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讀書，富練武。隋唐科舉的出現改變了當時的階層變化方式，確有一定作用。但任何一種良藥醫治某種疾病最終都會導致病毒的變異例新冠。當前的高考制度亦是如此！

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是綜合考試，也只是選拔官員的參考指標。而后來，科舉內容固化，考試指標單一，成為阻礙知識分子全面發展的枷鎖。

中國的古代社會，并沒有形成類似西方的階級，而是出現士、農、工、商四各階層，其中各朝代的人才選拔制度成為關鍵因素。

從先秦時期的任人唯賢到漢朝的舉孝廉，以至隋唐出現的科舉制，都能從民間、下層民眾中發掘出大量治理國家的人才，這與古代歐洲的領主世襲制有很大不同。

問題來了，這些人才從下層流動到上層，他代表的是誰？這不好說，有儒釋道三家的共同影響，個人的選擇和境界均有不同，有代表朝廷的，有代表自己的，也有代表天下百姓的。對于這一點，范仲淹說得清楚：“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一種很典型的儒家思想。

科舉制是世界古代最先進、完善的人才選拔制度，它打破了種姓、階層的限制，使人才的流動成為了可能，也進一步打破了古代階級的固化，形成了與西方根本不同的社會治理。

科舉制度對于中國封建時代選拔人才、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相對公平的考試制度對于寒門學子向上流動打開了一扇門，因此在民間流傳著一句治家名言“窮不丟豬，富不丟書”，雖然學習內容僵化枯燥，但對于促進官辦和民辦教育發展還是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只是后來科舉制度成了統治階級強化其統治的工具，其內容陳舊，其形式固化，門派之風盛行，“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成了封建學子的基本宿命，“學而優則士”成了讀書的唯一目的。

當然有這個作用，但能達到什么程度存疑。

一個健康運行的社會需要人才，而人才廣泛存在于各階層中，他們頭上沒有人才二字，所以需要一個有效程序識別選拔。科舉就是這樣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真的特別牛嗎？科舉產生之前就沒有選拔了嗎？

當然不是。任人唯親在管理規模較小時還可以對付（好比發展初期的民營企業員工結構多是老板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沒啥不妥），但發展到一定規模就一定要接收新血液，不然永遠是小作坊。

最初的選拔是自然淘汰選精，所謂“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非子·顯學》）。這個按部就班的做法培養“工具人”沒有問題，但容易錯過英才（英才不為我所用就是不穩定因素）。于是就需要補充。

開始沒有制度，靠貴族官僚去發現，然后推薦給君主（君主自己也可以去發現），慢慢就制度化形成了察舉制——每個行政區域都分配若干“秀才”（或孝廉）名額，當地長官可以推薦人才成為具備當官資格的秀才，也就是舉孝廉。問題是行政長官的眼光未必靠譜，效率也不高。

于是就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來做，曹魏時期設置專門負責舉薦人才中正官，也就是著名“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是要考察人才的“綜合素質”，由于早期擔任中正官的都是公認善于識別人才的廉潔之士，這套制度還是比較靠譜的。但是不久后就開始變味，中正官很快認識到亂世中家族才是最可靠后盾，于是舉薦變成了利益交換……即使真有下層人才通過這套程序，也會變成大家族的私黨。

君主不滿意這種情況，于是就要繞過世家大族，直接選拔，這才有了科舉。

科舉無非是標準化選拔機制，其實比察舉更容易錯過英才，但相對公正這點就足以壓倒一切了。這在打破階層固化無疑有積極意義。

但不可高估。世家大族很快就發現，考試就考試，誰怕誰啊？大家族自然有更多資源投入教育，就算自家孩子資質不行還可以培養宗族嘛，最壞情況還可以招女婿——所以宋朝有“榜下捉婿”的玩法。有英才出現極大可能被迅速同化。

沒有什么絕對優秀制度，適用的才是最好的。

科舉制度產生于隋朝，是隋文帝楊堅，創建了科舉制度。

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對隋朝的印象是，時間短，局勢亂，只是南北朝結束混亂，到大唐盛世開始之前的一個過度朝代。

尤其是隋煬帝楊廣，昏庸無道，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中，最惡劣最昏庸的皇帝，沒有之一。

