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滅亡的直接罪人，當然不止宦官黃皓一人，也不止是信用黃皓的皇帝劉禪。畢竟蜀漢是劉備和諸葛亮建立的，復古西漢“儒表法里”體制的古典軍國主義國家，從來不是東漢和晚唐，區區一個宦官絕沒有那么大的能量，也無法從根本上左右天下大勢。
諸葛亮受命托孤后，總攬大權，對劉禪抱有很高的期望，不止是希望他做一個祭由寡人”的禮儀天子，而是希望劉禪成為自己和劉備復興漢室事業的真正繼承人。因此，他才對劉禪嚴格要求，勉勵他夙興夜寐，嚴于律己。
而當諸葛亮大軍北伐之時，叮囑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相府和皇宮俱為一體，獎懲功過，不宜因親疏有所區別），又特意安排了“秉心公亮，義形于色”的賢臣董允，受命統帥宮中宿衛，對劉禪嚴加管束。
蜀漢侍中：董允
劉禪身為天子，皇后和妃嬪加起來僅僅十二人。他想擴張后宮，還被董允嚴辭回絕。他別說在朝堂上，做不了如秦始皇、漢武帝那般君威甚重的集權帝皇，甚至在自己后宮，也不能一手遮天任意妄為。
劉禪和張皇后
因此劉禪雖不敢、不愿因此嫉恨諸葛亮，但被黃皓這樣擅長阿諛奉承的小人趁虛而入，得其信任，也是人之常情。
董允在世時，一直刻意壓制黃皓，使之不得升遷要職，難以為禍。劉禪連自己的親信也不能擢升，當然對董允潛藏深刻不滿。董允死后，陳祗接任侍中、尚書令的職務。他以為“堵不如疏”，刻意與黃皓交好，內外勾結，因此得到了劉禪的充分信重，借此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尚書令：陳祗
當時，大將軍姜維身為“羈旅讬國”的曹魏降臣，卻又手握重兵，位極人臣，被劉禪委以軍國重任，因此人緣一直不佳，許多蜀漢重臣對他皆有疑慮。身處嫌疑之地、朝中政敵眾多的姜維，甚至在府中豢養了大批唯命是從的“死士”（“陰養死士”），此等做派，正和北邊的司馬懿、司馬師父子類同。
蜀漢大將軍：姜維
段谷之戰，姜維被鄧艾打得大敗，部屬星散流離，死傷數萬人。侯和之戰，姜維率軍反攻，又再次失利，未達到戰略目的。
蜀漢滿朝文武，無論重臣如諸葛瞻、董厥；還是元老宿將如張翼、廖化，皆對姜維屢次北伐無功，“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好戰無功，國內疲弊”甚為不滿。
此時的姜維，之所以沒有和興勢之戰失敗的曹爽，新城之戰失敗的諸葛恪那樣，也因此被各方政敵反攻倒算，下臺甚至喪命，便是因為文臣之首陳祗，以及陳祗背后的皇帝劉禪，同樣也是姜維的最大支持者。蜀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譙周做《仇國論》，欲徹底將諸葛亮和姜維的北伐方略否定，正是陳祗挺身而出，與之爭辯，將其駁倒。
公元258年，陳祗病逝后，劉禪為之痛惜流涕，整個蜀漢朝堂也失去了能彌合各方矛盾的中間人。
黃皓終于得以操弄中樞權柄，離間皇族和百官，在其讒言下，劉禪的弟弟，甘陵王劉永十余年不得朝見，名將羅憲與之不和，被貶為巴東太守。
如此竊奪朝權的宦官，當然是所有朝臣和士人的死敵，因此不管是北伐派如姜維、還是休兵派如諸葛瞻，他們不論彼此政見有多少分歧，在誅殺黃皓這點都是志同道合，誓欲除之。
