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從中御:將在外需受君命,北宋積弱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北宋建立后迅速實現大體統一,終結了唐末至五代十國以來的分裂局面,此后經過改革,宋朝農業、商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經濟文化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相比于經濟文化的無人能及,宋朝整個對外戰爭都一直處于輸多勝少,被動挨打,頻繁簽訂屈辱條約的局面。
按理來說,經濟文化的繁榮通常伴隨著國力強盛,但是為何宋朝卻是個例外,反倒同周邊異族的對抗中不堪一擊。究其原因,除了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影響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軍事上對將領采用“將從中御”的政策。
“將從中御”政策指的是將兵權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作戰時皇帝居中遙控或者御駕親征,剝奪在外作戰主將的軍事指揮權,同時出兵前繪制陣圖賜予將領,在外作戰的將領不得借口根據戰況隨意更改。
制度初顯
“將從中御”雛形始于太祖皇帝,吸取了前朝教訓,即自唐朝“安史之亂”到北宋建國的這兩百多年時間里,政局動亂不堪,到了五代十國朝局更是頻繁更替。
唐末時期藩鎮兵力強大,中央政府兵力與藩鎮相比幾乎等同于螢火之于皓月,這自然造成了中央無話權的局面;五代十國時期,雖然兵力集中在中央,但是擁兵者幾乎全是武將,形成了“君弱臣強”的局勢,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政權頻繁被擁兵自重的大將竊取,就連宋太祖上位也是因為自身在后周禁軍經營多年,“士卒服其恩威”,慢慢的掌握了后周的兵權,在小皇帝登基后上演了一出“黃袍加身”,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為了防范前朝之事再次上演,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調整,制定了“重文輕武”的國策,同時對于軍隊管理方面開始頻繁干涉。

一、牢牢掌握將士任免權和部隊調用權
北宋軍官的任免全部決斷于太祖一人,古有記載:“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關于軍官的任命必須要有太祖御筆批準,高級將領的任命自然不用說,必是太祖決斷,這無可厚非。真正體現太祖在這方面獨斷專行的還屬對下級軍官甚至普通軍官的任命上,任何人不得染指,即使是地方上廂軍將領的升遷,宋太祖也:“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卻不押號,而以御前大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strong>即普通軍官的任命,同樣也需要宋太祖御筆決定。
關于禁軍的調用,也完全是由宋太祖一人決斷,“其有調發,則必需天子之命”。普通情況下的發兵,樞密院要先去御前征求同意,得到諭旨,然后再去殿前司,最后才可以發兵,但遇到了緊急情況,則必須要皇帝的親筆諭令,然后三衙“宿衛諸將”們見到了御筆才可以發兵,如果沒有,不管情況再怎么緊急,三衙“宿衛諸將”都要加以拒絕。由此可見,軍隊的調動完全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再沒有任何人有這個權利。

二、戰時御駕親征或居中指揮
在平定二李和攻伐北漢之時,太祖皇帝御駕親征,親自指揮戰爭,除此之外,對于戰爭,太祖大多居中指揮,并不會授予在前線作戰的將領臨時決斷的權力,在伐后蜀之時,統帥王全斌在出征之前就接到了太祖的命令:“全斌受詔,每制置必與諸將金議。”也就是說作為主帥的王全斌在戰場上并沒有決斷的權力。
當然,在太祖時期并沒有完全實施“將從中御”政策,例如討伐南唐之時,對主將曹彬是這樣說的:“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strong>給予了曹彬先斬后奏的權力。

“將從中御”首次被提出
太宗端拱二年,“將從中御”第一次由戶部郎中張泊提出:“伏自北戎犯順,累載于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也?!?/strong>也就是說,張泊認為這幾年戰爭失利,是因為兵力分散,將士不服從命令,所以要采用“將從中御”之法改變這一局面。
宋太宗聽從了這一進諫,此后便在太祖的治軍之道上再次加以發展,對將領采取了更加嚴格的控制,除了對每位大將出征之前賜陣圖、規劃作戰方略之外,還對軍中將領進行牽制,派寵臣跟隨軍隊出征,監督大將對皇帝命令的實施情況。《長編》對此事記載道:
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
此后這項制度便被視為祖宗之法一直傳承,例如真宗時期曾“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strong>宋神宗“每當用兵, 或終夜不寢”,直至南宋高宗時期都還通過大臣協助草擬作戰方針,指揮前線將領作戰,縱觀整個宋朝,皇帝居中指揮前線的事件實在是不勝枚舉。
“將從中御”之弊端
采用“將從中御”政策馭軍,雖有效防止了唐末五代時期的“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等局面再次上演,將軍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也有效消除了軍隊對社會穩定以及皇權的威脅,從而實現“二百年軍中不變亂”,“百年無內亂”的局面。
但,其中弊端也是很明顯的,皇帝在出征前賜予陣圖,制定作戰方針,并命令將領不得擅自更改,這些舉動嚴重限制了軍隊的靈活性,致使宋軍太祖以后每次作戰幾乎都處于挨打的狀態,總結宋朝自太宗到滅亡的所有戰爭,可以用輸多勝少來概括,這其中勝利的戰爭還是前線將領違背皇帝“中御”之策爭取來的,例如端拱元年袁繼忠、李繼隆在唐河之戰中堅決抵制太宗的“中御”之策,看準時機果斷出擊,擊敗了遼軍。
宋朝“將從中御”政策優點是有的,并不能一味的批判,只是在宋朝后世皇帝實施的時候沒有把握一個“度”,這才變成了宋朝屢戰屢敗,對外積弱的重要原因。
參考資料:
《宋史》《長編》《崇古文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