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激烈的爭論背后，真的是“新清史”學派企圖挑戰國內清史專家？還是國內清史學界的“集體沉默”換來的口誅筆伐？亦或是自成一派的傲慢還是心虛膽怯的懦弱？真相為何大跌眼鏡？

國內清史專家“價值觀”缺失，與國家核心價值觀嚴重背離，應該集體反思。

（蘇武牧羊的故事，不正是該謳歌的氣節嗎？）

盡管國外清史學者們無法改寫中國歷史，但是卻已經打了國內的清史專家們的臉。

美國的“新清史”學派崛起后，國內一小撮人所謂學者根本不反省自己的過錯，他們披著學術的外衣，過度美化清朝歷史，極力否認剃發易服、文字獄等罪行。

尤其是，李治亭等人，丟盡了清史學者的臉。公然把洪承疇、尚可喜等人粉飾為“認清形勢，推動社會發展”、“促進統一”的英雄，散布錯誤的歪曲論調，篡改了核心價值觀，引起公憤。

比如，某出版社原副總編輯、研究員王宏志不但為洪承疇編書立傳，出書《洪承疇傳》肯定其變節行為，公開為其辯護，為其翻案:“投降清朝不是貳臣這不是氣節問題。這是內部問題。”在她看來，用今天的結果就可以不尊重歷史，還要大張旗鼓地“為洪承疇的所謂事跡多宣傳”。

以至于眾多網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調侃地說，“崛起吧，帶路黨，洪承疇站起來了，汪精衛、秦檜緊隨其后，等到帶路黨的豐碑樹滿神州大地之時，我們就會獲得真正的民主？”

還有網友表達了自己的憤慨，“到底是道德不道德啊，李治亭的價值觀真混亂。”

但這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更不是今天的局面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問題——他們已經背離了主流價值觀。

那么，主流價值觀的缺失會帶來什么嚴重后果呢？

（面對強敵，敢于亮劍，這難道不該謳歌嗎？）

最嚴重的是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國人的認可，不能形成共鳴，民間歷史研究高手比比皆是，他們對歷史有完整的知識鏈，有普羅大眾的主流核心價值觀，和國內清史專家相比，反而是他們以昂揚向上的正確歷史觀引導社會思考，形成正確歷史價值觀，肯定歷史人物的價值，批判歷史人物的錯誤行為，堅決做到，善惡有辨，忠奸有分，不姑息，不翻案。

比如，吳三桂，洪承疇，尚可喜等人的做法，他們向清軍投降的變節行為，是不允許翻案的。如果肯定了他們的行為，支持了國內清史專家們的觀點，試問，當祖國遭受侵略的時候，誰來保衛國家？我們的英雄沒有得到歌頌，反而肯定那些賣國者的行徑，人們如何讓那些英靈安息九泉之下？

再比如，閻崇年等人吹捧清軍入關，“天時地利人和”，李治亭認為清軍順人心，得人心，這是客觀事實嗎？如果是事實，為什么清軍入關后，會遇到激烈抵抗？他們是不是該當順民？促進國家統一，當施瑯、吳三桂、洪承疇等順應潮流、審時度勢的“俊杰”呢？

如果這些人做對了，那么，當我們面臨侵略的時候，比如，抗日戰爭，我們是不是不需要抵抗？難道真如那些清史專家所言，未來是一家人，就可以審時度勢，去當漢奸賣國賊呢？

那么，是不是堅守揚州，以身殉國的史可法的英勇行為就可以被否定了？如果真如石國鵬所言，史可法一人連累了揚州城里的百姓，害死了那么多人，他是罪人，未來誰還愿意向著敵人的炮火沖鋒？誰還愿意“視死如歸”？都成了怕死鬼，國將不國，那些專家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新清史的出現，是對國內清史學界的一個響亮耳光，回聲悠長，助其警醒。

然而，國外的新清史并非一無是處，他們的挑戰，無非是讓國內歷史專家們的話語權受到了挑戰。

由于新清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審視滿清歷史，但對我們的歷史研究不深，不懂我們的文化傳統，有些觀點就比較另類，比如，用特定的歷史達到分裂祖國的政治目的，就是別有用心的蓄意破壞行為。這并不是他們標榜的那樣，自己是所謂的歷史愛好者那么單純，而是成了用心叵測的攪“史”棍。

