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朝的明神宗朱翊鈞，是史上特別令人矚目的皇帝，也是明朝歷史上最為奇葩的一位皇帝。
朱翊鈞近三十年處于怠政狀態，至少有二十八年基本不上朝，這一皇帝怠政“創舉”在歷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朱翊鈞近三十年不愿意上朝，但他卻能穩穩掌控皇權，這表明朱翊鈞雖懶政怠政，但并非是一位昏庸無能的帝王，而是有他掌控皇權的帝王秘訣的。歷史上，有的皇帝一旦不在朝中，皇權就丟了，比如，三國時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離開洛陽去祭掃魏明帝的墳墓高平陵，便遭遇了司馬懿父子搞政變，丟了皇帝位，相比較而言，明神宗朱翊鈞是非常厲害的帝王。
朱翊鈞十歲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繼位初期，他勤學勤政，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史，非常勤奮；在位之初的十年，他重用能臣，特別是信任和重用內閣首輔張居正，他全力支持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開創了“萬歷中興”的局面；在萬歷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朱翊鈞主持“萬歷三大征”，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鞏固了明朝疆土，維護了明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但也嚴重消耗了明朝的財力。
萬歷皇帝（劇照）
后來，朱翊鈞變了，與他在位前期的治政方式大相徑庭。萬歷十二年（1584年）八月，在張居正死去兩年之后，朱翊鈞便開始報復清算他的恩師、培養他成就帝業的張居正，他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斥責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蒙蔽皇帝，欺騙主上，忘恩負義，專權亂政，謀國不忠。并說本來想對他開棺戮尸，念他效勞多年，姑且免依法追究。其實，張居正死后已被抄家，張家老弱婦孺被困于府中，餓死十多人，原本，連張居正80歲的老母也不放過，后經大學士、首輔大臣申時行的請求，才留一處空宅和10頃田地讓她有個居住之地。朱翊鈞清算張居正既是對之前他受張居正約束、鉗制的報復，也是在他親政后以處置張居正來樹立皇帝權威。
朱翊鈞年少時是一位勤奮讀者的皇帝，在位前十年執著于政事，可是，從萬歷十四年（1586年）年底開始，他開始沉湎于酒色，進入了怠政時期，他重用宦官，使其監理朝政。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他派遣宦官充當礦監稅使，赴各地掠奪民財，以供宮中揮霍淫亂，因而多次激起民眾反抗。在他在位的晚年，因立嗣矛盾而釀成“國本”之爭，致使黨爭加劇，留下嚴重后患。
朱翊鈞怠政嚴重，致使朝政荒廢，而內閣輔臣爭斗不休，朝中各派黨爭不斷，明廷財政危機，邊防日弱，東北建州女真勢力開始崛起，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征調精銳部隊趕赴遼東想一舉滅了努爾哈赤，但卻在“薩爾滸之戰”中被擊潰，明軍自此難敵女真軍事勢力。萬歷皇帝晚期使明王朝真正進入了衰敗局勢中。
明神宗朝服像
那么，萬歷皇帝為何長達二十八年不愿意上朝，但卻能牢牢掌握皇權，避免自己被架空呢？
第一，萬歷皇帝之所以長期不愿意上朝，這是有原因的。
首先，朱翊鈞親政后不久，主持“萬歷三大征”之后，開始自傲懶政，通過諭旨處理軍政大事，不上朝理政了。
朱翊鈞繼位之初，高拱是內閣首輔，當時主少國疑，高拱以才略自許，盛氣凌人，欲專權擅政，極力想剝奪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權力，因此了被馮保視為死敵，后來，馮保當時的閣臣張居正聯手，在皇貴妃李氏和陳皇后面前，告發高拱蔑視朱翊鈞年少不能為人主，因而，在后宮陳太后等的支持下，除去高拱首輔之職，馮保得以穩掌內朝權力，而張居正成了首輔，掌管外庭。神宗帝支持張居正推行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政治成就。
高拱臨終前高拱寫了《病榻遺言》，記述張居正勾結馮保以陰謀奪取首輔之位的經過，這對于促使神宗帝在張居正去世清算張居正起了重要作用，朱翊鈞親政后，開始放飛他自己，從萬歷二十年（1592年）開始，神宗帝主持了“萬歷三大征”。
