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率部取得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大捷后，日寇第11軍元氣大傷，從1942年1月算起大概兩年半的時間里，再無力南犯長沙。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有點飄，而戰區參謀長吳逸志則有點閑，閑了就無聊，無聊就生事，吳參謀長寫了一篇《論亞洲戰場的重要性》的文章，呈報給重慶軍事委員會“御覽”。老蔣其實并沒有認真看，但是為了鼓勵將領們在戰略上多思考，還是在文章上批字簡單鼓勵了兩句，這下子中將參謀長吳逸志也有點飄了。
吳逸志的這篇論文，還附帶了一份加強亞洲戰場聯合作戰的具體方案，其中有中國軍隊應在閩浙沿海（第三戰區）增加兵力開辟新戰場，同時派出五到十個師的精銳部隊投入到太平洋戰場，配合美軍對日作戰云云，多少有點異想天開的意思。接到老蔣的鼓勵后，吳逸志大為興奮，恰好他有個表弟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于是再通過表弟把文章和方案轉給了美方，還真就輾轉到了羅斯福手里。
羅老總統跟老蔣的態度差不多，作為軍隊統帥，對下面人勤于思考的習慣總要勉慰的，哪怕思考出來的東西未必可行，尤其是中國戰場上的重要將領來信那更得客氣客氣，所以也回了封短信，言及會讓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研究，其實這都是客套的官話。但是吳參謀長當真了，美國總統的親自復信讓他大為興奮，立即將此事電告老蔣，心想一份通令嘉獎或者一枚勛章是跑不掉了，這事多給老蔣長臉吶？
結果吳逸志等來的卻是一個晴天霹靂，老蔣在電文上的批示是：“免職，交軍法執行總監部嚴辦”！這事真不賴老蔣，吳逸志確實是不懂政治的自作自受，老蔣最忌諱中國軍隊的將領私下與美方接觸和交流，比如后來的孫立人比吳逸志權柄聲望大上許多，也是因此失去信任的。接到軍法執行總監部的通知后，薛岳又好氣又好笑，只能出面跟重慶方面斡旋，一番操作下來，吳逸志總算免了牢獄之災，但是戰區參謀長兼干訓團教育長是肯定干不成了。
最終的結果是吳逸志被免職，調任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的閑職，不得不離開長沙赴重慶上班，這是1943年12月的事情，次年10月間，再被保送到陸軍大學將官班進修。不過吳逸志也算是因禍得福，因為僅僅半年之后，薛岳走麥城的第四次長沙會戰就爆發了，日本人糾集了十個師團20余萬人的兵力發起“一號作戰”湖南段的作戰，如此空前規模的敵人，再加上薛岳的漸次驕狂，第九戰區的失敗已經不可避免。
吳參謀長被拿下后，原戰區司令部的參謀處長趙子立少將遞補，于1943年12月底被任命為第九戰區中將參謀長（職務軍銜），相比較于保定六期的吳逸志，趙子立的資歷可是差了許多，他僅僅是黃埔六期生，戴笠、廖耀湘等小字輩的同窗。趙子立之前也不是跟薛岳混的，而是關麟征第52軍的作戰參謀，1938年陸軍大學畢業后，才分配到薛岳的第一兵團擔任少將高級參謀兼作戰科長。
趙子立是有些軍事才華的，早在武漢會戰的南潯線作戰中（萬家嶺大捷就是此間）就初露鋒芒，期間首先指出兵團司令部對俞濟時的74軍使用不當，然后建議抽調兵力組成二線預備隊，并力主拒絕老蔣調走兩個軍的命令，最后又果斷提出抽調32軍和66軍參加萬家嶺圍殲戰役。這讓薛岳對其刮目相看，遂連續提拔為副參謀處長、參謀處長，如今吳逸志去職，又被薛岳保舉為戰區參謀長。
然而趙子立與薛岳的關系，卻與職務晉升恰好相反，一路在下降，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關鍵的，是他跟薛岳沒有吳逸志那般的私人情誼。吳逸志跟薛岳那是“哥們加老部下”，從加入粵軍追隨孫中山開始，吳逸志就一直在薛岳的手下，“粵軍三劍客”分別擔任大元帥府警衛團的營長時，吳逸志就是薛岳第一營的連長，同是廣東人同是保定生，兩人關系自然非比尋常。
“老虎仔”薛岳是個挺狂的人，尤其是位高權重以后，除了老蔣和陳誠之外，他幾乎誰的面子都不怎么給，連理論上有權指導第九戰區作戰的桂林行營主任、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都根本指揮不動他。在作戰指揮中，薛岳向來比較喜歡積極主動地攻擊，但是也養成了獨斷專行的風格，所以當他的首席軍事幕僚，其實是挺痛苦的一件事，也只有吳逸志這樣的老兄弟、老朋友，薛岳才顧忌幾分給予一定的尊重。