但因為新清史的出現，國內學者們集體處于尷尬境地，一方面，他們的話語權不被尊重，另一方面，他們頻頻放出的各種言論，又得不到國內民眾的支持，觀點偏頗，甚至于更奇葩，反而，兩頭不討好，進退兩難，讓民間更憤怒。因為他們歷史史觀嚴重扭曲，又怎能得到民間認可傾心呢？

話說回來，我們是不是該反省？如果新清史有錯，我們也不能一味給人家扣帽子，先反思自己的過錯。試想，如果清史學界不能形成正確的歷史史觀，經不起推敲，那么，在國內都得不到認可的觀點史料，洋相百出，破綻百出，立論空泛，證據不足，價值觀相左，自己內訌，如何和國外新清史相抗衡？

所以，歷史學界內訌是國外新清史崛起的根本原因。而他們長期傳播錯誤歷史史觀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所在。不能說服國人，何以說服國外學者？須知，人家才不管我們國內論資排輩的情況，而我們需要的是形成合力，必須有正確的歷史觀！接下來，就是他們重新學習歷史，重新評論歷史的過程，能不能交一份滿意的答卷？老百姓最有發言權！只有他們考試合格了，才有和別人抗爭的實力，不然，就別出去丟人現眼了！

那么，新清史的核心觀點：

1、新清史認為，滿清非中國，你認可嗎？

2、新清史認為，清朝不能與歷代王朝并列？認可嗎？

3、新清史認為，清朝對邊疆民族地區根本不是統一而是侵略，你認可嗎？

歡迎各位討論，請有理有據反駁他們！

總之，新清史的出現，我們可以把壞事當成好事。把它當成一面鏡子，幫我們正衣冠，正史觀，合三觀，唯有三觀正確的歷史研究者才有和別人正面交鋒的硬實力！期待我們的清史學界人才輩出！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吉林省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李治亭，痛斥美國的“新清史”是“新帝國主義史學”。

李治廷在其《“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 》中認為，持“新清史”說的美國學者，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以帝國主義的觀點、帝國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歷史，把“傳統”中國看作“帝國”，把清朝視為“清朝帝國主義”。在他們的言論與論著中，充斥著一股帝國主義的霸氣。為與20世紀的帝國主義史學相區別，故稱為“新帝國主義史學”。“新清史”就是它的一個活標本。

“新清史”是指美國的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 以重構清朝歷史敘事體系為目的的一種學術思潮，出現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被稱作“新清史”研究“四書”的著作——柯嬌燕的《透鏡清朝皇室意識形態的歷史與認同》、羅友枝的《清代宮廷社會史》、路康樂的《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1861-1928)》、歐立德的《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

1994年夏，美國學者在密歇根大學召開會議，會后由米華健、鄧如萍、歐立德和傅雷等人主編出版論文集《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新清帝國史”(簡稱“新清史”)一詞從此成為這個清史研究學派的被公認的名稱。

“新清史”研究的出現，為清史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新的研究范式，但其背后所隱含的否定清朝中國性質的因素，所以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警惕。從最早美國羅友枝與何炳棣的爭論，到后來臺灣省史學家汪榮祖和復旦大學歷史系姚大力教授的論戰，使得新清史研究成為引人注目的話題。

李治亭是批判者里邊最著重于意識形態的，基本上是政治批判書了。在李治亭看來，“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國歷史，已經超出學術討論的底線。新清史”必將給中國造成嚴重傷害，并把中國史學引向歧途！

李治亭自己說，“我們是搞學術、搞真理、搞理論的，不能用政治性的語言來評價人物，不能用政治性的語言來分析人物，這是不妥的。”可是李治亭對新清史的批判就是典型的政治語言，學術爭論不能簡單政治化。

李治亭是清史專家，在所編《清史》一書中稱要代表“一種清史觀”,以新思維、新觀念重新審視清朝歷史，以“大一統”作為認識、評價清史之基本準則，以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看待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并以此清史觀貫穿全書，旨在成“一家之言”“自成體系”。