在“朝鮮之役”中，神宗帝先是以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集四萬兵馬赴朝幫助抗擊日軍，之后，又以邢玠為薊遼總督、以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調集調薊遼、宣府、大同、山西、陜西及福建各處兵力，乘日本掌權者豐臣秀吉死時，在朝鮮水軍將領李舜臣等的配合下，擊敗日軍指揮官小西行長等率領的軍隊，取得了援朝抗擊日軍的勝利。
在“寧夏之役”中，神宗帝派李如松為寧夏總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為監軍，統遼東、宣、大、山西及浙江之兵等，會同協同總督葉夢熊、寧夏重兵麻貴，擊敗了哱拜主謀，以東旸自稱總兵，以哱承恩、許朝為左右副總兵的寧夏叛軍。
在“播州之役”中，神宗帝派兵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并巡撫四川，分兵八路征討播州叛臣楊應龍，在總兵官劉綎、馬孔英、吳廣、童元鎮、李應祥、陳璘等，以及貴州巡撫郭子章、湖廣巡撫支可大的配合下，擊敗叛軍，逼楊應龍自縊，捉捕了楊應龍之子楊朝棟。
神宗帝在朝鮮、西北、西南邊疆的這三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取得了勝利，這使他志得意滿，開始變得自滿自傲，漸漸地懶于處理朝政。其實，在指揮“三大征”時，他就開始通過諭旨的形式向朝中文武大臣傳遞命令，而逐漸減少在朝中“召對”眾臣。“萬歷三大征”之后，朱翊鈞更自傲，更懶政了，他對于大臣們奏章的批復，越來越不感興趣。在“播州之役”結束時的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在奏章中就說：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
其次，萬歷朝中期，朝中黨派林立，國本之爭不休，使朱翊鈞對朝臣非常失望，這使神宗怠政更嚴重。
從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早在隆慶朝末期，朝中的黨爭就開始了，之后，朝中黨派林立，派系之爭日盛一日，朝中各派互相傾軋。當時，朝野形成了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派系名目眾多，黨爭無休無止。
明朝黨爭
而當萬歷朝立儲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之后，“國本之爭”便使朝中的黨爭愈演愈烈。當時，朝中有兩派分別擁護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以祖制，朝中大臣大都主張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但是，明神宗卻不喜歡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朱常洛，而是更寵愛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有意立朱常洵為太子，但卻受到朝中多數重臣以及慈圣皇太后的極力反對。明神宗與群臣爭論近15年，直到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才冊封朱常洛為皇太子，封朱常洵為福王。
但是，福王朱常洵卻遲遲不離京去就任藩王。當時，明神宗特別偏愛貴妃鄭氏，因而也特別寵愛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沒有能當上太子，便堅持其王府莊田要達到四萬頃，才肯出京就藩。而為了能否給足四萬頃莊田，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直到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后，福王才離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此比較穩固。
立儲之爭和福王莊田之爭讓明神宗對大臣非常反感，也使朝中的黨爭加劇，明王朝的朝中政治力量出現了半撕裂的狀態，明神宗既失望、厭煩，又郁悶、慵懶，對上朝非常厭惡。
而福王出京去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著名的“梃擊案”，使朝中的政局更亂，黨爭更嚴重了。
