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如果提到“年少一腔熱血，晚期一出狗血”之人，相信大多人都會想到汪精衛、張國燾等人。今天，文史不假要為您講述的卻是周佛海的故事，他同樣屬于此類人物。
由于近來被某些人持續不斷進行原文抄襲和復制，文史不假在氣憤之下，只能于每張圖片都附加水印標識，實屬無奈之舉。在此聲明一下，本人只在“百家號”和“頭條號”這兩個平臺發文，其余平臺皆屬抄襲行為！
周佛海（1897年5月——1948年2月），原名叫作周福海，湖南沅陵縣窩溪村人。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他在那時可謂一腔熱血報效祖國。之后，竟然拋棄了信仰和尊嚴，先后投靠蔣介石和汪精衛，走上了叛徒和漢奸之路。
周佛海的出身非常貧困，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可以說，他能從這樣的家庭出人頭地，的確是最早的一批“鳳凰男”，非常不容易。
辛亥革命爆發后，革命黨人終于推翻了存續兩百多年的滿清帝國和存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過，由于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并未真正完成，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了。
1915年，周佛海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第八中學就讀。期間，由于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頻繁地參加各種學生運動，不斷宣揚“民主觀念”，成為了當地學生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成為了北洋軍閥的眼中釘。
掌握政權后，袁世凱不斷倒行逆施，終于在舉國唾罵之下黯然離世。在他過世后，北洋系徹底分裂，從此搞得國家戰亂和紛爭不斷，中國的處境更加艱難。
由于不斷參加和發起學生運動，周佛海終于遭到了北洋軍閥的迫害，還被第八聯合中學開除了。無奈之下，他只得在好友鄧文偉和謝伯林的資助下前往上海，希望在那里繼續學習和謀生。
來到上海后，周佛海并沒有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繼續追求上進。通過打工所得，他攢夠了前往日本的路費，終于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輪船，開啟了自己的留學之旅。
留日期間，他不僅接觸資產階級革命理論，更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非常向往，還憧憬著中國也能像蘇聯一樣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很快，周佛海成為中國旅日青年中最進步的一個，沒有之一。
當時，中國國內也深受列寧十月革命的啟發，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頗具影響力。尤其是，在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
1920年夏，周佛海利用暑假的間隙回到上海。在此期間，他拜訪了《解放與改造》的主編張東蓀，還發表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其中創造性的提出了很多新穎觀點，引起了陳獨秀的關注，還積極協助他創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暑假結束后，周佛海繼續東渡日本留學。他與施存統密切配合，成功組建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不斷組織中國留學生有組織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積極探尋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探尋中國未來的出路和方向。
伴隨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發展，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到中國，準備積極促成中國的建黨事宜。
當時，作為中國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的核心“南陳北李”，陳獨秀正在廣州擔任廣東大學校長，擔心自己走后無法落實一筆經費，因而指派了包惠僧作為代表；李大釗身為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需要繼續為“索薪斗爭”而努力，因而指派了劉仁靜作為代表。
1921年7月，周佛海受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的委派，從日本鹿兒島趕赴了上海，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除了他以外，還有毛澤東、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公博、張國燾、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和包惠僧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上，全體代表選舉陳獨秀為黨的書記，選舉周佛海為副書記，選舉張國燾和李達分別擔任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這一年，周佛海只有24歲，就成為了黨的“二把手”，還代理了兩個多月的書記職責。
陳獨秀正式履職后，周佛海奉命前往長沙和武漢等地，積極為各地興建黨支部而奔走。不過，就在他在圓滿完成任務返回上海不久，《時事新報》就曝出了他的丑聞:
周佛海在鄉下已有發妻和子女，現在上海又與其同鄉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做新郎了。