李治廷認為，”從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由漢、滿、蒙、回、藏等五十六個民族的角度來看，對尚可喜就不能以狹隘的漢族民族主義的價值觀進行評判。在這個問題的爭論上，與尚可喜相同的還有抵抗異族侵略的岳飛、文天祥是否是民族英雄。”（李治亭《微言集》）

吳三桂、尚可喜、洪承疇等等這些人投降清朝不是漢奸是功臣，這就是李治亭的清史觀。

李治亭在《吳三桂大傳.結束語》中言，“吳三桂發動內戰一事，不足取，亦不足以稱道，但他為滿清統一中國，不能認為是罪過吧！長期以來，論定三桂是個大漢奸，這不是滿清的觀點，而是近世漢人給的一個新稱呼。”

李治亭認為洪承疇是功臣，“從中國的統一、社會的發展而論，承疇參與治亂、統一中國，其功不可沒，在清開國史上，應居前列之位。”（李治亭·《微言集：明清史考辨》）

李治亭在《在紀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上更是為尚可喜擺功，“總結尚可喜的一生，其功在國家統一，堅決反對分裂，維護漢滿和睦的民族關系”。

李治亭還提出，所謂“漢奸論”“叛徒論”的種種說法，不符合中國歷史國情，在理論上顛倒是非。

在李治亭看來，“清政權是一個新生的有作為的政治勢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屬必然之勢。所以，在歷史轉變及兩代王朝鼎革之際，一些人乃至相當多的漢人涌入清政權，亦是歷史大勢所趨。我們對此無須大驚小怪，也無須去指責他們，甚至給戴一頂漢奸帽子。”（《吳三桂大傳.結束語》）

“300年前的明清之爭，雙方互相敵對我們怎么可以站在一個王朝的立場反對另一個王朝？我們怎么可以站在個民族的立場反對另一個民族？”（《在紀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李治亭的歷史邏輯就是識時務為俊杰，誰厲害就投降誰，罵吳三桂、尚可喜、洪承疇是漢奸屬于狹隘民族主義者。按照李治亭的邏輯，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都成了阻礙民族統一的歷史罪人了，吳三桂、尚可喜、洪承疇都是統一的功臣了。

李治亭的歷史理論簡單粗暴，政治正確宏大敘事的背后是對歷史的冷漠和對人性的無情。

清朝入關就搞起“剃發易服”，強迫關內各族人民滿化。順治二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

李治亭在《清代滿洲文化發展階段論》里居然稱贊“剃發易服”是一個奇跡，“存清以前，也曾有多個少數民族，如元、如遼、如金、如北魏，或—-統天下，或建半壁江山，都沒有做到變易廣大漢人的服飾與發式，清朝卻做到了！這不能不是滿洲文化發展的一個奇跡。”

李治廷難道不知道這個奇跡是怎么來的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江陰八十一日廣州大屠殺，這個奇跡是大清朝用屠刀砍出來的無數人的生命累積的。

李治廷還肉麻地稱贊乾隆，“乾隆一生創作詩之多，達五萬余首，直逼全唐詩，不僅為清代之最，也為中國歷史之第一”。乾隆寫五萬首詩歌能和全唐詩比嗎？這樣的歷史第一有什么價值，乾隆有一首詩歌能載入史冊嗎？乾隆五萬首加起來也沒有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有價值。

李治亭批評美國新清史那是慷慨陳詞，給人感覺得多么大義凜然；可是一轉臉到大清朝，好像換了一副面孔，簡直就要跪拜大清朝了。

謝謝邀請，其實，我本來不太想來湊這個熱鬧的，就簡單說說我對“新清史”的看法吧，不系統，也不全面，只是說說我的一些想法。首先，新清史的“新”，到底在新在哪里？新清史大概喜歡標榜自己提倡使用滿文或其它少數民族語文來研究清代歷史。但這一點其實不算“新”，因為中國的學者們，已經有很高水平的滿文和其它少數民族語文的運用，只是分布在滿族研究、藏學研究、維吾爾族研究等民族史或者民族學領域，一般做清代政治史的學者，確實很少運用到這些內容。