然而，隋朝其實與秦朝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都是之前的一個朝代分崩離析，分裂成了諸侯亂戰的格局，而后一股絕對強大的勢力實現了統一，但統一的朝代，到了第二代帝王就開始落寞，于是被另一個真正強大的朝代所接替。

漢朝足夠強大，接替了只傳接了兩代的秦朝;唐朝足夠強大，接替了同樣只傳接了兩代的隋朝。

但是，就像秦統一之后，統一度量衡、修長城一樣，隋文帝楊堅，平滅宋齊梁陳，統一南北朝之后，同樣有做出歷史貢獻的舉措，那就是開創了科舉選材制度。

在科舉還沒有誕生之前，大家所能依靠的選拔制度是世襲罔替，察舉制度，前者是由血脈傳承決定的，自然沒有什么平民的機會，因為家族的延續重來都是綿延不絕的，貴族縱然沒落但是他的傳承依舊存在，而且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只要擁有機會他們便可以一躍而起，恢復祖上的榮耀，這和他們個人的能力，學識沒有太多關系，依靠血脈的高貴足以解決這所有問題。

察舉制度是依靠個人品德來進行的，而在生活之中，當自身貧困之時很少有人能夠堅持內心的原則，讓自己始終如一地用于實踐，而且察舉制度是依靠人來進行的，而且個人的性格是不同的，自然對于人的要求也不同，因此人才的選擇總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而科舉制度是依靠規則進行的，雖然刻板但是很大程度上卻保持了公平，自然也就也多數人提供了機會。

毫無疑問答案是肯定的。

科舉大規模推廣是在隋唐時代，隋唐時代之前的社會是怎么樣的呢？

商周時代采取的分封制，實際上等于擁有勢力的部族在各自的地盤上劃地為王，朝廷的統治在更多的時候只是名義上的。而且在早期更是處于奴隸社會，在那個時候階層之間要想進行改變是極為困難的。

到了秦統一天下之后而后是漢晉，漢采取的推舉制度，實際上也是大貴族控制了推舉的資格，普通人是很難獲得向上的機會。

而在晉朝當時采取的九品中正制，實際上也是按照地位來劃分官員的品級的。

直到到了隋唐時期開展了科舉。

科舉的推廣使得普通的百姓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機會。而且最為關鍵的是，科舉的推廣，其實代表的并非是科舉的推廣，而是知識的推廣與普及，因為要知道，如果不能讓很多人都讀書的話，那么科舉其實就沒有意義。

因為在那之前，普通人是很難讀書和接觸到知識的。

所以有很多人并不理解，比如說在三國演義之中，劉備一個賣草席的，為什么可以得到這么多的英雄人物納頭便拜，很多時候，僅僅是互相說過幾次話，那么結果就是一方對于另一方心悅誠服。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當時的書籍幾乎都是手抄本，數量極少，很少有人能夠接觸到知識，在當時一個人的談吐以及對于天下大勢的分析，在很多時候就可以代表這個人的出生，在那個時候出生的高貴幾乎與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也就是所謂的精英教育。

這就是高端階層對于知識的壟斷，所以科舉的關鍵就是打破了精英對于知識的壟斷，使得下層有了獲得知識的途徑，而知識的獲得也就是見識的增長，才使得階層的壁壘不再那么的牢固。

科舉和高考是相對公平的。

循跡曉講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作者：文素臣

科舉是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傳統之一，“選賢舉能”、“鯉魚躍龍門”等神話標簽，儼然成為當代人對科考取士的基本理解。

但對古代民眾而言，科舉既不能改善昏聵腐敗的吏治，也難以幫自己實現階層躍升，與其稱作利國利民的制度，不如說是統治者駕馭臣下的權術，與個人無奈的選擇。

01

政績平庸的科場做題家

在帝制時代，科考并非朝廷選才任官的唯一手段。

薦舉、蔭補、吏員出職、太學生入仕、貲選捐納等五花八門的選官辦法，皆長期與科舉并存，甚至一度占據主位。

但公開考試的操作形式，令無數網民相信科考取士更公正合理，更能提升官員素質、改善吏治風氣。無獨有偶，胼手砥足、掙扎求生的古代百姓，也渴盼面目斯文的“白衣卿相”們能救苦救難。故科場出身的“八府巡按”常作為解民倒懸的終極神器，亮相于《玉堂春》等傳統曲目。

