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真下決心全力實施“5號作戰計劃”，那么他們在1943年夏之前一定能占領西安、延安和重慶。他們能達到“5號作戰”在中國大陸軍事行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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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942年4月18日美機首次空襲東京，給日本的戰爭及作戰指導帶來了很大影響。

就是說，促使日本陸海軍對一系列問題有了罕見的一致意見，雙方都同意重視諸如對日本本土的防空，使用陸軍兵力參加南方作戰占領區的攻略作戰，以及摧毀被利用于空襲日本本土的中國大陸空軍基地(浙作戰)等等。

當時日本的中央統帥部已看出，按當時的形勢發展下去，不可能在南洋對美作戰的同時解決中國事變。

但日本人又迫切希望無論如何也要在他們的大東亞戰爭進入最高潮之前，迅速使中國事變得到解決。特別是日本陸軍很想把攻占重慶作為盡快擺脫中國泥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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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對中華民族而言，一個最危險的窗口期來臨了，日本開始設想在短時期內用武力盡快讓中國屈服，這并不是要徹底征服中國而是為了盡快抽身中國戰場，只要中國承認戰敗，日本將從中國關內撤軍投入南洋作戰，這才是“5號作戰”的精髓所在，我們別低估了日本人。

按日本自衛隊戰史室戰后整理的資料，“5號作戰”內容大致如下：

本作戰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中央軍的主力，占領四川省的主要地區，摧毀敵方抗戰根據地，以促使重慶政權屈服或崩潰后從中國關內撤軍。

為此，中國派遣軍以主力從西安方面；以另一部分兵力從宜昌方面向四川平原進攻，消滅敵中央軍，攻占重慶及四川省主要地區。

在此期間，應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確保已占領地區的安全。同時，應使武力作戰與對重慶的政治謀略工作緊密地聯系起來。

基于上述方針，應在1943年春由一個方面軍(以十二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為基干)從山西南部；另以一個軍(以五個師團為基干)從宜昌方面開始進攻，各自擊破當前之敵。

方面軍應確保西安平原地區并前進到廣元(西安西南約350公里)附近。

從宜昌方面出擊的部隊應前進到萬縣(宜昌西方約300公里)南北一線各自做好以后作戰的準備。

根據形勢的發展再發動攻勢攻占重慶和成都，占領四川省主要地區。

在上述作戰期間應以十五個師團、十四個混成旅團擔任確保已占領地區的安全，并在必要的方面牽制敵軍以利于進攻作戰。

本作戰使用的兵力以中國派遣軍為主，并從國內（指日本國內）、滿洲及南方抽調部分兵力增強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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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24日至26日，參謀本部與中國派遣軍、關東軍的有關參謀對上述設想的詳細計劃、作戰準備，特別是有關航空、兵站問題共同進行了研究。

1942年9月3日，天皇批準了“5號作戰”（后改稱51號作戰）。

日本人是認真執行了五號作戰的準備工作的，他們在大陸一些適合的河段、水域反復演練渡河任務，借圍剿八路軍為借口反復演練山地作戰，甚至在秦嶺進行攜帶師團級將領的空中偵察以熟悉戰地區域。

同時日本國內直接調撥的摩托艇編隊以及山地戰器材已經到位。

可以說，如果日本中國派遣軍如期發動5號作戰的話，當時士氣正盛的日軍大概率可以占領西安、延安、重慶和成都，正如他們1939年占領南寧、1944年占領洛陽、桂林并一直沖進貴州打到貴陽一樣。

那么，日軍為什么又沒有發動5號作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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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了1943年9月，日本參謀本部出現了對當時的他們而言，更冷靜的思考：

他們認為日本的焦點還是應置于南太平洋方面，1943年即使擊敗了中國，又有什么意義呢？美日已經開戰，日本最核心最危險的敵人依然存在。而且中國大陸的剩余部分當時除了道路崎嶇發展落后、浪費日本寶貴的兵力外，并不能提供更多值得調動這么多師團去爭奪的礦產和戰爭資源。