周佛海羞愧難當，不僅沒有勇于承擔，反而與黨組織不辭而別，直接就帶著戀人楊淑慧再次返回日本，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讀書。不久，他還與楊淑慧秘密結婚了，過起了悠哉悠哉的小資生活。
事實上，他們的小資生活全都依仗楊淑慧家的資助。不過，由于楊淑慧執意與周佛海在一起，終于和家里鬧翻并被中斷了所有經濟往來。這下悲劇了，他們二人非但過不了小資生活，甚至就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為繼了。
在中國國內，得益于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影響，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共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可是，周佛海卻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困境，雖然想到北大任教或到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可都被無情拒絕了。
恰在此時，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元的高薪向周佛海拋開橄欖枝，聘請他擔任宣傳部的高級秘書。同時，廣東大學校長鄒魯也以每月240元的高薪，聘請他兼任大學的教授。
幸福來得如此之快，尚在為生計發愁的周佛海夫婦頓時就喜出望外。于是，他們沒有片刻的遲疑，趕緊收拾行囊來到了廣州赴任。
事實上，戴季陶和鄒魯都是國民黨的右派分子，都是國共合作的反對者。顯而易見，他們拉攏周佛海絕對不是出于好意，完全就是為了貶低共產黨，分裂共產黨。
沉醉于高薪收入的周佛海卻不這么認為，從此整日追國民黨右派，成了一顆死心塌地的馬前卒。當時，他還沒有與共產黨完全決裂，但一言一行已經漸行漸遠。甚至于，他的親身經歷還起到極大的負面影響，使得很多人誤解了共產黨。
在陳獨秀的指示下，本著懲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原則，我黨還是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時任中共廣州區委執委和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就曾經親自上門勸說，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可惜無濟于事。
在妻子楊淑慧的直接影響下，周佛海終于下定決心脫黨，還決絕地寫下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退黨聲明。從此，他加入國民黨并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右派分子，甚至成為了反共的急先鋒。
幾年間，周佛海從國民黨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干起，一直做到了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和國民黨中央執委。除了宣揚自己信奉“三民主義”外，他還不知廉恥地公開叫囂:
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義務。
為了向蔣介石表忠心，周佛海積極聯絡了廣東大學的幾名反動文人，共同創辦了以反共為主旨的《社會評論》。期間，他發表了“反共產與反革命”、“再論反共與反革命”等文章，不斷破壞國共合作的局面。
憑借賣力的演出，周佛海終于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甚至被視為身邊的智囊和心腹之一。為了鞏固統治，蔣介石先后建立了兩大特務情報組織，分別是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中統”和以戴笠為首的“軍統”。而周佛海，竟然同時身兼這兩大特務組織的負責人之一。
“九一八事變”后，曾在日本留學的周佛海早已經傾向于妥協和投降。但是，當時國民政府的態度并不十分明確，他擔心被扣上“親日派”的帽子而只好暫時觀望。
隨著蔣介石態度的明朗，那就是繼續堅持“剿共”。因此，周佛海迫不及待地支持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歪理邪說，一再鼓吹“戰必亡，和則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
西安事變發生后，前去督戰的蔣介石遭到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扣押，國民政府內部瞬間陷入了嘩然。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親美派”展開了明爭暗斗，此時，周佛海也在其中推波助瀾，暗中支持何應欽發兵西安。
在共產黨的積極斡旋，西安事變終于得到了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初步形成。返回南京后，蔣介石立即開始打擊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勢力，周佛海也遭到了政治上的冷遇。
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全面抗戰由此開始了。蔣介石指揮國軍在正面戰場進行了一系列的大型會戰，比如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了，但依然沉重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表明了中國人民抗擊外辱的決心。
隨著正面戰場的失利，周佛海不斷散播“抗日必敗和中國必亡”的投降言論，極大地影響了抗戰的士氣。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加大了對國民政府的勸降力度。受此影響，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了妥協和投降的聲音，其中以汪精衛等人為首。
在汪精衛的引誘下，周佛海竟然做起了“行政院長”的美夢。他們積極與日方代表接洽，還派梅思平和高宗武作為代表前往上海淪陷區，商談投降的具體事宜。
