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門閥的興起不是一天完成的，士族門閥的衰敗而至退出舞臺也不是一天完成的。論門閥士族的興起，其源頭則在東漢末年，其制度淵源則在察舉制與門蔭制度。曹丕采納陳群九品中正選官制，則制度化的維護了士族的政治利益。當然，士族登上政治舞臺成為宰執天下的統治性力量實則在東晉，經東晉末桓玄，孫恩叛亂，以庶族劉裕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登上政治舞臺，實則宣告了皇權的再度回歸，門閥的失勢及寒族的崛起，經梁末侯景之變，江陵被陷，士族勢力元氣大傷，后隋揮師南下滅陳，士族門閥徹底破產。

漢魏之際士族勢力得到了制度化的鞏固

兩漢國家選拔人才國家正式的制度是察舉制和征辟制，察舉制就是州郡長官向國家推薦州郡內優秀的人才，謂之舉“賢良方正”，比如曹操，就是二十歲以舉孝廉進入仕途，征辟制相當于國家向社會招募優秀人才。國家非正式的獲取人才的方式是門蔭制度。

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也就是說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基本上相當于現在省部級干部）干滿三年，可以推薦宗族子弟一人為郎官。

因讀書而做官，因做官而累世為官，因為官而門蔭子孫，因舉薦賢良，而門生故吏遍天下，于是乎出現了很多世家大族，比如東漢末袁紹所謂四世三公。國家的從政機會因而被這些世家大族所壟斷，這代表了士族的崛起。

漢末統一北方的曹操在人才是實行“任人唯才，唯才不唯德”，在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士族壟斷政治的格局。曹操去世，曹丕繼位，曹丕采納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建議，全力籠絡士族，這使得魏初得到抑制的士族勢力再次大幅度抬頭。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有三點，一是強調門第身份，二是行狀，也就是個人才德，三是定品。九品中正制是魏初至陳末的主要選官標準，影響四百余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繼察舉征辟制后，科舉取士前，第二套選官方案。由于魏初的九品中正制主要看重門第出身，因此無疑在從政機會上更加傾心于士族大家子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個制度的問題是士族子弟獲取高位的機會多，非士族的小地主子弟獲得政治高位的機會少，但并非完全沒有機會，比如西晉張華，曹魏年間出身寒族，官至司空。但不管怎樣，九品中正制毫無疑問是一個有利于士族的選官任官制度。

東晉士族門閥政治的出現

在東晉以前，士族確實有很大了政治勢力，但還不足以挑戰皇權。比如西晉政治權力牢牢的把握在司馬家族的手中（賈南風干政士族沒有占據統治地位），即便出現了八王之亂，并沒有出現能夠挑戰皇權的士族。而晉室南遷之后，晉室衰微，北方喬遷士族中出現了能夠左右皇權的力量，朝政則完全被這些士族所壟斷。要是沒有瑯琊王氏，王導，王敦兄弟的輔佐，名不見經傳的晉元帝司馬睿能夠稱帝，是不能想象的，所謂“王與馬，工天下”。東晉是真正的士族門閥政治，士家大族權力高漲壟斷軍政朝政，成為皇權無法制約的力量。依時間順序分別掌控朝政的有瑯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以上士族，都是通過一個家族掌控軍政朝政，比如，王導，王敦，王羲之，庾亮，庾翼，庾冰，桓溫，桓尹，桓沖，謝安，謝玄，謝石等等，皇權只是橡皮圖章。

門閥政治是作為衰落的皇權的替代品而出現的，士族門閥不僅壟斷軍朝二政，也壟斷參與政治的機會。那些士族子弟多可以坐致公卿，而不須具有實際的政治才干，當然這并不是說士族都是庸才，實際上一個家族壟斷朝政必須具備領袖群倫的實力和能力。士族門閥政治一方面要面對強勢皇權的挑戰，另一方面也要應對寒族士人勢力上升的威脅。當皇權與寒族勢力都上升時，士族門閥政治也就宣告了它的衰敗的到來。

士族腐化與寒族勢力的上升

任何一個統治階層一旦固化，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墮落，一旦墮落他們所賴以維系的統治地位就將岌岌可危。

出生于地主階層的士族的根基在于讀書與做官，士族本質上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然而，到了東晉末，這些享有尊崇社會地位和壟斷政治權力的士族出現了大面積的腐化墮落。這些士族子弟以清談為高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氛圍中長大，因而行為但求放達，不以實際事物為懷，而在政治地位士族子弟上又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因而一旦從政他們很顯然缺乏實際的政治能力，或者簡直是不屑于俗務。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從這則來源于《世說新語》中的小品記錄可以看出，來源于瑯琊王氏的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做桓沖車騎參軍的時候，竟不知自己任何種官職，至于具體的公務，簡直答非所問，其本人頗以不關心俗務為高，并且主官還不能對失職的士族子弟進行追責。這些毫無政治能力的士族子弟可以輕易得官，于實際政治又能有何種益處呢，更為關鍵的是這種風氣為社會所褒揚，就不能不說是大的問題。

