成為北京大學教授，比北大的學生大不了幾歲，扛起新文化運動的大旗，與陳獨秀一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他但開風氣不為師。首做白話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在文、史、哲、考據、紅學等方面皆有所成。
他在美國留學多年，美國在他的思想上刻下了烙印。他贊賞美國式的民主，不贊成激進的方式，最終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同仁分道揚鑣。
他是一個溫婉的人。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里說，中國人的最可貴的品質是溫良。胡適就是一個溫良的人。他培養資助了很多學生，與人關系友善，很多人都愿意說“我的朋友胡適之”。在《覺醒年代》里，與陳獨秀、李大釗最后暢飲話別時說“信仰雖異，友情篤深。僅就此點，彌足珍貴。”在后來陳獨秀四次入獄時四次奔走相救。在李大釗遇難后與同仁發起公葬并建議立碑。
性格決定命運。溫婉溫良的性格決定了胡適維持了包辦婚姻，也決定了他不是一名革命者，決定了他雖主張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雖不加入國民黨，但難免妥協與合作。
性格決定了胡適與魯迅的不同在于一名妥協者和一名革命者的不同。也正是他的溫婉溫良，面對魯迅等革命者的抨擊時，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急，不氣，不理會，從不回罵。而在魯迅去世后蘇雪林大肆攻擊魯迅時，胡適告誡蘇不要攻擊魯迅私人行為，并說魯迅有其長處，說魯迅的早年文學作品和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試問，這樣的氣度有幾人能做到？
人皆有弱點，不能求全責備。不能因為胡適的選擇就否定他的成就和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革命者可敬可佩，推動歷史發展的、后來在歷史進程中做出不同選擇的人也同樣值得尊重，胡適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2月24日是胡適先生忌日，當天我做了一期視頻，現貼在下面，請大家欣賞。
胡適是國學大師，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文學造詣很高，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這些我們都知道，但是胡適還是一個怕老婆的國學大師。
胡適13歲時，由母親做主為他定了一門親事，這個姑娘叫江冬秀，江姑娘比胡適大一歲，他母親說：“女大一，抱金磚”。
江冬秀是安徽績溪鄰縣旌德江村人，也算書香門第之家，江冬秀自幼就纏了小腳，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待人處世作風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風范。
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純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辦婚姻。
在胡適13歲那年，胡母馮順弟與江母呂賢音一次鄉間廟會上認識了，各自說起了自己即將成年的孩子，然后由塾師說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后到灶神爺前求簽，一樁舊式婚姻就這么給定了下來，而胡適和江冬秀卻從來沒見過面。
當時還是翩翩美少年的胡適聰明活潑，風流倜儻，學識淵博。江冬秀卻相貌平平，短腿，小腳，眼有翳子，文化程度不高。從才學和外貌來看，江冬秀無論如何都配不上胡適。但有一點，江家經濟上比胡家優越。這也可能是胡母相中江冬秀的地方。
訂婚后的一個月，胡適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學，繼而留學美國，一直到14年后，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結婚的時候，才與未婚妻第一次謀面。
胡適自從訂婚以后，就去了美國留學，江冬秀就像一個童養媳一樣照顧著胡母，說實話，胡適能夠娶江冬秀是看在母親的面子上，胡適父親死的早，是母親含辛茹苦的把他拉扯大，他的婚姻和魯迅最初的婚姻一樣，誠如魯迅所言“終于為母親娶了個妻子”。胡適一生雖然提倡婚姻自由，但他的婚姻卻充滿了悲情色彩。
胡適對母親百依百順，這個舊式女人為供兒子讀書省吃儉用。期望有一天兒子能飛黃騰達。
▲江冬秀
胡適對于母親說的這門婚事心中是不滿意的，所以他在美國留學期間，一度墜入與美國女子韋蓮司的戀愛中。 韋蓮司是美國紐約康奈爾一位大學教授的女兒，二人在1914年6月結識，胡適是個傳統的男人，他把這份愛留在了心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方面怕惹母親生氣，二是江冬秀對母親照顧的很周到。 之后在48年時間里，韋蓮司一直和他保持著前女友的關系而終身未嫁。
胡適美國留學一畢業，馬上回到了老家和江冬秀舉行了婚禮。但是結婚并沒有泯滅胡適的本性。胡適年方而立，風度翩翩，是一顆多情的種子。
1923年，胡適與在杭州師范讀書的同鄉、當年婚禮上的伴娘曹誠英，在西湖煙霞洞上演了一出蕩氣回腸的愛情大劇。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婚禮上。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被請來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時二人都沒想到，這次婚禮上的邂逅，注定了以后的相愛。
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學術交流會議，順便到杭州看望了剛剛離婚的曹誠英。胡對她進行了一番安慰，隨后二人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二人產生了相見恨晚的思念，他們的感情也發生了飛躍性進步。
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詩中暗喻曹誠英為戀人。 后來胡適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間房住了下來。
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曹誠英后來有了身孕。胡適想回老家和江冬秀離婚，然后娶了曹誠英。誰知道接下來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
胡適回家后，不敢當著母親的面說離婚，只是偷偷的對江冬秀說出了心中意思。