不過新清史的一幫“老外”們的滿文水平其實很一般，用的滿文資料也不足以推翻傳統的歷史敘事，他們的滿文史料的運用，更多的是一種“姿態”，或者說是“點綴”。而大多數新清史的學者都喜歡拿西藏、新疆來說事，但其實他們對藏文基本上不懂，只是轉引國外藏學家的研究成果罷了。所以，他們自己標榜新史料的運用，其實是不成立的。

那么新清史真正“新”在哪里？我覺得，他打破了傳統中國學者的歷史敘事視角，傳統的中國學者的視角一般屬于中原中心論（漢文化中心論），是從中原出發，去描述周邊的歷史，所以清朝的歷史，是邊緣地區的滿人崛起，然后入主中原，最后接受中原的政治、文化、禮儀的一個過程，最后清朝成功地實現了對中國的統治，滿人也不可避免的失去了滿洲特性，成為跟漢人差不多了的人群，這就是所謂的“漢化”視角。

新清史的外國學者們則從“內亞中心論”出發，把東北、蒙古高原、新疆、西藏這一半月型的地帶，實際上也就是中國的邊疆地區與中原對立起來，提出內亞，實際上就是中國的邊疆地區也有自己的歷史傳統和認同，清朝不是依靠中原傳統實現了成功，而是成功地運用了內亞傳統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國。所以，新清史，是換了一種方式來講歷史，新清史的“新”，是一種研究視角的轉換，而不是研究材料的新發現，他不是論出史出，而是史從論出，新就新在這里。

那么如何看待新清史的爭論呢？為什么會有人對新清史有那么強烈的“反感”情緒呢？那是因為按照新清史的邏輯發展下去，近代日本、沙俄搞出來的“滿蒙非中國論”的惡劣效果可能再次上演。事實上，新清史的學者可以說都是比較“真誠”的學術界的人物，他們的研究本身應該不帶有什么“政治目的”。但他們的這種思路，跟近代的“滿蒙非中國論”一樣的邏輯一樣，就是把中國的中原與邊疆，漢族與少數民族對立起來，而且新清史走得更遠，新清史的思路，可以說是“滿清征服論”，即清朝是以征服者的性質實現了對中國的統治，清朝代表的是“內亞”傳統戰勝了中原傳統，現代中國的中原與邊疆兩個部分是截然對立的，只有在“清帝”的整合之下才能實現征服式的“大一統”，當大清皇帝消失以后，現代中國對中原以外的邊疆地區，沒有合法的繼承性，因為大清皇帝是上一個時代的中國的“征服者”，而不是中國本身。

事實上，上一個時代出現的“滿蒙非中國論”的流毒到今天仍然在泛濫，網上仍然有許多人在宣揚“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的謬論，而且還很能得到了一些人的由衷認同。而現在如果“滿清征服論”又成功的話，兩者結合，后果不堪設想。所以很多學者對此表示憂心，也是正常的。

之所以說新清史“新”，是因為它有兩點比較新，一個是材料新，一個是視角新。

首先說材料新，是因為新清史的學者率先發現了清朝滿文檔案的重要性。之前的學者主要使用漢文檔案進行研究，滿文檔案利用的少，新清史一派倡導使用滿文檔案進行清史研究，因為滿文檔案比漢文檔案內容更豐厚，所展現的細節也更多。由于新清史的帶動，我國的清史研究也開始重視滿文檔案，這不得不說是史料學上的一大突破。

還有就是視角新，簡單來說就是以內亞視角取代漢化視角。之前的學者，尤其是我國學者，主要建立在中原中心觀的視角下，強調漢文明對周邊文明的同化和影響。在這種敘事視角下，晚清之前的清朝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被漢化的歷史。

而在新清史的學者看來，內亞視角才是他們更熟悉的敘事方式。他們認為，清朝致力于建立一個跨民族、跨種族、跨文化的帝國，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建立一個“世界性帝國”。在這個龐大的世界性帝國中，帝國統治者所受到的影響不單單是由漢文明帶來，而是多個文明相互影響的結果，漢文明的影響只是其中之一。

由此，帝國的統治政策也不僅僅是趨向漢化這么簡單，而是要面對更多問題，因地制宜，甚至要扮演不同民族、種族和宗教文化下的領袖角色，用以鞏固帝國在不同文化區域內的統治。