當日傍晚，有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突然在宮中出現，持棍亂打太子朱常洛。起初，皇太子也以為“梃擊案”幕后必有主使者，一些朝臣也懷疑是鄭貴妃搞的鬼，鄭貴妃卻一再指天發誓，與她無關。朱翊鈞見案情已涉及他所寵愛的鄭貴妃，而且，長期以來，朝中大臣一直議論神宗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最后涉及到他自己，于是，他親自為“梃擊案”定性，判張差為“瘋癲奸徒”，下旨毋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將張差處斬，并殺了與案情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五月月二十八日，明神宗一反常態，在他怠政二十五年之后，首次召見大臣，宣布其定案指令，草草將案情結了。可是，“梃擊案”所存在的質疑一直未能解，后來，“梃擊案”與“紅丸案”“移宮案”成了萬歷、泰昌年間的三大疑案。
“梃擊案”引起了朝局的爭論，而且，大臣們一直有疑問，各派系也借機打擊對方，案情差點兒就波及至鄭貴妃和明神宗，有造成明神宗與皇太子矛盾的趨勢，這讓明神宗非常煩惱，對朝中大臣更失望了，因而，也使他更不愿意上朝。
“梃擊案”前，初入內閣的廷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長相是怎樣的，當時，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四位重臣對朝中政事憂心如焚，但他們見不到皇帝，無計可施，只能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時間。朝臣不見皇帝上朝，也無心于朝政。萬歷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朝中各部司空虛，諸正式荒廢，皇上深居二十余年，未曾一次召見大臣，天下有陸沉之憂。”（參看[清]張廷玉：《明史·神宗本紀》）
明神宗被朝中黨爭弄煩了，被立儲之爭弄得很失望，對立朱常洛為太子不滿意，他對朝政越來越不感興趣，索性不上朝了。
再次，明神宗沉溺于酒色，貪戀財貨，身體越來越差，這讓他更不愿意上朝。
立儲之爭后，明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他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遊，不祭祀祖廟，不召見大臣，基經常不批閱奏章，他身居于深宮，迷戀于淫樂，以酒解憂解煩。此外，朱翊鈞特別貪財，可能是由于貪權貪財，想滿足揮霍需要，他是明朝皇帝中，最酷愛聚財斂財的一位皇帝。其實，在他親政后不久，他便查抄了張居正、馮保、張居正等的家產，而沒有將所抄查的財物放入國庫，而是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他自己支配；此外，他還特令他的親信宦官，到外面去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刮民財，將掠奪錢財收入宮中。
朝鮮使臣李恒福曾認為神宗窮奢極欲，評價他說：“窮極侈靡，以龍腦沉檀屑雜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盡納其珠，擇其大顆，絡為障子。又遣太監采珠于外，南方貢以珠，其重四兩，天下所貢無于此。此外大者不過三四錢，取之不遺余力，長安市上龍腦。”（[韓]李恒福《燕行錄全集》卷8《朝天紀聞》）
如此用心于酒色淫樂，斂財揮霍的皇帝，當然不喜歡上朝去面對那些忙著黨爭的朝臣，加上他身體越來越差，更沒有精力上朝了。
明神宗酒色過度，致使身體極為虛弱，萬歷十四年（1586年），當時才二十四歲的明神宗，曾傳諭內閣說他“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大膽指出其“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萬歷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又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歷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后事。不難看出，神宗的身體狀況確實是每況愈下。這也是他長期不上朝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說，認為神宗皇帝有肌肉萎縮的腿疾，怕經常上朝讓朝中眾臣輕視他，所以，長期不上朝。
第二，萬歷皇帝長期不上朝，卻能穩穩地掌控權力，沒有被架空，這是由當時的朝局和他的善于使帝王權術所決定的。
首先，張居正死后，朝中再無強勢的權臣，無法對明神宗行使皇權進行牽制。