此時 江冬秀一沒哭鬧，二沒得作河東獅吼，只見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摟住只有2歲的小兒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兒子祖望，頃刻間將刀橫向自己的脖子，對胡適聲淚俱下叫道：“你走！你走！你要那個狐貍精，要和我離婚好說，我先殺掉你兩個兒子！再殺我自己！我們娘兒仨都死在你面前……”
這恐怖凌厲的場面把胡適鎮住了，他既不敢開口提半個“離”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開來往，只好乖乖安心與江冬秀過日子。
有時江冬秀發脾氣，嗓門高了，要面子的胡適就躲進衛生間，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擱進口杯里，將聲音弄得很響，以作“掩耳”盜鈴之勢。
民國時代的文人有個共同特點，雖然看似桀驁不馴，實則內心是守舊的，胡適認為“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他和江冬秀的婚姻磕磕絆絆走來，他總結了家庭哲學“三從四德（得）”：
“三從”者，一謂“太太出門要跟從”；二謂“太太命令要服從”；三謂“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妝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記得”；三曰“太太打罵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錢要舍得”。這就是“胡氏定理”。
自那以后，江冬秀總是伴隨著胡適，胡適亦對她不離不棄，以致友人曾戲言：“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夫人亦隨之。”這對學識和個性天差地別的夫妻，從吵吵鬧鬧到認命廝守，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胡適既是怕老婆又是愛老婆的文人。
胡適之先生是現代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繞不過的巍巍豐碑[贊]李敖評價胡適:“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這樣的褒獎是恰如其分的，并沒有阿諛溢美成分。學者王元化如此評價胡適:“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最可貴的是他在任何時候都保持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絕不賣身投靠，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是極其罕見的。
想到這里可以拿郭沫若與胡適作一個對比高下立判，但考慮到二人身處不同的政治氛圍也不能太苛責郭老了。可惜，所有真正做學問的都去了孤島，留下的還能做些啥呢？
至少兩個腎！這是收集一套胡適的基礎著作的要花的錢。沒有一個人，生前身后得到的評價，是如此多元和對立。整理了一部分提供參考。
殷海光：“胡先生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被當局當作一筆存款，‘存在自由銀行’，榨取無窮的利息。”（《殷海光全集》）
蔣：“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民主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心與愛國心，惟其太偏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毛：“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該事實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轉引自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
唐德剛：“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震案中真畢露無遺。……后來，我拜讀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其覺得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胡適雜憶》）
江勇振：“試問，二十世紀前半葉，有幾個中國人在一生的成就、人緣，以及交游的廣闊能及胡適的千分之一、二？然而，多少人能媲美他自奉簡約、積財于社會的美德？”（《舍我其誰：胡適》）
余英時：“他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說他的“學問簡陋”、“思想淺薄”，我也不想為他辯護。但是有一個客觀事實是否認不了的：正是這種“簡陋的學問”、“淺薄的思想”，才使他成為至今仍受注視的人物。”
《論評價名人》
評價一個名人，在古代是皇帝評，大家聽；
在后來是政黨評，人民聽；
在往后，是國內網民評，大家聽。
最后是世界網民評，世界人民聽。
總之，對名人的評論，誰也逃脫不了世界人民大團結中的評論最徹底。
誰是臭名昭著的名人，誰是真正的名人，慢慢看吧
剛才有人把胡適夸得好處“說不完”，先很驚訝，繼而氣憤，最后竟感覺十分好笑了。我可以不留情面地說，如果說這僅是代表個人的觀點尚可，如果想得到大多數人認同，恐怕很難。
具我粗淺了解，這魯迅個人來說，和胡適并沒有什么個人恩怨。魯迅所指責的都是時舊社會普遍存在的丑惡現象，意在讓人認清生活在怎樣的社會，發現病根，尋出救治的方法來。具體到和胡適之間，主要是對文學階級性的認識不同。魯迅認為生在階級社會而否定文學的階級性，是虛偽的，不負責任的。而胡適認為有純文學的存在。說到底，他們本質上是階級立場不同。魯迅顯明地占在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立場，而胡適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立場。
新中國的成立，宣告了無產階級的完全勝利，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魯迅思想的正確。這也正是至今魯迅影響力仍然巨大的原因，至于胡適先生，在新中國的痕跡，無疑是很模糊了。
胡適是國學的大師。但問題在于他是資本主義，蔣家王朝的御用文人。為蔣家王朝服務的都是哈美，美國（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是自動主讓西方洗腦的舊文人。因為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附庸。立場（屁股坐錯位），他的學術價值就打折扣！