日本正是因為忽然清醒認識到5號作戰將如何演變，意識到了決定戰爭勝敗并不是在1943年擊敗中國。所以才改變了策略。

所以日本人并不是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只有戰術沒有戰略”，他們是有戰略思考的！

再加上在南太平洋上和美軍的作戰開始失利，于是1942年11月7日日本陸海軍聯絡會議決定的“世界形勢分析”結論中，雙方達成一致：

“目前敵我戰爭形勢的進展雖尚有利于軸心國家方面，但預計1943年下半年以后，敵我在物資上的國力懸殊將會增大”，“帝國必須在這一兩年內排除萬難，把使英美喪失戰斗意志為最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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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派遣軍自從10月11日接到調出第五十一師團的秘令后，就敏感覺察到5號作戰已無希望，遂自行放棄了積極進攻準備，而把進攻師團就地解散，主要在華北進行治安戰。

1942年11月4日中國派遣軍又接到參謀本部提出中止五號作戰的意見，7日又接到以下通知:

(一)對中國事變的處理問題正在從根本上重新進行研究

(二)今后對華作戰在于確立最小限度的地面上及航空戰略上的優勢地位

(三)還要抽調、轉調、改編駐華兵力。

隨著東南太平洋方面的戰況更加激化，11月26日中國派遣軍又收到將第六師團轉屬第八方面軍的命令，12月10日接到“徹底中止五號作戰準備工作”大陸指第一千三百六十七號的指示。并得到通知:“五號作戰的準備工作中止進行。其它對中國進攻性作戰，在判明南方形勢以前也應暫停。”

中國派遣軍于是在12月17日召開了方面軍及軍司令官會議、下達了有關中止進行五號作戰準備工作的命令，并明確指示各軍應以加強治安、壓迫當面之敵、確保占領地區做為主要任務。

就這樣，“五號作戰”在1942年底就已經成為了泡影。

當然，如果日本把當時的中國作為唯一的對手，不顧一切代價要滅了我們，那么我個人坦率地認為，正如文中我一開始說的那樣：

他們能達到5號作戰的目標！

這就是日本人念念不忘的“川陜攻略”，即由陜西和川東兩個方向會攻重慶，進而逼迫蔣政權投降的作戰方案。就戰役企圖來說，確實對中國抗戰很危險；就日軍能力來說，有些勉為其難；就實施的可能性來說，基本就是零，因為《五號計劃》的進攻發起時間原定在1943年春。

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在回憶錄中對此有過記敘：“日軍在占領安南、新加坡和菲律賓后，其大本營一度有抽調16個師團以攻打重慶之計劃，適美軍在太平洋反攻，日本陸海軍遭到挫敗，遂不能抽調兵力，計劃乃未實施”。而關于日寇圖川的判斷，白崇禧與李宗仁的看法相同：

“敵若專心北進，以原有30個師團再增加20個師團的兵力，于武漢會戰后一直西進，則重慶必不可守，如此即便不能滅亡已覺醒之中國，則抗戰之前途必然更加艱苦，當無疑議”。要讀出兩個意思：第一，日本人已經浪費了最好的時機（武漢會戰是1938年10月結束的），第二，即便重慶失守，抗日戰爭也不會最終失敗。

先說第一點，這就是武漢會戰后日軍的攻勢有“一個明顯的停頓期”，華北方面軍和負責華中攻略的第11軍，都不再得到兵力和軍火的加強，岡村寧次發起南昌會戰都是硬撐著打完的。因為日本軍部決定“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迫使重慶投降，遂限制了前線日軍擴大占領區，于是有了汪偽政府，卻沒有進攻川陜的計劃。