東晉末發生的孫恩叛亂對士族的打擊可謂非常之大，這一次叛變徹底的改變了士族門閥的政治命運。

在這次叛變中，身為會稽內史的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被殺，謝安侄孫的吳興太守謝邈被殺，參加淝水之戰的謝安次子徐州刺史謝琰戰敗被殺，還有謝沖，謝明慧等等更是滿門被殺，一時間東晉高門將才殆盡。與此同時，寒族出身的將領劉裕走向歷史的前臺。孫恩之亂后，宋齊梁陳四朝掌軍的大多是寒族子弟，高門在沒有出現有影響力的將才。軍權的喪失讓士族門閥再也沒有了對抗皇權的資本。

東晉末，通過鎮壓桓玄，孫恩叛亂，出身寒族的劉裕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實力。劉裕對朝政和軍政獲得了絕對的掌控權，劉裕走向前臺這意味著皇權的強勢回歸，強勢的皇權自然不能容忍挑戰皇權的士族門閥勢力的存在。因此，劉裕對待士族，一方面他進行拉攏，尊之以高位，另一方面又限制士族參與實際的政治。這種政策執行的結果就是寒族勢力的崛起，在中央有所謂“寒人掌機要”，在地方則任用寒人為典簽，通過典簽監督地方軍政大權。可以看出士族在劉宋時，于政治的影響力是逐漸邊緣化的。

到了梁末發生了侯景之亂，侯景之亂對于世家大族來說，毀滅是致命性的。處于建康為中心的士族保受戰火的摧殘。隨著侯景之亂的結束，西魏又出兵攻占江陵，那些剛剛經歷侯景之亂逃到江陵的士族又被西魏擄虐遷往長安。這些士族子弟或死于途中，或淪為囚徒，再也不復昔日榮光了。即便，不發生上述變故，我個人認為，士族絕無承擔治國理民的重任的可能性。

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贏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今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賁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

《顏氏家訓》里面記載侯景之亂前后的士族子弟，簡直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病秧子，體虛氣弱，怕熱怕冷，看見馬叫竟然以為是老虎叫。這樣的士族子弟何能軍國大事，虎與馬尚且不辨，怎能治國理政。門閥士族已經病入膏肓，而不可治。

公元589年，隋軍攻陷建康，陳朝亡，隋盡遷門閥士族及權貴于關中，門閥士族亡。門閥澌滅，屬于寒族的時代迎來了真正的曙光。

（本文完）

一提到魏晉南北朝，那士族門閥就是一個避不開的話題了，這個在東漢形成，到魏晉時達到鼎盛，嚴重影響了三國、兩晉的社會上層集團，最后卻被一個寒門出身的劉裕取而代之，消失在了南朝歷史的長河中。

魏晉時期的士族門閥的影響力有多強大？連手腕強硬的董卓、曹操都不得不與他們妥協，在士族的支持下，司馬家才得以掌握曹魏大權，到司馬炎時代魏建晉，而東晉朝廷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士族王朝，士族巔峰時期連皇帝對他們都無可奈何。

可是自劉裕代晉建宋之后，曾經叱咤風云的士族集團也就銷聲匿跡了，他們的輝煌和權力哪去了？在面對劉裕大肆屠殺南方士族中，他們又為何連一點反抗之力都沒有？

就我個人簡單分析，士族之所以最后會被以劉裕為首的庶族反噬，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劉裕時代，士族已經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壤，處于一種“無源之水”的尷尬地位，而要了解士族是如何一步步從神壇跌落到黃泥之中，就必須從東晉建立時說起了。

王與馬共天下，士族在東晉成為了說一不二的執政黨派，連東晉皇帝都得仰其鼻息

士族不同于門閥，門閥多是功臣宗室后代的代名詞，一般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門閥都會沒落，所謂“富不過三代”就是如此，可是士族并沒有這樣的擔憂，他們掌握了讀書人的選擇權力，以及整個帝國的輿論導向，毫不夸張地說：“士族就是魏晉時期的文化操控者”，他們門派眾多、門人廣布天下，其生命力極強，延續性極高，各自依附西晉諸王，在八王之亂中隨處可見士族的影子。

到了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代表著中原政權的司馬家分崩離析，晉愍帝司馬鄴死守長安、東海王司馬越遠走東海，瑯琊王司馬睿靠著東南一隅之地茍延殘喘，這時候的瑯琊王司馬睿為了保住江左一畝三分地，只能依靠自己比較親近的瑯琊王氏一族，作為自己立足江左的幫手。兩人搶先占據了權力中空的江左地區，在建鄴建立了流亡政權，王導是原本東海王時期掌權士族王家的子孫，而司馬睿又是司馬皇室中，自司馬越病死、晉愍帝被俘后碩果僅存的宗室，兩人強強聯手，具有很強的號召力。