提起胡適，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啟蒙運動者，更是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型人物。除了在文學領域、思想領域和史學領域的突出造詣，他還擔得起教育學、哲學家、書法家、考古學家、紅學家等許多的頭銜，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不過，后世對他的評價卻并不鮮明，存在著許多爭議甚至是詬病之處。接下來，我們一起走近胡適，簡單了解這位非議與榮譽齊飛的著名文人。
胡適（1891年12月——1962年2月），字希彊，安徽省徽州績溪人。他原名胡洪骍，在留美期間更名為胡適，改字適之，筆名有很多，比如藏暉、天風、鐵兒等。
胡適雖沒有多么顯赫的家世，可也算是書香門第出生。其父胡傳不僅飽讀詩書，而且還涉足過官場，先后在廣東、河南、江蘇、臺灣等多地任職。
胡適很小就接受系統的封建教育，對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等經典著作都能熟記。這些，都為他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也為他日后研究新文學而奠定了堅實的舊文學基礎。
1908年，美國開始退回“庚子賠款”，將這部分款項用作獎學金，鼓勵清政府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
1910年，胡適有幸利用“庚款獎學金”遠赴美國留學，先后進入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期間，他注重中西古今的兼修包容和融匯貫通，成為了本批留學生中的佼佼者。
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胡適越來越信奉美國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潮，創造性地提出“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的治學理念。這種理念，逐漸從文學領域擴散到了政治領域，得到了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大力推崇。
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西方新學的傳入，民主和共和的思想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可是，袁世凱在竊取民主革命的果實后，依然堅持專權統治，倒行逆施，甚至謀求復辟帝制。
袁世凱的稱帝之舉，立即引起了民主思潮的強烈反彈。在這個直接誘因下，中國國內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的論戰，史稱“新文化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涌現出了一大批的文化名人，比如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魯迅、錢玄同、胡適等人。而胡適，無疑是他們中間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毛主席曾經這樣評價過:
對新文化運動，胡適是有功勞的。
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起到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他不僅撰寫了大量的文章，提出了先進的主張，更在思想領域進行了深層的探索，被人稱為當時的十項全能文壇巨匠。
胡適認為，白話文的革命應該是新文化運動中最優先的一環。他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并以此作為武器向封建禮教開炮。毛主席曾這樣盛贊到:
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成了我的模范。
不過，在文化領域獨樹一幟并堪為楷模的胡適，卻在政治領域極其麻木和愚鈍。
1915年，隨著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的“二十一條內容”曝光，胡適卻發表了《致留學界公函》，明確反對學術文化界抗議和抵制“二十一條”。
到了1931年，面對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所有人都群情激奮。而胡適卻又一次與歷史唱反調，他多次呼吁廣大學生要以學業為重，理智愛國。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駐美國大使，希望利用他在美國的社會影響力為中國抗戰進行宣傳，同時籌集國際援助款以支援抗戰。可是，他在美國任職期間卻“不務正業”，除了偶爾參加一些公開活動外，基本上都只惦記個人的榮譽，竟先后得到了三十多個博士的空頭銜。
對此，老蔣失望至極，只好免除了他的駐美大使之職。甚至，還這樣尖刻地評價到:
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
中國大陸解放后，老蔣敗退臺灣。胡適開始首鼠兩端，他既擔心大陸不會接納他，又擔心臺灣不會再容他，所以長期定居美國，擔任了《自由中國》的主編。
盡管大陸多次歡迎他回國，但胡適還是選擇了臺灣。1958年，他在臺灣就任了所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
不知進退的胡適，竟然還卷入了老蔣的連任事件中。他天真的認為，蔣應該從民主的角度出發，帶頭遵守民國憲法，甚至當面勸其不要修憲，更不要謀求“三連任”。此舉，無疑徹底激怒了蔣氏父子。
為了緩和關系，胡適只得無奈地出席了蔣的第三次總統就職典禮。甚至，還被委任了慶典負責的職務，最近距離地見證了他歷來反對的“三連任”。
之后，胡適繼續老調重彈，高度鼓吹他所向往的西方文明，同時還抨擊東方文明。此舉，立即引起了臺灣政界和學界的強烈不滿，各種攻擊聲甚囂塵上，胡適的處境可謂四面楚歌。
1962年2月，胡適最后一次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會議。會上，有人當場對他的言論提出攻擊，胡適只得略帶尷尬地草草收場，很快就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所以，很多人都有此猜測，他是被人活活氣死的。
對于胡適這樣的人物，老蔣從來都不待見，但死后卻給予了無限的哀榮。臺灣當局不僅為他修建了豪華和肅穆的墓地，而且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都悉數到場送殯，沿途有三十多萬民眾送行，可謂風光大葬。根據解密的《蔣中正日記》記載:
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言，乃除了障礙也。
個人認為，胡適在學術領域和文化領域的功績必須給予肯定，而且是高度肯定。不過，他在政治領域卻是極其不成熟，雖不能用“投降派”、“賣國賊”、“親美派”等詞語來簡單形容，不過確實有太多被人指摘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