這個美夢直到1940年底才破滅，日本人總算明白，扶植一個汪偽政權根本沒什么卵用，反而讓重慶方面的主戰派更加堅決，換句話說，從1938到1940的這兩年，侵華日軍雖有幾次有限的攻勢，但整體上基本是無所作為的。及至想明白只能用武力解決“中國事變”時，距離太平洋戰爭爆發只有不到一年了。

華北方面軍首次提出攻占陜西的計劃，已經是岡村寧次上任的1942年6月，這廝打算用五個師團的兵力西渡黃河，占領延安和西安，進而威脅四川盆地。為什么必須是1942年以后呢？因為在此之前，華北方面軍必須現解決掉黃河以北的中條山重兵集團（1941年5月）、以及對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否則日本人不敢放膽西進，因為后方不穩。

所以華北方面軍直到1942年上半年，才有余力覬覦三秦大地，擬定的攻擊時間為1942年9月，可以得見，此時太平洋戰爭已經全面爆發。而日軍參謀本部正是在華北方面軍圖陜的基礎上，搞出來一個《五號計劃》，即同時以第11軍再從鄂西進犯川東，從南北兩路夾擊四川和重慶。為實施五號計劃，擬定成立一個專門的方面軍，統一指揮16個師團和2個獨立混成旅團和2兩個飛行團，兵力約50萬人以上（規模可以參考1944年的“一號作戰”）。

1、根據太平洋戰爭進程來看，五號作戰完全沒有可能真正實施。

岡村寧次單獨進攻陜西的戰役發起時間，初定為1942年9月，此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已經到了強弩之末，而如果華北和華中日軍再統一實施“五號作戰”，經過必需的戰役準備，發起時間至少要在1943年春季，這個時候日軍在南洋已經節節敗退，它抽不出來足夠的部隊加強給中國戰場，尤其是那個時候，關東軍也不敢大批抽兵南下，“關特演”就是在那個時期。

日軍的后勤也無法支撐如此大規模的水陸兩棲作戰，陸軍省軍務局長佐藤中將很明白地告訴東條英機，他的部門拿不出來“五號作戰”所需要的10萬噸船舶和5萬噸汽油，因為太平洋戰場每天消耗太大，保證南方軍的作戰物資已有困難。

2、華北日軍的力量不足以擊破陜西方向的中國軍隊。

西渡黃河跟南渡黃河入侵豫中可不一樣，那里山岳縱橫雄關疊立，日軍必須仰攻潼關、從蜀道突擊漢中，翻越秦嶺和大巴山，期間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關，日軍的素質、火力優勢將大打折扣。況且防守這片地區的是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的四個集團軍40余萬人，如果日軍犯陜，他必然放棄對陜甘寧的圍堵而全力拒敵，八路軍也可在后方牽制，岡村寧次很難在短時間內突入四川。

這可以從后來豫湘桂戰役的過程來得到印證，日軍雖然迅速橫掃了洛陽和豫中，但是進入豫西之后立遭胡宗南部隊的反擊，最終連潼關的模樣都沒有看見，就只好后撤形成對峙了，而胡宗南在豫西反擊中只動用了兩個集團軍。所以在1943年，日軍如果實施五號計劃，在北方的進攻大概率會破產。

3、最危險的地段其實是鄂西的第六戰區防御范圍。

1940年日軍占領宜昌后，距離川東非常之近，也就是抬抬腳跨過三峽的事情，從棗宜會戰和鄂西會戰的結果來看，陳誠第六戰區和江防軍的戰斗力真心不咋的，日寇第11軍的兩次局部攻勢（還沒想打四川呢），都使這一方向的守軍連連吃敗仗。如果面臨強大兵力的五號作戰“”，川東的大門真有可能被日軍撞開，則重慶必然不保。

但是又能怎么樣呢？國民政府早就做好了西遷西康的準備，日本人無非又多占個大城市罷了，上海、南京、武漢的淪陷，哪一個摧毀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況且薛岳第九戰區也不是吃干飯的，日寇華中主力西進，武漢、南昌必然空虛，第九戰區一定會借機反攻，如果切斷了長江水上運輸線，進入川東和重慶的日軍也得撤出來，要不然就得餓死。