最終，梅思平和高宗武代表汪精衛與影佐禎昭簽訂了《重光堂密約》。在密約中，日本政府同意扶持汪精衛建立偽政權，而汪精衛則同意協助日本實現所謂的“大東亞共榮”。
抗戰初期，蔣介石經常穿梭于各個戰區，待在陪都重慶的時間并不長。1938年12月初，他突然返回了重慶，立即引起了汪精衛和周佛海的不安，擔心自己與日本人勾結的事情已經敗露。
12月18日，汪精衛和周佛海準備出逃，他們以赴成都進行抗日演講為名，偕陳璧君和曾仲鳴等人一同離開重慶。抵達昆明后，他們還向云南省主席龍云這樣宣稱:
我們受國民政府委派，將到香港與日本人密商“和平條件”。
在12月18日這天，蔣介石原本計劃飛赴西安召開抗日軍事會議，因為得知西安氣候不良無法降落而改變了行程，直到20日才飛抵西安。當晚，他終于得知汪精衛等人私飛昆明，很可能會叛逃，當即發電予以挽留:
聞兄到滇后即感不適，未知近況如何，乞示復。
顯然，此時的挽留已經無濟于事了，堂堂國民政府“二把手”汪精衛竟然投降了日本，實在讓整個中國的顏面掃地。當得知長期被自己視為心腹的周佛海也是叛國主謀后，他變得更加怒不可恕。
1939年10月，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發表公開談話，一方面表達了繼續抗日的決心，一方面又抨擊了汪、周等人:
他們從根本上已自絕于中華民國和全體國民，對此漢奸罪犯，人人得而誅之！
1940年3月，汪偽的“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作為偽政府的代主席兼行政院長，汪精衛不斷鼓吹自己的“曲線救國”理論，還給一幫跟隨自己的漢奸們加官進爵。于是，周佛海成為了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成為形式“三號人物”和實權“二號人物”。
由于汪精衛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同日本人接洽，所以偽政府的大多要職都出自周佛海的提名和推薦。對此，他顯得非常的得意，還在日記中這樣“娓娓道來”: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新飄揚于石頭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發起，以后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
南京任職期間，周佛海的第一個罪行就是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強令推行沒有準備金的偽幣，加重了淪陷區人民的苦難。實際上，相比于汪偽政權那些微不足道的偽軍，周佛海在經濟上的掠奪和破壞更具威脅。
1941年12月，隨著日本海軍突然偷襲美軍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了。眼見國際局勢的變化，周佛海開始驚懼不已，他意識到日本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日記中，他這樣表示:
看來，我過高估計了日本的軍力，過低估計了中國抗戰的決心和能力。
在此背景下，善于投機鉆營的周佛海再次“變心”了，他開始與重慶方面建立了聯系，以便為自己鋪設以后的退路。1942年底，他暗中釋放了被捕的軍統特務程克祥和彭壽，讓他們帶信給戴笠，表示自己愿意繼續為重慶政府效力。
作為汪偽政權最主要的特務組織，李士群帶領的“76號”始終配合日本人屠殺反日力量。1943年初，戴笠密電周佛海，要他務必除掉李士群，以作為投靠重慶的“投名狀”。
經過周密謀劃，周佛海挑唆了“76號”與日本特務機構的矛盾，由日本特高課出手毒死了李士群，算是完成了重慶的托付。
汪精衛死后，周佛海沒有爭過陳公博，已經難以繼續在南京任職。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他索性離開南京，擔任了偽上海市的市長。
1945年8月，眼見日本已經投降在即，周佛海趕緊向重慶發電，表示自己愿意在國軍光復以前發揮積極作用，以防止東南地區被共產黨占領。對此，蔣介石非常高興，寄去了一封親筆信以示嘉獎，允許他“改過自新”。
于是，周佛海搖身一變竟成為了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隊總指揮，統領偽稅警總團和偽警察維護上海、杭州一帶的秩序。
抗戰勝利后，舉國都在嚴懲漢奸和賣國賊，周佛海卻被戴笠秘密隱藏起來。當他在重慶的行蹤曝光后，社會各界齊聲要求嚴懲周佛海，國民政府只好將他暫時收押。
其實，周佛海也非常擔心蔣介石會翻臉不認人，因而將當年的那封密信視作救命稻草，交給妻子楊淑慧保存。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和“圖謀反抗國家”，判處了大漢奸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為了保住周佛海的小命，楊淑慧傾家蕩產湊足了十多根金條四處打點，終于得到了面見蔣介石的機會。她深知，如果拿那封密信威脅對方，很可能會令他惱羞成怒，不僅救不出周佛海，就連自己的性命也會岌岌可危。
因此，楊淑慧非常識時務，她一言不發，只是磕頭求饒，還親自交還了那封密信，絲毫沒有要挾之意。見她如此識趣，蔣介石淡淡地表示:
抗戰維持東南秩序有功，或者干脆投降了新四軍，國民政府是否能體面進入南京城則尚未可知。
1947年3月底，蔣介石竟然簽署命令特赦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雖然“蔣饒你”，但是“天不饒你”，從1947年10月起，周佛海的心臟病已經非常嚴重，只能依靠注射麻醉劑勉強維持，整個人都形銷骨立，或許接受槍決要比這樣茍且偷生更舒服。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痛得已經沒有了直覺。下午，他終于氣絕身死，時年51歲，走完了自己罪惡昭彰的一生。
周佛海死后，楊淑慧帶著兒子周幼海和幾名親屬將他運至湯山永安公墓草草埋葬。不過，令所有人驚詫的是，蔣介石竟然派出自己的“第一文膽”陳布雷前去吊唁，引起了各大報刊的競相諷刺:
各巨奸死后，有政府現任高級官員公開往吊者，周逆尚為第一人。
試想，對于這樣一個背叛國家和民族的罪人，竟然給出這種禮遇，如此的國民政府焉能不亡？否則的話，真的會國將不國！@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