在劉禪的眼中，黃皓卻只是個自己隨時可以如螞蟻一般拈死的“趨避小臣”，姜維請求誅殺黃皓的表章，不但是小題大做，也嚴重冒犯自己的帝皇威嚴，才會斷然回絕。此事的惡果是讓蜀漢朝堂的激烈矛盾公開化，彼此已注定是你死我活。從此在黃皓的刻意欺瞞下，后主劉禪被“隔絕內外”，只能聽到黃皓想讓他聽到的聲音。
劉禪和黃皓
姜維求殺黃皓不得，率領蜀軍精銳遠至沓中，屯田避禍，間接促成了魏國決定大軍南伐。姜維又自作聰明變更從魏延起沿用了幾十年的的漢中防御部署，更讓戰略要地漢中丟失，蜀漢門戶大開。他提出「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的表章，黃皓卻因為銜恨姜維，迷信鬼巫，竟因私廢公，將此表章直接壓下，對劉禪隱瞞。
因此，鄧艾精兵偷渡陰平小路時，蜀漢上下才回猝不及防。諸葛瞻率領留守軍隊倉促應戰，卻在綿竹之戰一戰敗死，蜀漢的機動軍隊已經損失殆盡。成都城所謂剩下的數萬兵馬，是一群只有紙面意義的老弱病殘，怎能對抗鄧艾剛剛大勝的百戰雄師？
而姜維所部數萬人馬雖然星夜馳援，卻被鐘會十余萬大軍窮追不舍，就算劉禪能神武天縱，堅守成都到姜維及時趕到，想迎戰合計二十余萬的兩路魏軍，前景同樣兇多吉少。因此，劉禪才會絕望投降。姜維聞訊，拔劍斷石，痛哭啼血。
老年姜維
在朝堂眾臣群起抵制下，劉禪堅持信任了黃皓這個小人幾十年，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樞機要大權，以至于被“隔絕內外”，確實對蜀漢亡國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也是他在位期間的最大錯失。
難怪無論蜀漢重臣如姜維、諸葛瞻，還是蜀漢故臣如陳壽、李密，均視黃皓此人為蜀漢亡國的罪魁禍首，也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后世眾多論者。
然而，秉承陳壽《三國志》一脈相承的傳統史家說法，將蜀漢亡國的罪責推給黃皓這么一個奸佞小人，固然是大快人心，卻也流于表面。率領精銳兵馬遠離主戰場去屯田，又更改漢中防御部署的姜維；帶領留守兵馬縱兵浪戰、全軍覆沒的諸葛瞻，同樣負有相當責任，只是他們壯烈殉國，成了忠臣烈士，才獲得在傳統觀念不被批判的豁免權。
蜀漢滅亡的根本原因，可以說從關羽丟失荊襄、劉備夷陵之戰慘敗，兩戰合計近十萬大軍以及大批良將的損失，就已注定了它偏安一隅，兵寡力微，先天不足。
以諸葛亮之曠世奇才，十年北伐，耗盡心力亦只奪取武都、陰平這邊遠兩郡。隨著諸葛亮逝去，時間推移，中原經濟和人口的不斷恢復，占據中原九州之地的魏晉帝國，對南方吳蜀政權在國力上已形成壓制性優勢，而蜀漢立國時便存在的荊益士族之爭亦只能一時壓制，不可能徹底解決，是以天時地利人和皆失，實非人力所能挽回。
因此，天下大勢如此，這樣的蜀漢，本非一姜維可救，同樣也并非殺一黃皓可救。這就和鴉片戰爭，清朝再打十次、百次也一定會輸一樣，不論清軍主帥是誰，最終結果都并不會有什么改變。林則徐在戰爭之初就被罷官，反倒是成全了他的英名和晚節。
將國家和政權敗亡的原因，僅僅歸結于某個臉譜化的奸臣、奸佞誤國，以此簡單化歷史，正是古今論史的一大通病，也因此將真正值得后人反思的根本弊端都掩蓋了，絕對達不到“以史為鏡”“讀史以明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