所以東京的日本軍部對“五號作戰”的信心并不很足，最終的結論是要“視戰局情況而定”，結果1942年4月，為了摧毀浙江沿海的機場群，日軍發動了“浙贛會戰”，五號作戰計劃暫時被擱置。到1942年10月，南方軍在瓜島慘敗，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無奈通知畑俊六：川陜攻略在1943年沒辦法實施了，沒辦法向中國戰場增兵，相反，如果太平洋戰場需要的話，那么還要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于是所謂的“五號作戰”也就無疾而終了。

注意不能用1944年的“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進程來比推五號作戰，在豫湘桂戰役中，日軍多在平原和丘陵地區作戰，戰場環境遠遠沒有陜西和四川那么復雜，同時胡宗南的美械部隊、中國遠征軍的精銳部隊也都沒有參戰，只是蔣鼎文和薛岳兩個戰區的潰敗。如果日軍1944年進攻川陜的話，干脆就是自尋死路了，所以日軍大本營連想都沒有想。

真正有機會侵入川陜的時間點，僅僅是在1939年初那個很小的窗口期，然而日本人沒有這個戰略眼光。

隨著抗戰的持續，作為島國的日本自然無法繼續在這場消耗戰中堅持下去，畢竟如此漫無目的地打下去，日本必然堅持不住。為了不讓自己繼續深陷泥潭，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曾制定一個企圖一舉擊潰與吞并中國的作戰計劃，這就是著名的“五號作戰計劃“。

1942年3月19日，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提出：“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成果，主張從其它地調用兵團與在華兵團共同進行大規模之作戰，目的便是一舉殲滅中央軍或攻占對重慶、延安能構成威脅的戰略要地，達到小鬼子侵華的目的。

雖說杉山元沒有提出直接進攻重慶，但侵華日軍已經考慮向中央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同時以岡村寧次為司令官的華北方面軍也站在改善華北治安及對“敵”壓迫的觀點上，提出發動“西安作戰”，在1942年6月至9月攻擊西安附近，消滅隸屬于胡宗南將軍率領的重慶直系第八戰區軍隊，然后緊接著便是殲滅延安根據地。

因為在岡村寧次等人眼里，認為只要攻占西安便可以切斷國軍的西北交通線，給予國軍沉重打擊。另一方面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則提出“長沙常德作戰”構想，向長沙、常德發起進攻，奪取谷倉地帶，達到擊潰國軍第六、第九戰區的目的。

“西安作戰”、“長沙、常德作戰”這兩大構想被上報到日軍大本營后，杉山元與參謀人員反復進行研究，認為“西安作戰”、“長沙、常德作戰”如果進行都很難達成目的，必須一次性發動一場攻占重慶、成都的大規模的戰役，這樣才能迫使中國投降，并最終確立“大東亞共榮圈”。因此日軍制定了一個宏大的作戰計劃，這便是“五號作戰計劃”，而在這個計劃中“西安作戰”和“長沙、常德作戰”只是其中一部分。

的確，如果“五號作戰計劃”真能實施起來的話，到時候攻占重慶等地，勢必影響我們的抗戰進程。繼而影響印度和整個西亞，甚至可能打通印度洋，不排除日本在打通印度洋后與德、意兩國協作，并最終轉變全盤戰局的可能性。

但，這一切終究注定只是日本人的幻想。

因為在日本準備實施之時。但，此時太平洋戰場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美軍為首的同盟國軍隊已經逐步掌握了主動權，對日本而言戰局進入惡化階段，日本也不得不調關東軍與派遣軍的精銳抵御美國，沒有多余的兵力支撐自己啟動“五號作戰計劃”。