當時身處北方的司馬皇室和士族基本都被殘殺，剩余的士族要么逃入山林隱蔽，要么屈服于漢趙等少數民族政權，要么南下逃難。對于大部分既不愿投降受辱，又不愿一輩子躲藏的士族來說，司馬睿和王導給他們開辟了第三條選擇大道，讓他們可以繼續效忠朝廷，江左政權的建立由此得到了江左士族和南下逃難士族的大力支持，并很快鞏固了下來。在晉愍帝被害，西晉滅亡后，司馬睿就于次年確立晉祚，史稱“東晉”，和北方五胡分庭抗禮。

而作為東晉朝廷的頂梁柱，士族為東晉的建立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自然也成為了司馬睿的股肱大臣，王導被引為司馬睿的“仲父”，其堂哥王敦更是得到了荊州刺史一職，坐鎮荊州，而王家子孫也多身居要職，入主中央。很快，皇權和士權之間的矛盾就爆發了，手握重兵、重鎮，地位又高的王導發動了叛亂，率兵進攻建鄴，企圖滅晉自立。

可是對于其他士族來說，司馬家本來就是他們的傀儡，司馬睿本人性格較為懦弱，不太敢直接和士族鬧掰，而王導就不同了，他本身是士族出身的，手段激烈，要讓他成事了，不但會影響好不容易才穩定下來的江左局勢，更會成為日后士族的嚴重威脅，所以王敦發動叛亂時，除了他自己那批手下之外，南方各地的士族都堅決反對，包括王導，沒有得到士族的支持，也是王敦最后失敗的主要原因。

而繼瑯琊王氏之后，庚氏、桓氏、謝氏接連登上東晉政治舞臺，操控權柄，東晉皇帝逐漸成了歷史最沒有存在感的帝王，但是由于古代皇權至上的思想已經深入人手，皇權和相權之間總是會不由自主地觸碰到一起，到最后不是皇帝殺掉權臣，就是權臣殺掉皇帝。東晉門閥的衰敗也是因此而來的。

公元383年，東晉和前秦爆發了著名的淝水之戰，這一戰以東晉的勝利而告終，與此同時，東晉皇帝的聲望也達到了一個高峰

或許有人會奇怪，淝水之戰的主持者是士族出身的謝安，而在前線浴血奮戰的不是出身謝家的就是出身桓家的，都是士族，晉帝好像都沒出力，聲望高的應該是士族才對，怎么最后反而是晉帝割了韭菜呢？

沒錯，剛開始謝安的威望確實達到了士族集團所想要的程度，被任命為都督十五州軍事，假黃鉞，次年還和三桓一起舉行北伐，一舉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兗、青、司等州，將東晉和北方邊境一路北推到黃河一帶。

照這樣的利好消息一直下去的話，如果謝安能夠打過黃河，收復中原，再加上一點野心的話，那謝氏代司馬再建社稷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是很可惜，謝安在北伐次年就去世了。

謝安死后，其侄謝玄繼承爵位，可謝玄是個武將，善于治軍卻不善理政，而地位僅次于謝氏的桓氏，桓溫之地桓沖病死，兒子桓玄也才剛成年，鎮守邊境重地的三桓也是武將，不善政事，可以說東晉士族在淝水之戰后勢力出現了空窗期，有本事的不是死了就是未成年，這就給了當時的晉帝司馬曜一個很好的機會。

1. 對于皇帝來說，最怕的就是士族掌握了軍權，所以在謝安去世后，號稱東晉最強戰力的北府軍軍權就給慢慢移交給了名將劉牢之，此人出身于軍人世家，骨子有著保家衛國的精神，不像士族那樣整天勾心斗角，將強大的軍隊交給他，既保證了國家的安全，也削弱了士族的整體力量；
2. 起用儒學，魏晉時期的士族大部分都是崇尚玄學的，這套由道家轉化而來的學派，是士族們之間爭相學習的標榜教科，而之前占據著帝國主流的儒家反倒被打壓，所以司馬曜起用儒學和玄學對抗，以儒學的君臣父子等級之別來教導百姓，從文化上打擊士族；
3. 重用宗室，任何一個時代，但凡有一點能力和機會的皇帝，都不會甘愿做權臣的傀儡，在司馬曜之前的歷代晉帝，就一直在尋找可以取代士族的勢力，晉元帝重用近臣、晉明帝重用實力較弱的士族和宗室等，而晉武帝司馬曜就選擇了重用弟弟司馬道子和外戚王氏來抗衡士族。

在晉武帝和司馬道子的努力下，皇室和士族之間的關系一度扭轉了過來，原本操縱者國家大權的士族開始成為皇家的附庸，陳郡謝氏被排擠出朝堂，太原王氏歸屬于司馬家，皇權達到了東晉一朝的最高峰。可是晉武帝本人的品德也確實不高，他喜歡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胡言亂語，一次在酒醉時無意得罪了后宮的一位美人，結果當晚就被美人給送上西天了。

