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革命黨人的反滿口號高唱入云，實則有清一朝只有“旗民之別”而無“滿漢之分”。所謂“旗”，即通常說的八旗，指的是“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這八旗。不過，清太祖努爾哈赤首創之初時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創建的“正黃旗、正藍旗、正白旗、正紅旗”。1615年，因兵力擴張，努爾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礎上增設“鑲黃旗、鑲藍旗、鑲紅旗、鑲白旗”（所用旗幟在前四旗軍旗上加鑲邊），合為一般意義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難說是一種創新，因為“兵民合一”的軍事組織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如蒙古人的“百夫長、萬夫長”、女真人的“猛安謀克制”等。如果說創新，努爾哈赤主要在中間層做得更扎實，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錄制為基礎，每300人為一牛錄，五牛錄為一甲喇，五甲喇為一固山（固山即旗）。從兵力配置上說，一旗即相當于一軍，而作為最基本作戰單位的牛錄相當于一個騎兵營，一個旗由25個牛錄組成，中間由甲喇作為連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滿洲部落而來，其中也加入了少量歸附的蒙古人及漢人。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后，隨著其領土的日益擴張，被征服而歸順的人口越來越多，至清太宗天聰九年（即明崇禎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來又將俘獲或歸順的漢人依例建立漢軍八旗。由此，八旗實際上是由滿、蒙、漢三個民族組成，而所謂“八旗”，實際上應為“二十四旗”。
八旗中，滿、蒙、漢的數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關后的京師八旗為例：滿洲八旗占53%，漢軍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師之外的八旗，滿洲八旗則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看出，保證滿洲八旗的優勢地位是歷代清朝統治者的既定國策之一。至于蒙古八旗，以科爾沁部（孝莊太后即出于此）、察哈爾部加入最早也最為重要。后來，又有額魯特部、巴爾虎部等相繼加入。相比漢軍旗，蒙古八旗因歸順較早，加上外蒙古與清廷的戰略結盟關系，蒙古八旗與清廷的關系更加緊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爺福晉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滿蒙通婚既是慣例，也是一種統治手段。
漢軍八旗最初由遼東被虜獲的漢人組成。清軍入關后，在征戰過程中俘獲或投降的漢人軍隊（包括后來“三藩之亂”中的漢兵）也被編為漢軍八旗。這些漢人軍隊，實質上是跟著滿人打天下的“從龍之師”，他們在編為漢軍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領了滿人的漢化過程。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漢軍同時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滿人習慣的影響，他們在經歷了一個“滿化”的過程后與普通漢人已有明顯差別。在一般漢人看來，他們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漢人。
除滿人、漢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還有其他民族，如朝鮮人及東北的“新滿洲人”。“新滿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興安嶺兩側（東至西伯利亞，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帶）的通古斯語族，如赫哲人、庫雅喇人，還有混合了蒙古與通古斯語的部落，如索倫、錫伯、鄂倫春、達斡爾人。這些游牧或漁獵部落在歸順清廷后也相繼被“滿化”，如乾隆年間被調派到新疆戍守的錫伯族人，他們是目前唯一使用滿語作為日常語言的少數民族。除此之外，八旗中還有俄羅斯人（雅克薩之戰后）、維吾爾人（平回亂后），清中期時一度還有藏人歸入。從脈絡上看，八旗的擴張主要與征戰相關，但在清廷建立穩固統治之后，八旗不再進行大規模的擴充，因而滿、蒙、漢才可以稱得上是八旗的主體成?員。