可惜趙子立不是，黃埔畢業生跟保定軍校生差著輩份呢，比如吳逸志跟薛岳同庚，到1944年都已經年近五旬（1896年生人），而黃埔少壯派的趙子立年僅36歲，并且還是北方的河南人，方方面面都跟薛岳不在一個頻道上。趙子立擔任參謀軍官時間較長，行事周密小心，更比較融入黃埔生的系統，與桀驁不馴的薛岳根本不是一個圈子的人。實際上到抗戰后期，薛岳是很有政治野心的，并不喜歡老蔣的黃埔嫡系。
另外一個問題則涉及官場上復雜的人際關系了，當趙子立僅僅是一個參謀或者參謀處長，對作戰指揮只有建議的資格時，薛岳會以欣賞的眼光去有選擇的傾聽和接納，所以兩人之前的關系尚可。然而當趙子立一躍成為戰區司令部的二號人物時，那是具有一定的軍事決策權的，這就影響到了薛岳的獨斷專行，再加上趙參謀長不太附合的性格，薛岳是越看越不順眼。
兩人的矛盾集中爆發于1944年5月，彼時各方情報顯示日軍必然要有大的動作，趙子立判斷鬼子的這次進攻不比尋常，以第九戰區的現有兵力恐怕不足以應對，應當盡速報告重慶并請求增援（第九戰區的兵力在1944年有很大削弱）。可惜薛岳不相信日本人在1944年還有什么能力發動大規模攻勢，并且對自己的“天爐戰法”又過度自信，根本聽不進趙子立的意見，還訓斥小趙：
“你職位越高，越沒有膽氣了，還記得武漢會戰的時候嗎？你不是這樣的，在第九戰區，敵寇進攻是常態，但為什么過去兩年他們沒有進攻？前年他們主要打第三戰區（浙贛會戰），去年一年都在打第六戰區（鄂西會戰和常德會戰），不能說全賴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威懾，但敵軍膽怯亦是事實。現在雖有風吹草動，但兵來將擋水來土屯，我軍以不變應萬變，其奈長沙何”？
趙子立試圖解釋和勸說道，目前戰區的野戰兵力僅有60個團，情況與兩年前大不相同，一旦日軍以大軍來襲，勢必無法復制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因此著重指出，應該問重慶多要一些能戰的部隊，同時應該把決戰地點后移，改在衡陽附近最妥。在薛岳看來，這就等于是在教他怎么打仗了，并且冒犯了他的軍事權威，犟脾氣上來甩下一句“想要援兵你自己要吧”，拂袖而去。
趙子立知道已經勸不動薛岳，只能盡量挽回和自保，于是通過王耀武聯系到了侍一處主任林蔚，表達了自己的擔心，然而在重慶當局來回的扯皮之下，第九戰區最終也沒有及時調整部署，當日酋橫山勇以“反天爐戰法”加強兩翼殺來時，第九戰區前線部隊紛紛潰敗，長沙瞬間成為一座危城。到1944年6月14日，第四次長沙會戰敗局已定，薛岳決定將岳麓山戰區指揮所撤往耒陽，臨走前對趙子立說：“我先去后方，你在這里照料一下”。
這就是把小趙給撇下了，兩個人關系的惡化程度可見一斑，留是留下來了，卻又沒有明令趙子立全權指揮長沙守軍，這更是有些奇葩。當趙子立發現第四軍軍長張德能的防御部署大有問題時，曾經要求張軍長變更部署，結果張德能兩眼一翻說是薛長官的交代，趙子立怒氣沖沖要通薛岳的電話問：“我在這里是否指揮第四軍”？薛岳回答：“你不要指揮它”，趙子立越聽越糊涂，說那我在這里有什么用，不如也去耒陽吧。
薛岳卻說：“你留在那里聯絡”，趙子立氣個半死，我一個堂堂戰區參謀長搞什么聯絡，那何不派個聯絡參謀就好了？薛岳根本沒搭理他就掛了電話。在張德能以主力守城區而非岳麓山的錯誤部署下，堅守了近七年之久的長沙城，僅僅一天即被日軍攻陷，第四軍也完全潰敗。長沙城破后，趙子立迅速趕到桂林，向白崇禧匯報了前因后果，同時還有王耀武等證明人，因此戰后追責時，張德能被審判槍決，而趙子立免除了責任。
老蔣的手令是：：“趙參謀長即未負實際指揮責任，應毋置議”，最后處理結果是免職，然后保送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一期學習，也就是說，長衡會戰失利后，趙子立便離開了第九戰區和薛岳身邊，到陸大學習去者，兩個人的交集和矛盾就此告一段落。由于這次經歷，趙子立逐漸跟白崇禧越走越近，解放戰爭后期成為第127軍軍長，隸屬于華中剿總的作戰序列，但是他又不是桂系的班底，所以也得不到真正的信任。
1949年12月26日，第127軍軍長兼第2路綏靖總指揮趙子立，在四川巴中宣布起義，后來成為全國政協的委員和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