｜京劇《玉堂春》

但就入仕后的總體表現而言，大量舉子只應驗了“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老話，或尸位素餐、不通政務，或兇相畢露、雁過拔毛。

在科舉尚處于發展階段的唐代，朝廷取士名額十分有限，登科者憑其稀缺色彩，一度被唐太宗視作“入吾彀中”的“天下英雄”。

但他們很快就令統治階層大失所望。

《舊唐書·楊綰傳》記載，高宗之后，大量新科進士的文化素養差到“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行政能力更無從談起。

中唐宰相杜佑則被科場做題家們氣得吃飯砸鍋，在《通典》里痛批科舉是承襲六朝“文弊”的花架子，還不如漢代察舉好使。他還羅列大量同僚意見，怒斥科場出身的官吏才不匹位、經常淪為衙門胥吏的傀儡。

｜有幸赴“燒尾宴”的唐代進士，政務能力往往有限

作為以門蔭入仕的官二代，杜佑對科舉的不滿多少摻了些個人偏見。也正是在他去世的憲宗朝，進士群體開始把持宰相在內的高級官位，三十余年后繼位的唐宣宗，更是癡迷科考到自稱“鄉貢進士”的地步。

可在他們領導下，一度既壓服了叛逆藩鎮，又撞上了回鶻崩潰、吐蕃瓦解等歷史大運的唐帝國，非但沒能鯉魚打挺、再現輝煌，反而進一步腐化，最終激起農民造反的滔天狂瀾。上位不久的做題家們，只得向赳赳武夫交權。

在度過暴力血腥的五代歲月后，科場舉子在宋朝迎來了春天。以物質享受為價碼實現“杯酒釋兵權”的趙宋統治者深知，滿口孔孟之道的讀書人，身體其實和驕兵悍將一樣誠實。

故宋真宗在《勸學》詩中大講“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公然用金錢、美色吸引年輕人考取功名。

｜趙官家的勸學詩，仿佛是椰樹牌式營銷的古典鼻祖

皇帝帶頭誘惑臣下，宋代士風吏治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雖出現些可圈可點的名臣，但更多入仕舉子變成了積貧積弱的根由。

對此痛心疾首的文天祥，在殿試答卷《御試策》中，不惜以“自爆”方式提醒皇帝，備考科舉的讀書人從小被灌輸的只是個“利”字，心術在做官前就壞透了。及至蒙古南下，無數宋臣望風而降。

當代網民往往只知崖山海戰的慘烈，卻不知時人汪元量專門作詩諷刺宋亡，稱元軍之所以“收了江南不殺人”，原因恰在于“滿朝朱紫盡降臣”。

看似漢化程度有限的元朝，對科舉制進行了重大改造，正式將考試內容限定在四書五經和程朱理學的范疇之內。標榜驅逐韃虜、再造華夏的明朝，直接沿襲蒙古遺風，并為科舉的演化補上了最后一環——八股文。

這下，涉及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全變為舉子漠不關心的“窗外事”，而包括諸子百家、歷代史書、唐詩宋詞在內的海量文化典籍，也不再是做題家眼中的“圣賢書”。

｜八股取士只能導致范進中舉式的鬧劇

為應考而死記硬背“存天理滅人欲”之類說辭的明清做題家，思想境界并未有所提升。

陳寶良先生在《明代社會生活史》中指出，讀書人在及第后心急火燎操辦的頭等大事，不過是改雅號裝逼與納小妾享樂。其能力水平則跌破了歷史下限。行走江湖的清代老中醫徐大椿就臭罵士子，既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又不曉漢祖唐宗為哪朝皇帝。

｜科舉并不能為百姓選出多少青天大老爺

高居廟堂的不少滿人大臣，也認為科舉制槽點滿滿，《嘯亭雜錄》記有他們的牢騷話——“朝廷奚必置棘場，三載間取若干無用人，以為殃民誤國之具？”