八旗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即所謂的“包衣”。在滿語中，“包衣”的意思為“奴仆”，這部分人主要由歷次戰爭中的俘虜及因犯罪受懲罰的旗人組成，他們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冊，且為世襲群體。也就是說，如果他們上一代是“包衣”的話，通常情況下他們及后代也將一直是“包衣”身份。“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獨立組成部分而是屬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屬于“上三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歸內務府管理，主要擔任皇宮中的各種勤務，而其他王公貴族的“包衣”屬于“下五旗”。據《清史稿》的統計，“包衣”佐領共115人，即有115個牛錄。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雖然聽起來不雅且其從事的都是瑣碎的后勤廝役工作，但他們在一些事務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間人”作用。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獲得上升或發財致富的機會。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親信，長期掌管內務府下屬的“肥差”—江寧織造。而且，“包衣”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也可以當官。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當上了大學士、總督之類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楨，后官至廣東巡撫；再如同治朝的湖廣總督官文和光緒朝的兵部尚書立山，他們都出身于內務府下的“包衣”。不過有一點，無論這些人當了多大的官，他們在旗內與原來的主人之間仍是主仆關系。
除“包衣”外，旗人社會中還有一類邊緣群體，即“戶下人”。戶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員的家中奴婢、莊田的莊丁或差丁，他們不屬于旗籍而附屬于主人名下。這類群體的來源，有些是入關前被擄掠而來的漢人，有些是買賣而來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關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來的莊丁等。
從管理上說，每一旗下設立一名都統（滿語稱“固山額真”，從一品），兩名副都統，正副參領（滿語稱“甲喇額真”）各5人。都統衙門設在京師，滿蒙漢八旗共設24處。各省的駐防八旗，凡兵員2?000名以上的設立將軍衙門，共13處，以滿洲王公或親信大臣兼任（從一品）。八旗中的中級將官為參領（正三品，駐防八旗中則稱協領），位在副都統之下，佐領之上，每旗下設5名。駐防八旗除設協領之外，另設獨立的城守尉（正三品），其兵員大多在數百人，以負責重要府州防衛（全國共16處）。
參領以下的佐領（正四品），滿語稱之為“牛錄額真”或“牛錄章京”，這是八旗中最重要的基層官員。旗人的一切事務包括出征、糧餉、戶口、田宅、兵籍、訴訟乃至選秀等均由佐領辦理。其戰時為領兵官，平時為行政官，有些類似于“大家長”的角色。佐領在各旗中的人數不等，少則七八十人，多則九十多人，其職位多世襲。佐領以下，還設有領催、驍騎校等職，以協助佐領管理旗內事務。
作為軍事單位，八旗的主體成員為兵丁，其中包括馬甲（即騎兵，又稱驍騎）、步甲（步兵）及養育兵等。需特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男性旗人都能披甲當兵，要想吃上這碗飯，尚需長期訓練并經過嚴格的考選。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清末八旗兵丁約占成年男丁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換言之，旗兵比例只有總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因兵額基本不變，其比例隨著旗內人口的增加而不斷下降）。但是，這些人并不是旗人的全部，除了軍官和兵丁之外，眾多的家屬、匠役及行政機構也是八旗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朝坐穩江山后，八旗主要分為兩類，一為京師八旗，一為駐防八旗。京戲《梅隴鎮》中，風流天子正德皇帝有句臺詞，“北京是大圈圈套著小圈圈，小圈圈套著黃圈圈”，等到清軍進入京城后，原住在內城的漢民均被強令遷至南邊的外城，騰出來的房屋分給了八旗官兵及其家屬。清初至中期，京師八旗兵力約10萬，按駐守范圍分別為：正黃旗駐德勝門內一帶，鑲黃旗駐安定門內一帶，正白旗駐東直門內一帶，正紅旗駐西直門內一帶，鑲白旗駐朝陽門內一帶，鑲紅旗駐阜成門內一帶，正藍旗駐崇文門內一帶，鑲藍旗駐宣武門內一帶。大體而言，兩黃旗駐扎內城北部，兩藍旗駐扎內城南部，兩白旗、兩紅旗則位于東、西兩廂。各旗的駐防區內，滿洲八旗駐地靠近皇城，蒙古八旗中間，漢軍旗居于外側。在這樣一個布局下，北京內城實際變成了一座層層設防的大兵營。
從兵種上說，京師八旗設有前鋒、護軍、親軍、步軍、火器五營，康熙、乾隆年間又增設了健銳營、相撲營、虎槍營等特種兵部隊。就基本職能而言，前鋒營擔任出征任務；護軍營擔任扈從護衛任務；親軍營是皇帝親率，由領侍衛內大臣總管；步軍營負責京師防守與治安；火器營是配備有鳥槍等火器的特殊軍隊。從人數上說，90%的駐京八旗均在內城，只有外三營（即圓明園護軍營、外火器營和健銳營）在頤和園及園寢等處。據統計，清末駐京八旗兵員數約在13萬人左右，如果把“包衣”也算進去，大概有15萬人。