另一方面，彼時的日本正如他們的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惟幾所說的那樣，以日本當時的國力，不可能完成對進攻四川，更不可能覆滅中國。到了后來冢田攻接任阿南惟幾任第十一軍司令，也曾積極推動“第五作戰計劃”，只是這個家伙買乘飛機由南京飛漢口時，在蘄春上空時被我軍第二十一集團軍一三八師的高射炮擊落而喪命。“五號作戰”也因此徹底胎死腹中。

這么說吧，可能部分目的能達到，但是戰略目標達不到。原因也很簡單，戰線太長，補給跟不上。

第一、道路交通情況。日軍摩托化確實還可以，雖然沒有美軍那么變態的卡車運輸能力，但是及格還是可以的。但是問題在于，中國當時基礎建設非常差勁，根本沒有什么像樣的公路，有什么僅僅是一條土路就能當公路用，對卡車運輸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如果當時中國大量破壞簡陋的公路，先不說埋地雷，就是挖坑也能把日本卡車坑死。

第二、騾馬化運輸運力不足。日本雖然針對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特點組建了不少騾馬化部隊，但是問題在于，騾馬化運輸的運輸效率必然遠不如摩托化運輸，更何況騾馬也要消耗大量的草料，再加上運輸人員的消耗，因此騾馬化運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隊伍，保障一個旅團或許夠用，但是保障一場戰略級的大型戰役，可以說是力不從心。

第三、運力不足必然會帶來火力不足。不管是現代戰爭還是古代戰爭，后勤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尤其是現代戰爭對后勤的依賴更大，因為現代戰爭講究的是火力，絕對的火力可以碾壓一切，日本在戰爭之初的節節勝利同樣是因為火力。但是如果后勤跟不上，彈藥運不上去，那么火力就會大打折扣。這也是為什么1938年之后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因為日本的運輸能力很難能夠支撐前線的消耗。

第四、中國軍隊不是不能打。雖然當時中國軍隊武器落后，組織效率低下，訓練也不足，但是加以正確的領導，戰斗力并不弱。近代著名軍事家、戰略家蔣百里先生說過，雖然中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國，但是把中國四萬萬民眾有效組織起來，會爆發出無窮的力量。羅斯福給蔣介石派的中國戰區副司令史迪威將軍也說過，中國底層士兵都非常純樸，具有成為優秀士兵的潛質，但是他們的統帥是個王八蛋。而且所以，只要指揮有方，兵力布置合理，能夠做到節節抵抗、層層阻擊、且戰且退，即便是不能大量殲滅日軍也可以達到遲滯日軍進攻、打亂日軍部署的目的。同時再通過敵后游擊戰，破壞日軍的后勤補給，動員民眾破壞公路鐵路、堅壁清野，迫使日軍放棄也不是不可能的。

全文完

可以成功，但是最終收獲的是八路軍，所以日本人不敢進攻。國軍是無法抵擋的。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一目了然。

這個計劃是蒙元大迂回作戰的縮小版，但美蘇廣泛參戰后，這個計劃已經不可能實施了。

在傳說中的田中奏折里面，日方提出欲征服中國，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方針。不清楚這個方針是不是真的被認真地討論過，但從日軍大本營的作戰指導方針看，沒有去考慮過這個計劃。

可以先說下這個方針的具體打法。日本利用朝鮮半島登陸東亞大陸，然后迅速占領滿洲。在消化滿洲的同時，分南北兩線發展，北線進入蒙古高原，控制內外蒙，內蒙提供補給，外蒙提供戰略緩沖帶。蒙古高原控制后，進軍自新疆至綏遠等廣大地方，重點是綏遠至河西走廊一帶，進而控制隴右至河湟谷地、隴東至黃河一帶，并將關中地區納入囊中，這是北線的主要路線圖。南線，則控制科爾沁沙地和錦州至山海關一線，就是當時的察哈爾一帶，并南下渡過黃河。如果走到這一步，才算是比較完美地復制了當年蒙元對南宋的態勢。如果日本實現了這樣的態勢，那我們就要亡國滅種了。