司馬曜死后，大權就全部落在了司馬道子手里，而這位一樣也喜歡醉酒鬧事的宗室，在對待士族的態度上手段越加激烈，終于引起了士族的反撲，雖然最后被其子司馬元顯平定了，但士族和皇室之間已經見血，雙方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開始不擇手段地兵戎相見了。

東晉王朝的掘墓人劉裕，同時也是終結士族政權的吹號手

劉裕的出身眾說紛紜，有說他出身寒門的，有說他是漢高祖劉邦的后代，而后世史學家大多將其歸入二等士族群里，也就是在占領著士族高層金字塔的王、謝、桓等家族之中，劉裕是處于低級位置的。剛開始，劉裕只是北府軍手下的一個小官，在擊敗孫恩、桓玄和滅亡南燕的戰事中逐步成長起來，最后解決了北府軍內亂后，劉裕成為了取代士族的掌權者。

事實上，士族集團的權利之所以能夠大到操作東晉朝廷，那主要是因為：一、掌權者的態度不夠強硬，二、士族集團要有厲害的人物；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像東漢末年士族剛抬頭的時候，漢靈帝就對他們進行兩次黨錮，打擊他們的銳氣，而之后的曹操、劉備、曹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住了士族，高平陵之變就可以看作是一次皇權和士族之間的碰撞，就連靠士族起家的司馬炎，對待士族也是拉攏為主，打擊為輔，把士族變成為皇室服務的機器，而不是皇帝為士族服務的傀儡。

可是西晉末年朝綱大亂，五胡南下，中原大地淪陷，這時候的西晉皇室在百姓的心目中已經是沒有了權威了，此時士族剛好來到了司馬睿的身邊，那真是打瞌睡遇上了枕頭，一拍即合。可是士族掌權是不符合社會思想的，家天下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以一人治天下，不可能以人數眾多的士族來治天下，所以田余慶先生才會說：“士族本來就是一個過度性的變態”，不是久存之計。

而且士族選人講究門第和出身，任人以貴，這就限制了可供他們選擇的范圍極窄，一般只能在自己家族的小圈子里進行選擇，短時間內還好說，時間一長自然就會陷入人才不繼的窘況，更何況也不是人人都想要做官的，不少士族子弟還是更偏向于文學、寫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士族在東晉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輪流掌權的，王家之后有庾家，之后有桓家、謝家等等。

人才限制嚴重，如果災遇到一個手段強硬的掌權者的話，那士族的覆滅也不過就是彈指之間的事，而劉裕恰好就是這樣一個人，他雖出身寒門，但在軍中所鍛煉出來的鐵腕手段，剛好用來對付已經日薄西山的士族。劉裕滅南燕、滅后秦、滅桓玄叛軍，再滅皇室司馬休之，清除內部反對的聲音，殺同宗劉毅等，聲勢達到了頂峰，加上南方百姓對于東晉朝廷也失去了耐心，代晉自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總結：士族為什么在魏晉時期能反噬曹魏，卻在南北朝前夕被寒門出身的劉裕取代，其實關鍵就在于他們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土壤

士族得以生存的土壤就在于文化，他們通過文化壟斷了帝國的讀書人，讓讀書人為他們效力，但是士族派別眾多，各門各派分立，所以他們需要一個具有絕對能力的人來領導他們，與朝廷共生存。在曹魏時期，士族的領導就是司馬懿，而那時由于曹叡重用宗室，打壓士族，不得已之下士族才會反抗曹魏政權，把他拉下馬，這時候就表現出了士族們的團結決心。

可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士族一旦分開了，則門派林立，互相仇視、互相敵對，就像“百家爭鳴”一樣誰都不服誰，東晉朝就是這樣的情況，士族們無法團結所有讀書人來發展、穩定自身，加上士族內部的內斗，說來說去還是要確定誰來做士族老大而已，當年王敦作亂時，幾乎南方所有士族群起而攻之就是這樣原因了。士族們斗到最后，總算是推舉出了一個桓玄來做老大，希望他能廢晉自立，再現士族輝煌，可無奈的是他遇到了劉裕，士族的輝煌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作者/一貳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亂編，喜歡點贊！

袁氏兄弟代表士族門閥階層，被曹操干敗。但司馬氏家族也代表士族門閥階層。司馬氏篡權，豪門旺族重新步入統治階層。東晉滅亡，北方少數民族趁虛入主中原，即所謂的五胡亂華，致使北方士族門閥及大量漢人逃住南方。而在南方，南朝梁武帝一貴驕縱皇族士大夫，使大量北方避難的漢人淪為這些士族門閥的家奴，階級矛盾加劇。寒門士子侯景叛亂，打的旗號就是解放南方家奴，于是，叛軍從最初的8000人迅速發展到了10幾萬人，而士族門閥皆紈绔子弟，爛泥糊不上墻，以王、謝兩家為代表的士族門閥從此式微，退出中國歷史舞臺。想起陳勝一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這個問題問得好！