駐防八旗兵力通常在10萬人左右，其主要為滿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組成（只有東三省和廣州、福州有漢軍八旗），其中盛京、西安、荊州三地八旗人數超過5?000人，分別為7?000、6?500、5?700人。根據其駐地的重要性，駐防八旗又分為畿輔、東北、西北和其他地區。按《大清會典》，畿輔八旗主要駐扎在京師周圍的直隸地區，有25支駐防部隊，編為54佐領，共14?238人，其中最大的一支為察哈爾都統管轄的蒙古八旗（120佐領，共10?800人），其次為駐密云（2?100人）及駐木蘭圍場（1?000人，由熱河都統統轄）的滿洲八旗。另外，兩處皇陵（東陵、西陵）由1?460人的旗兵護衛。
東北有44支駐防部隊，共338佐領，35?361人，其中“新滿人”如達斡爾、索倫、鄂倫春及巴爾虎的游牧旗兵尚未計入；西北有8支駐防部隊，119佐領，共15?642人，最大的一支為伊犁將軍管轄，共40佐領，其中包括了調防的索倫、達斡爾、錫伯族旗營；其他地區主要是漢人區，共306佐領，39?879人。在分布上，華北平原設在青州、德州和開封；西北地區為西安、太原和綏遠（呼和浩特），江南、華南一帶則設在江寧（南京）、鎮江、杭州、乍浦（近寧波）、荊州、成都、福州與廣州。這些省份中，湖南、江西、安徽、貴州、廣西五省則無八旗駐防。根據清末的統計數字，91支地方駐防部隊總計兵力11萬，加上京師八旗，則所有的八旗兵力約26萬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計算，這與清末旗人的數量500萬大致吻合（占全國人數的1%）。
根據區域的戰略地位，駐防八旗分為將軍級、副都統級、城守尉級和防守尉級四等。其中將軍級的駐防兵額大，駐防地也多設在省會或邊境重鎮。副都統一級的駐防地則大多設在重要城鎮和戰略要地。這些軍隊與60余萬由漢人組成的綠旗兵共同擔負了內地的軍事戍守任務（滿洲不設綠營）。不過，兩者有一重大差別，那就是八旗集中而綠營分散；在待遇上，綠營也要低于八旗。
作為清朝的特殊群體，清廷給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優待。早在順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壯丁，差徭、糧草、布匹，永停輸納”，換句話說，他們除世代相襲的兵役之外，其他義務一概全免；順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賑濟八旗的條例，從各方面對旗人給予優待。清軍入關后的數十年中，曾按關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內跑馬圈地，然后以“計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給八旗官兵，即所謂“旗地”。按規定，每個旗丁分地30畝，不納糧但也不準買賣，以保持昔日“出則為兵，入則為農；耕戰二事，未嘗偏廢”的傳統。不過，京師八旗主要駐扎在內城，他們既不擅長農耕，實際上也做不到“兵農兩顧”，因而這些旗地大多交給“包衣”佐領們管理而由當地漢民耕種交租。
有限的租稅不足以養活旗人家小，清廷隨后又確立兵餉之制，其規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發給一定數量的餉銀與餉米，同時也發給口糧贍養家屬，“七歲以上即食全體，六歲以下為半口，減半給糧”。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統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時領取規定數額的俸祿。按八旗制度，俸銀每月發放，祿米每季發放一次，其規定如下：都統每月俸銀為180兩，祿米每年90石；參領每月俸銀130兩，祿米每年65石；佐領每月俸銀105兩，祿米每年52石5斗；步軍校每月俸銀80兩，祿米每年40石；驍騎校、親軍校、前鋒校、護軍校每月俸銀60兩，祿米每年30石；步軍、護軍、前鋒、親軍營兵丁每月俸銀為4兩，祿米每年4石8斗；馬甲每月俸銀為3兩，祿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銀為2兩，祿米每年4石8斗。除此之外，八旗官兵還享有其他經濟優待，如婚禮和喪葬時可以領取一定津貼；如受傷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領取1兩的撫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遺孀仍可領取一半的撫恤金，遺孤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資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一文中，學者遲云飛總結了滿、漢在社會職務方面的四大區別：一是官分滿漢，滿人可任漢缺，但漢人不能任滿缺（如都統、將軍等），同一職務如尚書、侍郎，滿人的權力大于漢人，高級別的職務也是滿人多于漢人；二是滿漢不婚；三是滿人只能為職業軍人，不準從事其他生產，其生活全靠清廷財政供應；四是適用法律不同，滿人犯罪，審判機構也是單獨的。
為擴大旗人的做官途徑，一般旗人除通過科考入仕外，還有其他各種機會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規定，“八旗滿洲監生識滿漢字者，考試翻譯；只識滿字，考試繕寫。優者授為正八品，以部院筆帖式補用”；雍正元年，鑒于滿洲進士、舉人出身的翰林無升轉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滿洲進士依甲等名次選用知縣”，等等。
