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大明“亡國之君”崇禎帝一輩子的各類敗筆里，“拒絕南遷”這事兒，公認“作死程度”極大的一樁。
尤其諷刺的是，北京城城破，崇禎帝悲情上吊時。那位以慷慨激昂辭藻，促成崇禎帝斷掉南遷念頭的“大明清流”光時亨，立刻顛顛跑到李自成處賣身投靠，搖身成了“大順朝官員”。就這么個外香骨頭臭的貨，竟就忽悠得崇禎帝“君王死社稷”了——晚明官員品質(zhì)之偽善卑劣，崇禎帝識人之昏聵，讓多少后人瞠目結(jié)舌。
而“拒絕南遷”“君王死社稷”的嚴重后果，也恰如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的一聲嘆息：“崇禎帝這一自我犧牲的決定，就這樣最終毀滅了后來復明志士堅守南方的許多希望”。
那么問題來了，倘若崇禎帝當時“選擇南遷”，歷史，到底會有怎樣的不同？
首先一個板上釘釘?shù)氖聦嵤牵?strong>如果崇禎帝真的“南遷”，“繼續(xù)坐皇位”還是沒問題的。自從大明定都北京起，南京就成了北京城的“備用系統(tǒng)”，從六部到駐軍一應俱全，一旦北方有事，南京“換個招牌”就能開張。崇禎帝的身份擺在這兒，只要來了南京，別人就沒得爭。
更重要的是，在崇禎十七年二月，大明朝堂討論“南遷”問題時，朝臣里的“南遷派”們不但大聲疾呼，更拿出了靠譜南遷方案：天津巡撫馮元飏經(jīng)過四個月籌備，早已備好了二百艘船和五千步騎護軍，只要崇禎點個頭，大家就從通州火速集結(jié)，然后護衛(wèi)著崇禎經(jīng)海路來南京。可這么個萬無一失的計劃，崇禎竟是反復糾結(jié)，到了三月初七還沒下決心。接下來就是通州淪陷，北京城被圍，想走也走不掉了……
以這個意義說，崇禎確實是親手斷送了“續(xù)命”的機會。
那么，倘若崇禎南遷后坐上皇位，這“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前途又將如何呢？這事兒，就取決于斗志旺盛的崇禎帝，能否解決好晚明王朝三個要命的問題，確切說，是他上吊前親手挖的三個大坑。首先一條，就是文官集團的“低能化”。
晚明吏治的一大毛病，就是越發(fā)荒唐的“黨爭”。比如真實歷史上，當“崇禎上吊”的消息傳到南方時，南方那些“文官集團精英”們，第一反應卻是“找個理由繼續(xù)爭”。南京的“閹黨”與“復社”，各自都招募了打手，打著給崇禎“戴孝”的名義人人穿白衣持白棒，街上看到了就大打出手，鬧得烏煙瘴氣。南明弘光政權(quán)建立后，文官們更是拉幫結(jié)派，還拉著武將做外援，結(jié)果等清軍都打上門了，他們自己還正打得熱鬧……
但比這類活劇更要命的，就是明代文官能力的“低能化”。比如崇禎帝在位時，在他昏聵的用人方略下，最后“留守”在朝堂上的，盡是陳演魏藻德之類的坑貨。北京淪陷的原因，也正如史可法一句名言：“文官愛錢武官怕死”。那么南方各位“高官”的情況呢？那也好不了多少。
比如當南明王朝建立，清軍鐵蹄已席卷北方時。南明王朝的這些高官們，這些不久前還怒斥“明清議和”，一副“寧為玉碎”氣概的“精英”們，卻是紛紛把臉一變，熱情表示要和清軍“議和”。別管“閹黨”“復社”，或是馬士英史可法，大家政見不同，這事兒卻是一拍即合，甚至還提出荒唐條件：南明每年給大清十萬兩白銀的“歲幣”，嘉獎“放清兵”的吳三桂，割讓關外之地，“和平誠意”十足。
就連矢志忠心報國的史可法，都在給清王朝的書信里苦苦哀求：“從此兩國（南明與清）世通盟好，傳之無窮”。當然，史可法的本意絕非賣國，而是他堅持的“借夷平賊”戰(zhàn)略——先借清軍的兵馬，滅了李自成再說。
可問題是，此時李自成已是兵敗如山倒，清王朝早已長驅(qū)直入，一群大明“精英”看不清形勢，卻沉浸在這般不切實際的幻夢里。這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又怎有救？