由此可知，就宏觀層面而言，科考取士能選拔賢才、利國利民的所謂優長，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在微觀層面上，科舉能幫平民實現階級躍升的說辭，亦只是簡單幼稚的笑話。

02

陷阱重重的上升孔道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直是科舉的重要賣點。長達一千三百年的科考歷史，確實不乏貧寒學子苦讀及第、咸魚翻身的事例。

學界也普遍認為，科舉吸收了大量庶族為官、擴大了皇朝的統治基礎。但“庶族”指的是不具門閥色彩的中小地主，而非勞動階層。

在幸運者偏差和行為成本等概念已漸漸普及的今天，我們也顯然不能憑范進中舉等“證據”，就簡單判定科舉制度是普通人民改變命運的法寶。頗為黑色幽默的是，對真正的平頭百姓而言，應舉的準入門檻其實高不可攀。

大談科考是社會底層上升渠道的人，往往忘記了科舉并非來者不拒的自由考試。女性不得參加科考自是無需贅言，倡優奴婢等受盡苦難的“賤人”，想通過應舉逆天改命也是天方夜譚。

除此之外，唐代曾對大量外國人封官賜爵，卻不許胥吏及工商之家入仕；宋代科考對工商之子網開一面，但對工商業者本人及還俗僧道仍有阻撓；元代禁止殘疾人應試；清代雖將“丐戶”等賤民豁免為良，卻仍限制他們考取功名。

令升斗小民略感安慰的是，由于官府慣于說一套做一套，故歷代皆有渾水摸魚的鋌而走險者。且朝廷的政策是逐步放開的，如在明代，商人應舉時已不受歧視。

｜真正的社會底層根本沒資格參加科舉

但除了要規避身份性限制外，求學應考還需投入不可小視的經濟成本。

方行、經君健等多位學者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認為，農村五口之家全年生活花銷為32.6兩白銀。

可王立剛的《清代參加童試考生所用費用研究》指出，尚未考取秀才的普通學子，想應付完作為科舉第一環節的童試，光交通食宿費、報名費、擔保費等直接支出就達紋銀10兩。

若將聘請塾師、購買教材、添置文具及必要的人情往來等開銷也算入，所得結果足以令窮苦大眾望而卻步。故宗韻在《明代家族上行流動研究》里直言，景況不佳的宗族，合全體之力僅能湊齊個別子弟的科考費用。條件稍好者也只養得起兩三個脫產考生。

統治者對高昂的科考成本并非毫不知情。為安撫人心，朝廷會給已有功名的士人發放些路費補助。但窮秀才的補貼標準，遠低于被胡屠戶等百姓視作“天上星宿”的舉人，即富者待遇優厚而貧者聊勝于無。

“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官府衙門，在實際發放環節，也會趁機徇私舞弊、吃拿卡要。

｜為參加科舉所需投入的教育成本，窮人根本承擔不起

尤需強調的是，隨著時間推移，社會積壓的“復讀生”數量會越來越多，科考競爭壓力與應考成本也就跟著水漲船高。

吳宣德在《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中發現，各地最終擁有的進士數量，取決于當地有多少舉人能夠反復參加會試，即有多少家庭擁有可支撐重復會試的經濟實力。

這直接導致明后期進士群體的平民色彩，較明前期大為降低。

僥幸湊足資費、步入考場的寒門學子，將面臨九死一生的終極考驗——不夠公平的評分辦法與極低的錄取率。平心而論，在跨越千載的科考演化歷程中，出現了不少可圈可點的創舉。

宋代的糊名法與謄錄規定，足以激起在碩博考試中敗給關系戶的畢業生的共鳴。而明太祖欽點的“南北榜”，與康熙帝為照顧教育欠發達地區而拍板的分省取士制，也會讓無數準備高考的河南、山東學子男默女淚。但制度性不公依然存在。

張仲禮在《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中強調，清代官宦子弟的考卷被單獨編為“官卷”，其淘汰率遠低于寒士的“民卷”。

在清代之前，普通學子的運勢也近乎逢考必掛。錢茂偉的《國家、科舉與社會》認為，明代會試、鄉試錄取率，自洪武后一路下跌，最終前者徘徊在10%上下，后者則基本低于4%。