當然，為籠絡漢人士子，旗人在科舉上不點狀元（榜眼與探花亦極慎重），終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間出身于蒙古正藍旗的崇綺曾中過狀元。科舉上雖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譯、挑侍衛，加上其人口基數小，官途上要比漢人寬廣許多。
據統計，清朝268年中的滿漢總督比例為滿57%，漢43%；巡撫為滿48%，漢52%；布政使為滿28%，漢72%；知府為滿21%，漢79%；知縣中滿人較少，只有6%。中央六部中，清廷實行滿漢尚書制，即每部各設一位滿尚書和一位漢尚書，侍郎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越到高層，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層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則以漢人為主。這種狀況，直到太平軍起義后才有所改變，滿總督降為35%，巡撫降為22%，但中央各部則變化不大。
在獲得優待的同時，清廷也給八旗設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準經商務農，除當兵當差外不準從事其他任何職業（即便閑散旗人也不準），也不準隨意離開駐防地（無遷居權力）。為保持八旗的戰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漢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產、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戶籍、住址、田產、營生、訴訟等方面都與一般漢人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不過在旗人內部，則無論滿洲、蒙古還是漢軍，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產，一視同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個“鐵桿”的支持力量，而作為“復合民族”的八旗群體，實質上是以滿洲人為核心但又包括漢族、蒙古族、朝鮮族、錫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體。
“旗民”之間不僅在權利上有差別，而且有一道實實在在的障礙，即所謂“滿城”。旗人當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當差外，絕大多數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內的兵營之中。按清朝規定，凡駐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設“滿城”駐扎，而不得與當地人混住。大體上說，滿城可分為兩種，一種在原有城池中劃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廣州、杭州等，待區域劃定后，原漢人居民全部遷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墻以分隔滿漢；另一種則是在原有舊城之外選擇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綏遠、銀川等，以使旗兵與當地百姓互不相擾。
中國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類別。通常來說，北方游牧民族多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滿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軍戶制，后改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實際上是一種族兵制，綠營開始是募兵制，后因長時間駐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種程度上的世兵制。與綠營一樣，八旗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世兵制或者說世襲的軍戶，這種擁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職業，一般為特殊人群所壟斷，圈外人很難染指。
當然，“旗民分治”也不盡是壞處。一度追隨孫中山參與革命的書法家汪東曾說：“昔者八旗特設制度示與齊民異，不事生產，唯待供給于漢族，雖為民病，猶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無用耳，未嘗與民爭利。”“旗民分治”的緣由，一則是兵制，二來也是為了防止“與民爭利”，以免重蹈當年金朝“猛安謀克”制下軍功集團強奪人民土地財產的弊病。就這點而言，汪東曾的話尚屬公道。
了解八旗和清朝可以看看金滿樓的《天命所終：大清帝國的衰亡》，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