換句話說，清朝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為接受了中原漢族的傳統，而是因為清朝皇帝更懂得如何平衡內亞傳統與中原傳統，讓二者達到一個和諧的狀態。

但在這里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將“中國本部”獨立于“內亞地區”之外的傾向。簡單來說，“中國本部”其實就是蒙古、滿洲、新疆、西藏以外的區域。而滿蒙藏等區域則被視為清朝治下的“非中國”區域。

當然，這種觀點在我們看來是一種典型的“政治不正確”。但問題是，并不是所有的新清史學者都持這種觀點，更多的學者持有客觀中立的立場，只是在學術層面上更多強調清朝治下內亞與中原傳統的互動，所以對于新清史我們也不宜一桿子打死。

另外，在西方的政治話語下，是沒有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所以他們是沒有這種政治包袱的。而以西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主義觀念來看，多民族國家反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正確，他們更傾向于把中國古代典型的多民族國家視為一種民族壓迫的產物。所以，這種政治文化上的區別也使得我們一些國內學者認定新清史語出驚人，居心不良。

事實上，我個人覺得，拋開個別被政治所綁架的言論，新清史的很多觀點還是值得我們國內學者去學習借鑒的，我們更要學會引入新學理，以建構新的研究框架，而不是亦步亦趨，總跟在人家后面。

最后一點，不要動不動就拿出陰謀論來強調，這沒必要，更彰顯不出我們的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清史”實際上指的是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一個主張以新的視野和方法來研究清朝的學派，該學派的代表性學者包括羅友枝、歐立德、柯嬌燕等，該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漢化論，主張清朝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邊界清晰的民族界限。某些新清史專家曾經說過清朝的皇帝不僅是漢人心目中的政教合一的皇帝，還是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活佛，所以，不能單純的認為清朝的皇帝就是漢民族的皇帝。實際上，“新清史”的研究是一種方向非常偏頗的研究，該學派的學者實際上是把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關系視為中外關系，其實質是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民族分裂主義。

中國學者普遍不認同新清史的許多觀點，并且也做出了很多反駁，這些反駁多是從滿漢融合、民族融合等角度去進行回擊的。

在小編看來，新清史實際上存在著許多結構性的錯誤。比如新清史的某些作家一方面強調清朝皇室和統治階層的滿族特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所引用的史料仍然是以中文漢字為主，對于一些滿文等少數民族的語言的史料運用不是很好。而實際上，中國學者運用滿文史料來研究清朝是早已有之的事情。比如陳寅恪先生就曾經對滿文非常熟悉。所以從語言和史料這個角度看，新清史并不是很新。

其次，新清史所強調的內亞觀念以及過分夸大中國各大區域之間的差別的觀念也是不科學的。在新清史學者看來，清朝時期的中原、蒙古、藏區因為滿清皇帝這一共同的權力符號才結合在一起，而實際上它們之間的聯系并不是十分緊密的。所以柯嬌燕還曾經提出過所謂的共時性皇權理論。而真實的情況是，清朝的時候，不管是蒙古還是西藏還是東北都與中原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而這種聯系的方式既有文化的，也有經濟的，比如走西口、闖關東等。

而如何更好的去回應新清史，則需要國內學界的進一步努力，同時進行學術爭論的同時，越來越強大的中國才是我們最堅實的支撐。

“新清史”現在是全世界清史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

有關“新清史”的討論主要發軔于美國。在1996年的時候，學者何炳棣與羅友枝曾經進行過一場爭論，圍繞的是清朝統治者在統治全中國的時候，究竟是使用的滿族特性，還是已經被漢化。羅友枝認為，清朝主要是使用了滿族特性。比如，紫禁城里面一直保持著薩滿祭祀，皇帝和滿族官員也一直不間斷的使用滿語等等。可是，何炳棣卻延續傳統的看法，認為清朝還是已經被漢化了。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延續了明朝的官制，開科舉，崇奉孔孟等儒家學說。