但這個計劃的問題是，日本人占據朝鮮半島后，控制滿洲一直不順，1895-1931，花了36年才算是占了滿洲，而且還有很大的運氣成份。同時，面對國力衰敗但規模巨大的中國，只要不是神經錯亂，即使是激進派，也不敢去設想短時間內能實現當年蒙元的絕對戰略優勢。

不敢做此設想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蘇聯。日本想控制滿洲和蒙古高原，短期內拼武力，也許不需要中國人和蒙古人的同意，但他不能不尋求蘇聯人的同意。所以，田中奏折中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就是沒考慮蘇聯的因素。一個不強大的中國符合蘇聯的利益，那他怎么可能允許在中蒙地區出現一個莫名其妙的統一者呢？而且戰后蘇聯也直接把蒙古高原拿出來獨立了，沒有讓中蒙恢復到清朝時的統一局面。所以，這個戰略沒有被實施過。

到了1942年，形勢發生了很多變化，最重要的是，蘇日互不侵犯、蘇德戰場蘇聯壓力巨大。但日本依然不想去隨便惹蘇聯（諾門罕使日本人意識到與蘇軍沖突不會有好下場，同時還意識到蘇聯不會放棄控制蒙古高原），所以他干脆來個小迂回，北面打透關中，東面突破三峽。而且這個小迂回還是所有迂回版本中最小的，因為還可以有范圍更大些的迂回，北面拿下傅作義堅守的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和寧夏，中路攻關中，南路打宜昌。如果三路同時發力，則中共在北方的各種游擊和運動都很難發力了。但顯然，日本人沒有這么干，按說應該不是兵力問題，而是組織問題。關東軍若入關支持，這個中迂回說不定就能達成，畢竟蘇聯彼時沒有精力來管東方戰場。

這個5號作戰是實施過的，但不是以5號作戰的名義實施的，也不是各路大軍協同實施的。多田駿就任華北時，就努力想打透關中，岡村寧次到華中時，也嘗試過打下宜昌，而北面張家口到綏遠一線，日本人只是時不時地攛掇偽軍去打，自己重兵上陣的時候并不多。

但即使是實施，日本人也很難打出效果來。日本人在北方的作戰，一度打到了黃河邊，就差過黃河打西安了，但還是撤了，因為傷亡和補給都不堪重負了。日本人連河北那樣的平原地帶都控制不全，進山西后處處被八路軍掣肘，若過黃河入關中，那他幾乎不可能守得住。這一點，在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后期就表現得很明顯。缺乏后勤補給、前方傷亡過大，以致于即使是新占領了戰略要地也不得不退回。所以，更不用說以關中為基地翻越隴山和秦嶺了。而打透三峽進重慶，那就更不可能了，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再有有效補給了。

國際方面說，若日本在關中或者宜昌任一方向失手，則美國必然會追加援助或加大對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打擊力度，以維持國民政府的抵抗，這也是5號作戰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日本人的55號作戰，也就是所謂的川陜攻略，看起來十分的宏大，其實基本沒有可行性。因為無論是日本自身的國力和軍力來說，還是當時中國國情而言，都不具備實施所謂川陜攻略的可行性！

首先，就日本人的國力和軍力來說，缺乏實施川陜攻略的絕對實力。日本在二戰中，雖然是亞洲地區僅有的列強，但是陸軍實力并沒有海軍實力強大！而從77事變開始到武漢會戰結束，日軍雖然大面積的占領了中國領土，擊敗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

但是日本人無論是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戰役，最高的兵力投入也就是30萬人左右，而武漢會戰結束到所謂的豫湘桂會戰之前，日本人和國民黨軍隊最大規模的戰役也就是長沙保衛戰，單次投入兵力不超過十萬，而如果實施5號作戰，日本人無論是軍力還是補給能力都必須超過武漢會戰的規模，這對日本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

