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對年羹堯動殺機是在1724年（雍正二年），年羹堯第二次進京面圣的時候。
這時的年羹堯驕橫跋扈，不遵人臣之道。凡是“年大將軍”所到之處，地方官吏都要跪迎，蒙古王公也不例外；他的公文，擅稱“令諭”；在雍正的面前也屢有不恭之態；妄議雍正對皇八子胤禩的處置；這些都大大地刺激了雍正的自尊，于是雍正說他“無人臣禮”。
到1725年四月（雍正三年），雍正首先解除了年羹堯的川陜總督職務，調任杭州將軍。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堯，押解回京，暫時收押。
年羹堯隨即被抄家。雍正在抄沒年羹堯家產時，發現了一本書——《讀書堂西征隨筆》。這本書在最初查抄的時候僥幸未被發現，后來在一堆廢紙中被翻了出來。
（年羹堯劇照）
官員隨即報給雍正，“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驚駭，謹將書二本封固，恭呈御覽”。
雍正看到《讀書堂西征隨筆》后，勃然大怒，朱批：“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雍正立即賜年羹堯自盡。
從雍正二年逮捕年羹堯，到雍正四年這兩年多的時間里，雍正都沒有處決年羹堯，為什么一看到《讀書堂西征隨筆》，雍正就立判年羹堯死刑？這本書是誰寫的呢？
這本書是年羹堯的一個幕僚汪景祺寫的。
汪景祺是浙江錢塘人，其父汪霖為戶部侍郎，其兄汪見祺任禮部主事。汪景祺自恃有才，目中無人，“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參加科舉考試才中舉人。雍正二年，汪景祺投奔年羹堯親信胡期恒，經胡期恒推薦做了年羹堯的幕僚。當時，年羹堯隆寵正盛，被雍正視作“恩人”。
《讀書堂西征隨筆》正是在這段時間寫成的。
書里究竟寫了什么呢？居然讓雍正龍顏大怒。
一，書中對年羹堯極盡吹捧。
《讀書堂西征隨筆》有一篇文章，題為《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陜總督年公書》，把年羹堯吹得天花亂墜，極盡贊美之詞。如贊其人品“臺閣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贊其功德“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于今日之大將軍者哉”；贊其威望“朝廷深賴賢佐，天下共仰純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專門賦詩一首：“詞臣帝簡撫巴川，開府巖疆十二年；克敵星奔千里寇，寧人月靜百城煙。”最為露骨的奉承是“宇宙之第一偉人”。
雍正當然會震怒，年羹堯被殺時身背92條罪名，你汪景祺之前卻說他是“宇宙之第一偉人”。那么，雍正欽定的92條罪名不成了“莫須有”，成了顛倒黑白嗎？雍正豈能不怒？
二，書中大肆指責帝王對功臣薄涼。
在《功臣不可為》一文中，汪景祺認為，功臣之所以難做，是主子的原因。主子既要功臣效命，又怕臣子功高蓋主，危及皇權。如果功臣自恃功勞，直諫皇帝，又被認為驕橫跋扈，遭帝王猜忌。以致“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橫豎都難逃一死。
如果按照本書中的邏輯，那么年羹堯的死并非他咎由自取，錯的是就是雍正，而非年羹堯。
（雍正劇照）
三，書中妄議朝政。
雍正即位以來，整治吏治，在全國清查虧空。汪景祺卻說“諸臣承望風旨，搜根剔齒”，認為雍正太過刻薄。甚至譏笑康熙到處題字，“皇帝揮毫不值錢”。最讓雍正無法容忍的是，汪景祺在書中對皇太后的尊號毫無忌諱，大不敬。
《讀書堂西征隨筆》中的所有內容，年羹堯是事前知曉的，但年羹堯不但不誅殺汪景祺、不上報雍正，還擅自收藏，以此為榮。
雍正豈能饒恕年羹堯。
雍正之所以在看到這本書后，立即殺了年羹堯，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那就是在雍正初年，他遭遇的民意危機。
雍正即位后，圍繞他“得國不正”的傳言就從未停止。
一是說雍正矯旨上位。在康熙的30多個兒子中，雍正并不算出色，且在皇子中的位次又不算長。康熙為儲君之位也曾焦頭爛額，兩廢太子，“心思用盡，容顏清減”。雍正能在你死我活的奪鏑大戰中勝出，成功登基，實屬意外。
因此，民間盛傳，雍正是篡改了康熙的遺詔，登上了皇位。
二是說雍正用一碗參湯毒殺了父皇，然后登基。
雖然這些都是謠言，根本沒有史實依據。但制造謠言的，正是像汪景祺這樣的自命不凡的文人，以及像年羹堯這樣的保護傘。雍正為了宣揚自己的正統，為了成為“有道明君”，他不得不痛下殺手，哪怕是功勛赫赫的“恩人”年羹堯。
其實，最終讓年羹堯身首異處的，不是他的所謂92條罪狀，而是雍正在《讀書堂西征隨筆》中發現的唯一的一條，那就是年羹堯的反叛之心。而這一條罪狀，恰恰是最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