羅友枝和何炳棣

何與羅的這場筆仗打了很久，同時，也給美國的學者帶來了一種不同的視角。但是，美國的很多學者卻不承認自己屬于“新清史”，“新清史”其實也從來不是一個流派。

那么，“新清史”這個名字是怎么出現的呢？2004年，美國的清史研究者在密歇根大學召開了一個有關清代承德歷史的學術會議，會議開完之后，主辦方想將論文集結出版一本書。可是，美國的出版社沒有人感興趣，表示出了會賠錢。對于美國人來說，沒有多少人聽過承德這個地方，更何況還是清代的承德。后來，美國學者歐立德就使用了“新清史”的說法，其目的是為了吸引讀者，后來“新清史”就被叫開了。

美國“新清史四書”（分別是羅友枝《最后的皇帝》、歐立德《滿族之道》、路康樂《滿與漢》、柯嬌燕《半透明之鏡》。其中，《最后的皇帝》和《滿與漢》已被翻譯成中文）

我覺得，“新清史”的研究有貢獻，也有問題。說到貢獻，“新清史”是率先注意到了滿文檔案對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們以前研究清史，因為清宮藏了大量的漢文檔案，所以沒有人認為滿文檔案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可是，美國學者卻發現，很多清宮檔案，雖然滿漢文字的內容差不多，但是在細微之處可能還是有差別。“新清史”的這個傾向，后來還影響了國內的清史研究。因為美國人的影響，現在很多大學歷史系，尤其是很多清史的碩士，都開始學習滿文了。

至于問題呢，則更大。美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因為不是自己民族的歷史，所以他們沒有切身感受和獨特的感情。這樣的話，“新清史”研究里面存在著大量政治不正確，傷害中國人情感的結論。

我們現在重看“新清史”，我覺得要看到好的一面，對于壞的一面要堅決的批判。

新清史實際上是最近國內吵起來的，實際上關于新清史的說法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時候就出現過，而且，即便是新清史領軍人物歐力德等學者也不認為自己關于清朝的研究屬于新清史的范疇。

誠然，相比國內，歐力德等學者更注重對滿文資料的研究。不過實際上，在我看來他們不過是跳出了中國歷史這一狹隘的范疇，而是把清史放在世界歷史的角度研究。這在國外其實很正常，因為國外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歷史教材都是著眼于世界歷史去編寫，把本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當中去學習。這種教學方法更好，可以培養學生用宏觀的視角去看待問題。當然，國內就沒這么高的角度，中國史和世界史涇渭分明，而且對國外歷史往往一帶而過，并不有助于學生去了解世界。

所以，這個“新清史”對國內歷史教育、研究來說恰恰是一股清流。而且，“新清史”當中，并不存在大陸階級史觀以及民族主義史觀的狹隘性，提出了清朝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從一個聯合體（“新清史”認為清朝皇帝是八旗共主、關內皇帝、蒙古博格達汗、西藏活佛等頭銜于一身的領袖）過渡到一個近代主權國家，同時也是和國內相關歷史研究遙相呼應。

當然，國內很多人對“新清史”抱有偏見，雖然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是為什么。

在國內，我認為主流史觀對清史是一分為二看待的，清朝入關時期的剃發易服、血腥殺戮、跑馬圈地，國內主流史觀還是持全面批判態度的。

這個時期涌現的抗清英雄比如大儒黃宗羲、史可法、秦良玉等還是普遍持褒揚、歌頌態度的。

對于清朝入關后，開始安撫、治理天下那段歷史，比如康雍乾盛世，是持肯定態度的。特別是康熙的開疆拓土、平三番、收臺灣、治理黃河水患等統一國家版圖，維持民生保障的行為主流史觀都是持褒揚態度的。

雍正大力整治腐敗、打造清明吏治的行為也一直得到肯定，乾隆早年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也是被主流史觀肯定的。

但是，雍正、乾隆的文字獄，記得我們讀小學時歷史課本上都是公開批判的，在這個問題上主流史觀沒有任何含糊。清朝后期的吏治腐敗，國家沉淪、茍且偷生、民生艱難，主流史觀也是持絕對批判態度的，這個絕對沒有模糊空間。鄧公跟英國政府談香港問題時都明確無誤的說，如果愿意談，我們就談，如果拖延不談，1997年我們就單方面收回香港，1997年我們還不能收回香港，任何執政黨都應該下臺，否則老百姓會罵我們是李鴻章。從鄧公的態度，振聾發聵的聲音我們可以看出主流史觀對晚清腐朽統治的蔑視！