但是我要糾正你一點。

門閥一直是東漢末年到唐朝初期的政治主力軍，而不是到南北朝就被寒門取代了，只能說在門閥在唐朝已經是逐漸沒落了。

至于門閥為什么沒落，歷史學有其歷史發展的觀點，社會學有其淘汰制度的觀點，而政治學則也有制度優勝的觀點。

這些都可以作為門閥走向沒落的參考。

我在這里只提一個被大眾所熟知的事情。

東晉時期的朝政幾乎全為門閥所把持，皇權和門閥居然能保持在五五開的地位。這一點當時經歷的皇帝大部分都想改善，但是都沒有那種魄力。

這種情況直到遇到一位狠人才開始發生轉變。

他就是劉宋政權創立者—劉裕。

這位大神最擅長屠龍術，死在他手里的政權首領和皇帝那是好幾個，因為他當時手里掌握的兵力堪稱南朝之最，而且大都是他一點點建立了，因此劉裕的威懾力可想而知。

他也是想做皇帝的，而且東晉門閥之苦他也是深受其害，因此，他思考再三后終于向門閥舉起了屠刀。

是的，這位大佬的方法依舊是殺殺殺！

但是他殺的門閥可和大眾想的不一樣，他專門屠殺前朝皇室旁支以及忠于司馬家的門閥。原因嘛就是當時門閥把持的資源太多，如果他太過于激進，后果肯定不小，因此還有一些門閥貴族仍舊給予一定的地位。這可以稱為緩兵之計。

等到了劉裕稱帝之后，他才露出了真正的面目，大肆打壓門閥，普遍提升寒門的政治地位。而這些寒門雖然在閱歷和素養方面比不上門閥，但是他們的韌勁兒和忠心卻遠超門閥十條街。

劉裕重用寒門獲得的好處不言而喻，因此其后世的帝王也大部分都繼續選擇重用寒門了。

公元502年，梁武帝新任命的益州刺史鄧元起要上任了。他興奮地從建康出發一路向西，奔赴帝國遙遠西陲的重鎮成都。路過江陵時，刺史大人想要帶上母親一同赴任。不料母親堅決不肯同往，理由倒不是安土重遷，老太太突發異詞：“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鄧母這話殊不可解。鄧元起乃是梁武帝開國的從龍之臣，戰功卓著，很受信任，乃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為何要說“共入禍敗”？

鄧母并沒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這話的根源，要歸結到東晉南朝寒門士人的矛盾心態。

什么矛盾心態？南朝寒門崛起后，政治上雖然站起來了，心理上卻仍然匍匐著，在王謝高門的文化魔影之下，自我定位依舊是暴發戶。

暴發戶嘛，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說不定哪天就敗了。鄧家老太太飽經世故，這么說可以理解。

梁武帝。來源/電視劇《瑯琊榜》截圖

衰而不敗的高門士族

高門衰落、寒門崛起是南朝不可逆轉的潮流。從劉宋開始，皇族們的家世、地望一個比一個低。劉宋好歹還能攀上漢高帝劉邦，齊、梁蕭氏沒皇帝可攀，便認了蕭何當祖宗，陳朝沒好意思追認陳胡公當祖宗，一來沒這么干的，二來確實也約略顯示出，門第背書功能大大降低了。

東晉時王、庾、桓、謝四大高門士族輪流當軸執政，又有袁氏、褚氏、郗氏等北來大族作為輔弼，高門士族政治壟斷達到空前水平，皇帝只垂拱而坐，可謂政由士族、祭才皇帝。

東晉門閥士族政治壟斷。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片段

經過百余年的演變發展，東晉高門士族逐漸與實際政務、軍務脫離，士族腐化到了極點，中樞重臣不親政務，低層庶務又懶得管，更不要提像當年王敦、桓溫一樣大馬金刀率隊征戰，政務軍務都太麻煩，且交給愛干的人干去吧。

他們甚至和農業生產都脫離了。顏之推《顏氏家訓·涉務》中提道：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壟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余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士族、庶族，說到底都是地主，農業生產都不管，這是把根本命脈都丟了。

當孫恩盧循大亂一起，加上野心家桓玄篡位，士族們架不住一波又一波沖擊，以劉裕為代表的京口武將集團驟然崛起。劉宋王朝的建立，可以視作高門士族衰敗的分水嶺，自此之后，高門士族逐漸變成王朝的政治點綴，再沒有左右政局的力量。

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兩晉百余年來，士族政治壟斷帶來了強大的文化影響，許多人天生認為，高門士族就是高貴，人家天生就該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普通老百姓天生就該低他們一等。

所以士族雖然退出了政治核心，卻仍在文化領域霸居高位。死而不僵，言之在此。

宋武帝劉裕稱帝的第三年，舉行了一次盛大宴會，與眾多高官顯貴歡飲，觥籌交錯間，他看見衛將軍王弘（東晉名臣王導的曾孫），劉裕突然來了一句：“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劉裕一生，遺憾的事不多，大概只有兩樁：一件是丟掉了關中，另一件就是出身不高，在真正的頂級高門面前抬不起頭來。