吳錚強的《科舉理學化》則指出，宋代舉子將金榜題名的難度視為“屠龍”。

｜絕大多數學子，終其一生只能做個窮秀才

在上述陷阱的共同發難下，少量幸運兒雖化身名流千古的勵志典型，無數心懷夢想、朝氣蓬勃的大好青年，卻被科考之路折磨成不人不鬼的潦倒窮漢，全社會也為之付出慘痛代價。

因一代代知識青年淪為廢人，晚明世風日漸頹喪沉淪。

陳寶良先生的《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認為，此時士林風氣趨于無賴化。魏斐德的《洪業：清朝開國史》則記下了生員們化身女裝大佬的丑態——“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部分學者雖將這類現象，生硬解釋為近代社會即將來臨的信號，但滿洲勇士的大馬金刀早已將歷史本相揭曉。

剃了朱明腦袋的清朝，同樣無法擺脫前者宿命。及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龔自珍驚恐地發現，士大夫們早已寡廉鮮恥，越來越多同胞淪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巨嬰，國勢也日漸無可救藥。

03

內卷社會的一曲悲歌

看至此處，讀者難免會心生疑惑：既然科舉無益于國、利少弊多，為何能在這片土地扎根如此之深？無數知書識禮、清楚失敗風險的士人，又為何甘當撲火飛蛾、撞了南墻也不回頭？要回答這一問題，既容易也困難。

｜科舉由暴君隋煬帝正式創制，這已經暴露了它的真實作用

說容易是因為，對一心維護家天下的統治者而言，開科取士好處多多。

美國學者梅斯奎塔與阿拉斯泰爾在《獨裁者手冊》中指出，專制統治者的權力基礎，是構成其統治集團核心的“致勝聯盟”。要想坐穩江山，獨夫民賊既要用民脂民膏收買聯盟成員，又得讓他們知道，自己有海量可將其替換的備胎，令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從這個角度看，科舉制無疑是為君分憂的神器。畢竟在大興科舉后，有哪個飛黃騰達、苦盡甘來的“天子門生”不對皇帝感恩戴德？又有哪個權貴家庭，真能升級為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東漢世家，或敢和君主共天下的東晉門閥？同如此巨大的誘惑相比，社會進步之類的問題，在竊國大盜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說難是因為，對古代百姓而言，除科舉外自己近乎無路可走。講究“利出一孔”的君王，早已對工商業者百般打壓，想有所作為，只能削尖腦袋進入官府。在科舉成為主流前，百姓本還可通過習武從軍來獲得朝廷賞識。

如《新唐書》明言，薛仁貴就是為了“富貴還鄉”而從征遼東。但科舉愈盛，重文輕武之風就愈烈，“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觀念就愈深入人心，有志男兒對科考的路徑依賴也就更大。

｜科舉興盛程度與尚武之風成反比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若我穿越為古代百姓，不求上進成不成？老老實實守著妻兒過日子行不行？這種想法，只是缺乏人生經驗的一種表現。

中國帝制社會的本質特征，山東大學的張金光先生在《戰國秦社會經濟形態新探》、《秦制研究》等著作中，早有一針見血的論述，就是“君子”對“小人”的任意索取。

在這種皇權支配下的社會里，人民的負擔不由其收入水平或承受能力決定，而由朝廷的財政需要決定，百姓的歲月靜好極易被官府的風吹草動所摧毀。而嚴密的戶籍制度與基層政權組織，則將民間結社扼殺于萌芽，個人根本沒有同朝廷討價還價的能力與渠道。

若想讓個人生活真有保障，要么逼上梁山，要么只能去依附或獲取朝廷的“代理權”。又有幾個凡夫俗子，真的“敢笑黃巢不丈夫”？就算是賈寶玉，也三天兩頭被群芳催促研究“仕途經濟學問”，何況其他須眉濁物？

行文至此，已碼了幾千字的作者只想對各位讀者再說幾句廢話：與其糾結古代百姓究竟有多少“上升渠道”，不如想想，為什么炎黃子孫一定要這么優秀、這么求上進、以至于不想努力也得去努力？也許在想清楚這個問題后，歷史這門看似無用的學問，就能在這片土地上發揮出比弘揚民族自信心要大得多的作用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