清史是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國家能夠中肯、客觀的寫好自己的歷史，我們不需要外國人幫我們寫什么新清史，清史就是清史，沒有什么新舊之分。國內個別人從自己的角度、觀點去解讀清史，只要沒有無中生有、編造事實，只是在事實基礎上進行獨立視角的解讀，我認為那只是一家之言，我們可以不贊同，也可以反對，但是不能禁言。

而且國內對清史全部持褒揚態度的應該只是個別人，你不喜歡，可以駁斥，也可以當作他胡說八道，沒有必要去樹立什么新清史。因為你不喜歡的那一部分人只是個別大V或者歷史學者，他們不代表政府立場，更不代表主流史觀。

當然，如果有扭曲、編造歷史事實，沒有邏輯觀點為了激憤而激憤的那就不是觀點，那叫別有用心或者憤青，這種人我們完全可以反駁或者舉報，有很多部門會打擊這種虛構、顛覆歷史的人。

蒙古人和漢人、藏人、滿人等一樣，都是華夏民族的后裔，尤其蒙古人和漢人在文化方面更有相同之處，二者都是祭天（漢人稱為老天爺、蒙古人稱為長生天），祭祖。唯一區別的是，漢族有一個祭孔的特點，蒙古人沒有。在喪葬方面，蒙古人仍然采用華夏民族的不封不樹不謁陵的傳統做法，而漢人則形成了厚葬立碑謁陵的特點。政治方面，在唐朝時期，唐滅突厥之后，蒙古高原便在唐朝的統治范圍之內。唐朝之后，軍閥割據，最終形成新三國時代。先是北宋、遼、西夏；接著是南宋、金、西夏；最終三國歸元。中國重新統一。雖說在元朝時期，實行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但一些漢人仍然得到重用。因此元朝是中國的一個朝代沒有任何異議。同時由于元朝重用了一些漢人，中華文化并沒有斷代。如果沒有元朝，中國將永遠處于唐朝之后的分裂狀態，因為憑宋朝的實力不可能實現統一，而憑遼金的能力也不能完全消滅宋朝。

再說一下清朝，在明朝末年，明朝已經萎縮到秦始皇時期的版圖，且越南北部已經不在本土之內，如果沒有清朝初期的興盛，明朝再繼續存在200多年之后，和西方列強相遇，中國有可能會亡國滅種。中華文化即使不覆滅，也會斷代。以后即使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中國實現了復國，也會象非洲一樣，形成多個小國，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大的民族復興資本。因此元朝和清朝對中華民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后來日本為了侵華的需要，創造出了“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的謬論，創造出了“蒙古征服論”、“滿清征服論”等怪論。其目的是為了挑動民族矛盾、肢解中國，達到各個擊破、全面侵吞的戰略目的。

所謂的“新清史”研究者的一些觀點，實際上沒有新東西，只是上述觀點的翻版。其打著學術研究的名義，想達到什么目的，需要拭目以待。

感謝邀請！

必須承認，關于這個“新清史”我是今天第一次聽說，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也做夢都不可能想到。我是剛才讀了前面的一個回答（四川大學那個）才有了一點點概念，知道了一點大概。不知道今后能有多少人會拿它當回事。

目前為止，我同意說清朝以武力征服了中原，但是，要知道，滿清統治者入關之前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向中原統治階級所奉行的孔孟之道看齊了，入關之后也基本上沿襲了明朝的國家制度，按照《紅樓夢》小說的思路，是女方利用親戚關系優勢、通過愛情關系競爭、硬擠走了前女友、搶當上了兒媳婦，明白嗎？是兒媳婦！而這個家還是敬原來的祖宗、姓原來的姓，這個國家還是叫“中華”沒變。

幾百年之后，現在更是不可能區分滿族漢族了。其實原來的滿清也是各種不同民族的混合體，歷史上也從未存在過一個純粹的、單一血緣的滿族，就連“滿族”這個名稱也是皇太極入關前選取的一個漢字。這些人原來就是明朝人，先搞分裂獨立，再反過來搶奪政權，從頭到尾都是明朝國家內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