宋武帝劉裕。來源/網絡

這可不光是嘴上說說而已，這種文化自卑真真切切體現到政權運作中。

當初劉裕擊敗桓玄奪取大權，劉記政權新生，急需任用大量人才。在揚州刺史人選上，劉裕的自卑顯露無遺。揚州刺史是京師行政、衛戍長官，東晉以來例由皇親國戚或中樞高門士族擔任，是當政者權力版圖的核心部分。按理說，此職應該從京口二十七將中選一個心腹，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終佩符上任的是王謐。

王謐何許人也？與上文提到的王弘同是瑯琊王氏，王謐是王導的孫子、王弘的堂叔。這位已經沒有什么政治實力的王氏后人，純是靠祖宗積威才當上揚州刺史。

后來王謐病死，劉裕繼續犯迷糊，想讓另一高門、陳郡謝氏的頭面人物謝混繼任揚州，若非劉穆之及時提醒，劉裕自任其職，險些釀成大權旁落的危機。

孫恩起義雖說對以王謝為代表的高門士族帶來巨大打擊，但高門根脈猶在，尤其是文化上的影響力無可動搖。齊高帝以青徐武將身份攫取最高權力，卻一反武將特點，對文化學習異常重視，子孫中出了許多著名文士，二十四史中占據一席的《梁書》，就是蕭道成的孫子蕭子顯所作。

瑯玡王氏。來源/電視劇《上陽賦》截圖

其實，揆諸當時大勢，齊政權當務之急是如何解決中央與方鎮的軍政權力分配，革易劉宋以來的弊病。蕭道成重視皇族文化學習雖非壞事，卻不是急務，說白了就是力量用偏了。南齊享國日淺，與此不無關系。

若說蕭道成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倒也未必。學習文化、向傳統高門士族靠攏的深刻原因，在于他們雖然在政治上崛起了，但政治底蘊、文化底蘊沒有同步成長起來，內心是蒼白的、虛弱的、不自信的，缺乏社會認同。

直到梁朝時，高門士族文化上的影響力還在。據《宋書》《南齊書》《梁書》不完全統計，宋齊梁三代，瑯邪王氏、陳郡謝氏、潁川庾氏、陽夏袁氏、陽翟禇氏等兩晉以來的高門，任尚書、諸卿、大將、刺史以上高官者60余人。高門士族衰而不敗，令人側目。

寒門崛起多靠軍功

南朝寒門崛起，不光是士族本身爛了，與社會大勢也有很大關系。南朝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生活是對抗北朝：抵抗北朝南侵，或是主動北伐。

有人或許會說，這哪是政治生活？分明是軍事活動嘛。從狹義上看確實如此，但南朝與北朝的戰爭大大超越單純軍事范疇，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南四朝政治局面。

簡言之，敢不敢北伐是朝廷戰略氣魄的標志，敢于和北朝硬剛，朝廷才會有更強大的凝聚力。能不能擋得住北朝南侵，是朝廷戰略能力的體現，打得贏才有生存壯大的機會。所以不管是宋武帝、梁武帝這種真有實力的，還是宋文帝、陳宣帝這種假裝有實力的，乃至于齊明帝這種只會窩里橫的懦夫，有事沒事都要拿北伐當旗幟，換取政治上的分數。

軍事活動由此派生出許多政治功能，皇帝要借此證明皇位是合法的而不是欺負孤兒寡母搶來的，權臣要借此積累政治威信、為篡權作準備，寒門大將要借戰爭籠絡、培養派系實力。

舉國言戰，那么戰就是主流政治。

萬事萬物只要跟主流政治掛上鉤，就必然在塑造社會結構上發揮作用。

寒門崛起，就是南朝戰爭的一個重要結果。

當然有許多論點說，士族不親庶務是寒門崛起的原因，這么說沒錯。南朝許多寒門士人都是從諸如記室、舍人、書佐做起，這是大勢。

但只靠這些行政佐員實現政治崛起，需要一個極漫長的過程。要想快速進入核心權力圈，軍功才是捷徑。

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四位皇帝走的是這樣的路子。但我們不準備以他們為例子說明問題，四位皇帝能登上帝位，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具有一定歷史偶然性。他們的成功，背景板是無數在軍功路上掙扎的寒門人士。

講一些更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江東大姓沈氏的崛起之路。

吳興沈氏是江南有數的大姓豪強，田產豐厚，家族人多勢眾，但和衰落中的王謝高門相比，遠非一個數量級。政治上、文化上無路可走，所以沈氏早早走上了軍功之路。

以吳興沈氏為原型拍攝的古裝劇。來源/電視劇《錦繡南歌》截圖

從劉宋早期的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到中期的沈慶之，再到末年的沈攸之，都是劉宋王朝響當當的武將。尤其是沈慶之，他少年時從軍征戰，在雍州平定蠻人叛亂，百戰百勝，所向無前，孝武帝一朝所有戰爭都有沈慶之參與，只要他一出現，官軍必然獲勝。由此成為宋孝武帝最信任的武將。沈慶之靠軍功做官做到侍中、司空、太尉等高官，封爵為郡公。孝武帝對其欣賞、倚重無以復加，沈慶之七十歲時提出退休屢屢被皇帝拒絕，七十四歲還掛帥出征平定蠻人作亂。縱觀劉宋一朝，沒有任何武將能比得上沈慶之。