高拱、張居正之后，萬歷朝有了十位內閣首輔，但都沒有能出現像張居正那樣強勢的首輔，張四維任首輔不到一年，便丁憂去了；申時行任首輔八年左右的時間；王家屏在首輔位置上只待了半年多； 趙志皋任首輔不不到一年；王錫爵也差不多，當首輔就一年多時間；趙志皋在首輔位置上時間稍長點，但也當了六年多的時間就去世了；沈一貫當了近五年的首輔，算是干得比較久的；朱賡只當了兩年的首輔；李廷機在首輔任上待了近四年；葉向高在首輔任上待了不到兩年；方從哲在首輔任上待的時間較長，達八年時間。從萬歷朝十位首輔的任期時間來看，便能明白，張居正之后，只有申時行和方從哲在首輔任上待了八年左右的時間，其他大臣當首輔的時間都不長。萬歷朝頻繁換內閣首輔，這也是明神宗為牢牢掌控朝權而采用的帝王權謀。走馬燈式地更換首輔，使每一任的首輔都沒有機會在朝中強大的勢力圈子，自然也就無力架空明神宗。
其次，明神宗貪色、貪酒、貪財，但他更貪權，始終“魁柄獨持”。
明神宗是明朝皇帝中最是操權有術的帝王，他后期雖怠政昏暗，但并非昏庸，他雖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但在使用帝王權術方面，他并不與朱元璋、朱棣遜色。
萬歷中期之后，明神宗雖然不上朝，但是，他把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內朝，他絕不允許宦官專權，也不允許后宮或外戚干政，他看似不理朝政，但卻牢牢把控著政權；在外庭，他任憑朝中各派系在黨爭中吵鬧，而他卻從中制衡，牢牢控制朝局，不允許有嚴嵩、張居正這樣權臣出現；此外，平常朝政他不理不睬，但事關軍國大事，他是不會放權的，是不會讓別人來替他做決策的。比如，對于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等，他積極做出反應，并親自做出決策，一點兒敢忽略，他以冷靜而精明的方式，控制著朝局。
再次，明神宗防止太監專權，卻又能很有效地利用太監來控制朝政，他是明朝很能用太監又能抑制太監的帝王。
雖然萬歷不上朝，但對于朝中事務，明神宗都能通過太監了解到，太監們會將朝政政務傳達給萬歷皇帝，萬歷皇帝也會通過太監們將自己的決策傳達給大臣，讓他們去傳令給閣臣去執行。明神宗就是以這種“諭旨”的方式來掌控朝政的。他很能用太監又能抑制太監。
比如，明神宗清除了掌管內朝的太監馮保之后，便開始重用張宏、張誠與張鯨等。馮保被斥逐之后，張宏繼任為司禮監掌印太監，而張鯨任掌東廠太監，兼掌內府供用庫。張宏是一位很忠誠很有責任心的太監，他見神宗左右內侍以財貨蠱惑皇上心性，便絕食數日，以致餓死，他以死來勸諫神宗，神宗對他的死非常痛惜，命人把張宏安葬于阜城門外迎祥寺側。
張宏死后，張誠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掌東廠太監張鯨名位雖在張誠之下，權力卻凌駕于張誠之上，他縱容親信邢尚智，招權納賄，但因掌管著東廠與內府供用庫，內閣輔臣對他頗為忌憚，可是，張鯨肆無忌憚，斂財太過分，這引來了諫官們的彈劾，首輔申時行奉旨對他訓斥，張鯨不懼首輔，這讓明神宗感到張鯨的權力欲太大了，因而，將其罷斥。
之后，張誠以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其權力比張鯨更大，張誠權力大了，心思膽量也大了，他向皇上規諫，引經據典，或暗地譏罵，無所顧忌，他自以為查抄張居正家產有功，得到神宗的寵愛，便肆無忌憚，他還開始培養小太監，并與外戚武清侯結為姻親，這便超越了神宗所能容忍的界限，他因此也被神宗罷斥了。明神宗絕不允許再有像馮保那樣的太監出現。
明神宗所需要的是陳矩那樣的太監。陳矩是明朝少有的善心忠誠的太監。他于1598年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并掌管東廠，此時，陳矩的權勢很大，但他卻秉持廉潔奉公、剛正不阿的原則，不忘祖宗法度，遵循圣賢道理，他善待犯人，避免釀成冤案。他敢于直言勸諫明神宗，盡力想讓神宗避免有失德之處。
陳矩有時還會為大臣說法，勸諫明神宗，比如，大學士沈鯉上書建議修改礦稅制度，這損壞神宗的利益，使神宗非常憤怒，陳矩便幫著沈鯉進言，阻止神宗對沈鯉的處置。再如，參知政事姜士昌上書諫言，指出神宗的過失，因此而觸怒了神宗，神宗欲杖打姜士昌，陳矩認為姜士昌的諫言乃是盡其職責，極力勸阻神宗，神宗這才免了姜士昌的罪。
明神宗既能使用太監又能制約太監，充分利用太監來輔佐他掌控朝政，所以，自明神宗親政之后，雖然他長期怠政，但從未出現大權旁落的狀況。
《明史》評價說：“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于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并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這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