其次，即使日本人實施五號作戰成功，也無法瓦解中國的抗日戰爭。所謂的五號作戰，其實是仿照當年蒙古人的故記，通過西南方向的大規模迂回作戰來奪取四川，突破西南。然后徹底擊敗國民黨的抵抗。但是，且不說蒙古人自己也是在實施川陜攻略后若干年才攻滅南宋的。就是國民黨也不會按日本人的想法向東撤退，而是只會繼續向西南，不是昆明就是西康。同樣的，即使國民黨投降，戰爭也不會結束，因為還有八路軍和新四軍不斷在壯大崛起！中國人只要不停止抵抗，日本人就沒有勝利的可能！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付出巨大代價占領武漢，并試探性進攻重慶，結果在石牌保衛戰中被挫敗。1942年《五號計劃》應運而生，將主攻方向從長江天塹轉向川陜，試圖模仿三國滅蜀、明朝滅夏的路徑，從陜西取道秦嶺和大巴山，先下成都平原，再會同宜昌方面日軍夾擊重慶。

不得不說這個計劃最大的問題，是時機和兵力。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自侵華戰爭以來一直袖手旁觀的日本海軍開始搶陸軍的戲份，不曾想美國人的工業實力遠在日本之上，戰爭機器轉起來的美國很快一點一點抵消日軍的優勢。

而日軍的五號計劃需要16個師團，也就是要增加侵華日軍的規模，甚至還要減少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南部的兵力，這簡直異想天開，別說可不可能實現，日本軍部海軍和陸軍那幫二貨必定不答應。

恰巧這時美軍中校杜特爾特策劃了一次特別的轟炸日本本土計劃，降落地選在浙江衢州。果然，小日本無法忍受開戰以來“形勢一片大好”，自我感覺良好，結果東京還被轟炸了，日本裕仁天皇質問參謀總長杉山元本土防御問題，結果日軍不得不把原定用于五號計劃的兵力派到浙贛圍攻顧祝同的第三戰區。浙贛地區的人民將降落的美軍安全送出，自己卻遭受日軍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用自己的生命換來抗日戰爭的一點一滴勝利。

等折騰完浙贛會戰，太平洋戰場日軍的局面已經不利了，日軍在瓜達爾島慘敗，日軍不得不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員去堵太平洋戰場的坑，日軍第11軍司令阿南惟畿在日記里寫道：“由于美軍發動小規模空襲而進行浙贛會戰，卻使今秋對重慶的大規模攻勢無法發動”。

如果抗日戰爭的時候，中國軍隊沒有共產黨的八路軍，日本軍隊是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看看豫湘桂戰役就知道了。

但是，存在著八路軍這種意外因素，日軍也是很難搞！

1943年日本實際已經不行了，所謂五號計劃根本實現不了。

中國抗日局勢最危險的時候是1937-1941年，那時候中國可以說是孤軍作戰，日本的槍炮彈藥鋼材很多都是美國進口的，蘇聯的援助也是有限的，可是中國也頂住了，武漢會戰后雙方進入相持階段，這點日本也承認，日本不是不想進攻延安重慶等地，而是它根本沒那實力了，別說日本有航母，那玩意開不到陸地上。

現在總有人愛假設日本要全力進攻延安重慶會如何，可就沒算算中國要全力抵抗會如何，如1943年八路軍已經從百團大戰中緩過勁來了，當時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八路軍已經有五十萬人了，如果日軍膽敢進攻延安，總部有難分散在各根據地的八路軍一聲令下都會回師勤王，要知道八路軍可不是紀律松散的國軍，八路軍的戰斗力遠強于國軍，八路軍的團長級別的幾乎都是李云龍級別的，要真打戰場上完全不輸日軍。

為什么中國叫抗戰？當時國共兩方都沒盡全力，抗戰勝利后雙方很快進入內戰，解放戰爭初，國民黨軍有430萬人，解放軍有120萬人，想像一下這些部隊要全力打鬼子，那幾十萬鬼子夠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