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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暫且不論封建時代的戰爭同拿破侖戰爭、南北戰爭在部隊機動、通訊、后勤上的天壤之別,現在就談一個基本事實:崇禎朝末期明朝還有多少可戰之兵。
崇禎一朝,明朝堪用的機動兵力已經逐漸捉襟見肘了——為了對抗關外的洪臺吉,外加圍剿陜西、山西、河南、安徽烽煙四起的農民軍,崇禎帝開征三餉,充實邊軍。盡管在搜刮民脂民膏、逼反農民上弄的不遺余力,無奈兩面作戰,精銳機動兵力喪失殆盡:九邊戰兵于洪承疇在松錦大戰中全軍盡沒;楊嗣昌“十面張網”被農民軍扯的七零八落,南北交通斷絕導致了左良玉、劉澤清、劉良佐等部軍閥化。以至于孫傳庭出任督師鎮陜西的第一件事就是斬殺總兵賀人龍以立威,無奈崇禎十六年孫傳庭征河南的戰役以戰敗告終,其本人同監軍副使喬元柱在同李自成的戰斗中陣亡,崇禎皇帝最后一支可以攻城野戰的機動兵力煙消云散,故時人有云:傳庭死而明亡矣。
在大順軍東渡黃河攻擊北京的戰役中,明朝真正具備一定戰斗力的守備部隊大概還有以下幾支:一是戰斗力最強的關寧軍,連同老弱家眷在內約五萬人,其中戰兵三萬人左右,由于守備關門、寧遠兩鎮,一旦調動就意味著關門大開,滿洲軍事貴族可以長驅直入,因此要調集關寧軍內衛就必然導致它帶著老弱家眷一起行軍,從而由兵貴神速的勤王變成慢慢吞吞的大搬家;二是駐守古北口、張家口等處的明軍唐通部八千戰兵,作為關寧軍的側翼守備,主責防御滿洲軍事貴族繞道
蒙古破邊墻而入,同樣不可輕動。且唐通部戰斗力較弱,在同農民軍及清軍的作戰中敗多勝少,用來對抗農民軍估計他自己心里也沒有底氣;三是京師勇衛營、鐵騎營八千戰兵,但是李自成攻擊北京之前已被李建泰督師拉走了一半試圖打通南北聯系,在正定得知大順軍劉芳亮部逼近的消息后紛紛逃散,“建泰不能制”,其余部隊在李自成本部攻北京時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算是盡了最后的責任;四是守備
山東、江蘇、安徽等地的三鎮劉澤清、劉良佐、高杰等部,這些部隊尚有一定的戰斗力,后來也紛紛成為滿洲軍事貴族的爪牙,但在當時已經全部軍閥化了,崇禎皇帝倒是想過調距離最近的劉澤清入衛,結果人老劉自稱“墜馬負傷不能行”,不僅不愿意來,反而還問崇禎帝要慰問金,把老朱氣得夠嗆;五是湖北左良玉部,這是一支早已軍閥化了的部隊,從它不僅不聽地方軍政長官的調遣,不聽皇帝的調遣,乃至到了南明弘光朝還能玩出“清君側”的把戲就能看出來。至于其余地區的明軍守備乃至地主團練武裝,基本上只有個搖旗吶喊的本事,你叫他們去攻城野戰,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所以,在大順軍攻擊北京的時刻,明軍何來“百萬軍隊”,真正部署在戰區內,有可能即時調得動的戰兵也就四五萬人,其余的部隊不是距離過于遙遠以至于按照當時的戰略指揮條件,趕到戰場的時候黃花菜都涼了,就是根本不聽調遣;而大順軍在戰役部署上也不是毫無作為——大順軍主力攻擊北京之時,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就在主力右側實施平行行軍,一是為了防止崇禎帝南逃,二是為了防止山東以南的明軍北上。以上幾個因素結合起來,就讓崇禎皇帝在煤山上迎來了大明帝國的最后一個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