而且就算這幫眼光昏聵的“精英”，都算是其中的好人。更多的南明“精英”們，都忙著在“新朝廷”賣官鬻爵，以至于“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明明國難臨頭，江南卻是奢靡之風大起，一片歌舞升平。最后南京淪陷時，這群“精英”跑的跑降的降，唯有一個乞丐在百川橋上自盡，死前留下一首諷刺詩：“三百年來養(yǎng)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大明養(yǎng)士，就養(yǎng)了一幫這類玩意。
就算崇禎南遷，他麾下能用的，也基本就是這類“非昏即貪”的玩意。這難題，他能破。
而比起這些“低能化”的文官來，崇禎面臨的另一個大坑，卻是武將的“流氓化”。
其實，南明弘光年間，當清軍準備大舉南下時，主持南明政務的權(quán)臣馬士英，還是蜜汁自信：有四鎮(zhèn)在，何慮焉——南明有江北四鎮(zhèn)在內(nèi)的大批軍隊，賬面數(shù)量高達百萬，還怕打？但事實是，這“百萬大軍”，說是“百萬流氓”，那都是客氣話。
明末戰(zhàn)亂頻發(fā)，武將們的地位卻水漲船高。特別是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里，由于他猜忌心過重，“馭人之術”又過度精明，越是有文韜武略的英才，越是往死里整。比如曹文詔、盧象升、孫傳庭、曹變蛟等沙場英雄，不是被豬隊友坑死，就是被崇禎坑死。經(jīng)過這一番逆淘汰，“幸存”下來的武將，都是些跋扈將軍。
典型如左良玉，這位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里打出來的武將，別看常被李自成張獻忠花樣吊打，可人家越打敗仗兵越多，什么地痞流氓都往麾下招。越是關鍵時刻越掉鏈子，要軍餉物資時獅子大開口。一旦沒錢了，就大咧咧燒殺搶掠。比如他坐鎮(zhèn)武昌時，就沿江大肆燒殺，“所掠婦女兩三萬”。崇禎對孫傳庭盧象升們各種惡治，對這種“流氓軍團”卻是沒了脾氣，反而好言好語哄著，各種錢糧“喂著”，一直到上吊，都沒拿他怎么著。
到了南明年間，包括江北四鎮(zhèn)的劉澤清、高杰、劉良佐、黃得功等人，也都是有樣學樣。手里捏著私人軍隊不撒手，獅子大開口給朝廷談條件，真打起仗來，除了少數(shù)幾位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則躲。后來清軍南下時，這幫“內(nèi)斗有精神”的流氓軍隊，都是一觸即潰，分分鐘當了帶路黨。成了晚明“爛透了”的又一見證。
所以，就算崇禎南遷，他手里能用的兵，主要也是這些“流氓軍團”。他能否將其“駕馭”好？這事兒，說到底也是難。這么多“左良玉”，可不就是他自己“刺激”出來的？
而最重要的一個坑，就是明王朝人心的喪亂。
說起晚明的亂世，后人常嘆息北方動亂，江南在大家心目里，還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樂土。但事實是，富庶的江南，當時同樣是火藥桶。晚明多年以來吏治腐敗，江南大地土地兼并加劇，動輒都是“地三十萬畝”，每年僅田租就數(shù)百萬兩。一個個“華堂高樓，極為崇麗”，甚至“收健壯為奴，喜斗殺”。早就拉足了仇恨。
所以，就是在崇禎上吊后，江南的嘉定、上海、蘇州、南京等地，就相繼爆發(fā)了民變，甚至還有“奴變”。南明弘光政權(quán)治下的江南大地，是個上層紙醉金迷，各地動亂不斷，爭斗不停的怪胎政權(quán)。崇禎南下后執(zhí)掌的，也就是這么一個“怪胎”。他可有力挽狂瀾的能力？
說實話，他若是真有這能力，這大明，也不會到了南遷的地步。更何況，一個連“南遷”的決心都下不了的帝王，本身，就是明王朝潰爛的“催化劑”。這個“歷史假設”的背后，就是這么多的嘆息回味在其中。
參考資料：樊樹志《重寫晚明史：王朝的末路》、顧誠《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商傳《走進晚明》、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