沈慶之的崛起，帶火了整個吳興沈氏家族，沈氏族人不斷涌現，慢慢實現了所謂的“士族化”，也就是累世累葉出現高官大將，形成一股強大政治勢力。縱然這個家族的頭面人物可能遭到屠殺，比如沈慶之、沈攸之、沈約的父親沈璞都死于皇族內斗，但沈氏家族人才輩出的勢頭卻維持了下來。

襄陽武將群體也是如此。

南朝流傳過一句話：荊州本畏襄陽人。意思是荊州在軍事實力上一直比襄陽矮一頭，一有風吹草動，先要看襄陽諸將的臉色。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時的荊州。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荊州是魏晉以來一等一的大郡，早先時，襄陽只是荊州的屬郡，東晉時高門士族奪權的基本步驟必然包括出刺荊州，王敦、庾亮、桓溫制霸東晉，靠的都是荊州。那么為何到了劉宋以后卻反轉過來？

一方面，劉宋以來一直削弱、分化荊州，下轄郡縣越來越少，反倒是地處南北沖突前線的雍州（州治在襄陽）地位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劉宋把雍州定位為北伐前線基地，該地大量豪強人物從軍，涌現出許多能征慣戰的勇將，如柳元景、薛安都、宗越等。尤其是柳元景，第二次元嘉北伐（450年）時，他作為西路軍統帥連克四城、逼近潼關，打得北魏關中、河東大震，是為宋魏互毆史上從未有過之事。柳元景后來官位、威名與沈慶之不相上下，乃是有數的名將。

但得到實利的不止柳元景個人，其家族鄉曲、部將佐吏，大都因功受賞，占據了朝野要津。柳元景手下大將薛安都只是一介武夫，比家世悠久、稍通文墨的柳元景差了不少，后來也都實現階層躍遷，出任徐州刺史級的高官。

往高了說，甚至不止柳元景所處的時代，襄陽武將群體受到正向激勵，越來越重視軍功，不斷有優秀人才投入軍隊，影響力延伸了兩個朝代。后來南齊衰亡，時任雍州刺史蕭衍起事反齊，手下名將如韋睿、曹景宗、王茂、柳慶遠（柳元景之侄）、康絢、昌義之等，都是雍州部內所出。韋睿、昌義之、曹景宗等聯手在鐘離大敗北魏，擊潰二十萬魏軍，創造了南朝少見的輝煌戰績。

軍功群體是寒門崛起的主力，他們對權力頂峰發起的沛然莫之能御的沖擊，不僅造就了四代皇帝，如京口北府舊將之于劉裕，徐兗武將群體之于蕭道成，襄陽武將群體之于蕭衍，始興豪霸之于陳霸先，還深刻改變了士族、庶族的政治分野，讓那些高高在上的簪纓之家，慢慢變成政治花瓶，為寒門政權作點綴。

陳武帝陳霸先像。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

寒門頻出亂象的根源

寒門崛起，也不光是高歌猛進、一片大好。寒門崛起最大的缺失是文化修養不足，和他們急速的政治進境不相匹配。在他們爭得高官厚祿乃至成為皇族后，特有的缺陷都會一一暴露出來。

劉裕的頭號智囊兼心腹劉穆之出身寒微，雖然自己說是漢高帝之后、齊悼惠王劉肥一系的子孫，在晉宋之際卻已家世沒落，是標準的寒門。

劉穆之憑借過人的政治才華，在劉裕創業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扮演了軍師、總后勤、吏部尚書、劉裕個人文化教員等多種角色。他精力十分旺盛，一天到晚批閱公文、決斷事務，什么事到他這里從不會拖延，敬業態度無人能比，因此獲得了劉裕至高無比的信任與尊重。

按理說這樣位尊望重的大官，私德也必然不錯。但劉穆之卻有一個貽笑大方的習慣，鋪張浪費。劉穆之發跡后，吃飯非常奢侈，不管吃得完吃不完，桌子上珍饈百味一定要擺得滿滿當當。他還非常喜歡邀請別人一起吃，擺上十個人吃食物，人不夠十個也要擺這么多，沒別的意思，就是擺闊。

劉穆之年輕時窮困吃不上飯，這么擺譜，說白了就是補償心理。這與東晉以來士族大多追求精神享受、追求高級文化需求的風格，無疑落了下乘。

齊梁之際的武將陳伯之，走了另一個極端。

陳伯之其實連寒門也不是，而是寒人，也就是連門第都不配有的貧民，比什么次門、寒門、役門都低。他不像劉穆之好歹還有個厲害祖宗，此公連祖上是誰都無法查證。年輕時窮得吃不上飯，不得不去偷割別人家的稻子，被發現了竟然拿刀和人拼命，可見其窮。后來憑著一膀子力氣從了軍，慢慢積累軍功，在南齊末年成了將軍。

陳伯之一生反復無常，投降過三次。第一次背叛南齊皇帝蕭寶卷，投靠蕭衍。第二次是據江州造反，打起南齊旗反對梁朝，事敗后北逃，投降北魏。第三次是梁臨川王蕭宏率軍北伐時，蕭宏命記室丘遲寫書勸陳伯之回歸梁朝，陳伯之見梁軍勢大，又沒羞沒臊地返回梁朝。丘遲那篇勸降書《與陳伯之書》成了千古美文，陳伯之毫無廉恥的歷史形象也由此定格下來。

倒不是說我們鄙視投降，其實義不降二主并不是絕對通理。當不涉及民族利益、不涉及政治大局，尤其是民心所盼時，投降也可以理解。像黃權投降曹魏，力窮而降，不損蜀漢的臉面，并沒有多少人指責。

但南朝寒門（包括寒人）武將的投降，大多以追逐利益為目的，而且多是目光短淺、毫無原則、不顧廉恥。劉宋之薛安都、南齊之裴叔業投降北魏，梁末柳仲禮、王僧辯曾向侯景投降，大都如此，德不配位。

就連皇族也有這種短視、不自信的毛病。南齊高帝蕭道成預見到沒有文化的壞處，一個勁要求子孫們修習典籍，惡補文化知識。用偏了勁的蕭道成心是好的，但一個家族的文化底蘊，豈是說惡補就能惡補上來的？

齊武帝蕭賾一死，外在的約束一消失，內里缺乏自信的毛病便浮現出來。蕭氏皇族立馬兒上演窩里反的好戲，齊明帝蕭鸞一上臺，自感得位不正，便對齊高帝、齊武帝子孫痛下殺手，連殺二十三宗族子弟，除了蕭嶷一支，高、武子孫幾乎全軍覆沒。

蕭鸞難道不知劉宋就是亡于宗室殘殺嗎？他是親歷者之一，不會不知道。那怎么解決宗室相疑的問題，這個他可能真不知道。

蕭鸞沒當幾年皇帝便早早死了，死前精神抑郁，大概也是感到良心難安。但如果讓他把篡位之舉重新來過一次，他會悔過嗎？絕不。他還會毫不猶豫地殺，有可能還會把一時心軟留下的蕭嶷一支也殺光光，因為蕭嶷的兒子蕭子顯把他的惡行全都記到《南齊書》里了。

《南齊書》書影。來源/網絡

為什么？沒底蘊，沒文化，沒自信。作為從基層泥坑里爬上來的寒族，自幼見識的是刀光劍影血腥征伐，信奉的是你不坑我我坑你，他們的人生信條里，既沒有仁愛、大同、慈悲的情懷，更沒有堅忍、自強、昂揚的信念。遇到困難，自然而然想到肉體消滅、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寒門崛起，體現的是時代的進步。而崛起者本身，卻要以舊時代的軀殼，接受新時代轉換的沖擊，載樂載苦，亦悲亦欣。

END

門閥制度起源于東漢末年，東漢末年皇室衰微，地方官員往往父死子繼，如同終身任職，甚至有把官位拿來送人的操作，比如說陶謙三讓徐州，比如說劉表讓荊州，說白了就是朝廷控制不住地方了，所謂的地方已經成了官員的私產！

徐州的陳登父子為什么劉備來了迎劉備，曹操來了迎曹操，說白了就是家族利益主導一切，完全沒有個人立場，只要家族不倒任他誰來做大哥，總是少不了自己的好處的！

司馬家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從而篡奪了曹魏的江山，所以整個兩晉時期世家大族的勢力都是很強勁的，也是得到朝廷支持的！

之所于南北朝時被寒門取代，得感謝侯景之亂！候景是羯族人，原來是東魏高歡手下的將領，駐守河南十余年，陰謀詭計頗多；高歡一死此人野心畢露，結果高澄任用慕容紹宗把他打的打敗，他只好竄逃到江南，當時正是梁朝梁武帝蕭衍在做皇帝！

這蕭衍在候景投降前一天晚上夢到得到了土地，所以不顧大臣的反對接納了候景；結果東魏害怕蕭梁任用候景對自己造成損失，就想了個計策互相交換人質，想用之前被捉的蕭衍的侄子來換回候景，結果蕭衍答應了，這件事情被候景知曉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帶領800手下大開殺戒沖進臺城，餓死了蕭衍；蕭梁群龍無首，加上蕭衍連年信佛，僧侶侵占土地，百姓民不聊生就跟著候景一起反了，把南朝的豪門大戶殺了個精光！

從此，世家大族徹底一蹶不振了；至于說縱橫隋唐的關隴門閥，那完全是鮮卑貴族集團；沒漢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