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圣杜甫一生追求正能量，“三吏三別”更能充分說明這一點。在詩人杜甫一生中，他寫下了很多現實主義體裁的詩詞。唯有這一組三吏三別如史詩一般，記錄了他所生活年代，唐末的保家衛國的戰爭，當然，這首詩從小處入手，寫出了戰爭的殘酷，人民生活在這場戰爭中，從小孩到壯年，從男到女，從吏到兵，從老翁到老婦，從參軍退伍，到重新戍守軍防，人人參戰，負重前行，誓死保衛家園的件件事件中，我們看到國家有難，百姓痛苦，詩人杜甫對百姓對國家憂國憂民的情懷，作為詩人的他充滿了同情，也同情自己所生時代。
三吏三別讀過后，讓人淚目，詩人寫出了百姓疾苦，也寫出了百姓高尚的精神風貌，為國犧牲，每個人在最危難時刻，都挺身而出，舍小家顧大家，再危險，再痛苦，為國效力責無旁待。天下為公。這首詩充滿了愛國情懷。
這組詩從每個百姓的切身經歷，譜寫了一首贊歌，三吏三別，記錄了歷史。詩人杜甫一生關心國家，關心百姓痛苦，三吏三別更是如此，正能量的詩是詩人杜甫一生的追求。
歷來動亂會造成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國政失策、政局不穩、安史之亂造成“三吏三別”現象是個例，也是社會現象的縮影。詩人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安逸中是不會發現百姓疾苦與吏治腐敗的。正是因為在顛沛流離中親眼目睹了吏治昏暗現象和百姓諸多疾苦，親身體驗到社會動蕩不安的危害，故而有感而發真實記錄。從文學的角度，以詩賦的語言，用文學形式形象生動地刻畫了一系列人物，彌補了史學議論根據。他只是記錄和描述現象，是否追責留于世人、后人評判，所以無論從時代、地域，還是動機、作用等方面講，都是現實的、積極的，充滿正能量的。
滿滿正能量。三吏三別是杜甫的經典代表作品，深刻寫出了民間疾苦及在亂世之中身世飄蕩的孤獨。反映了當時老百姓的困苦和對老百姓的同情以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傷痛。
杜莆的三吏指的是《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
三別指的是《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三吏三別是杜甫的經典代表作品，深刻寫出了民間疾苦及在亂世之中身世飄蕩的孤獨。表達了作者對倍受戰禍摧殘的老百姓的困苦和對老百姓的同情。站在人民大眾的角度看，這是正能量的作品；但對于統治階級的角度看，就是負能量的作品了！
“三吏”與“三別”,表現手法不盡相同,所謂“三吏夾帶問答敘事,三別純托送者行者之間”。在“三吏”中,因為夾帶問答,所以杜甫本人出場；在“三別”中,因為通篇都是人物的獨白,所以杜甫沒有露面。從文學源流上看,“三吏”“三別”上承《詩經》、漢樂府風格，下啟白居易諸人新樂府,是杜甫現實主義創造的一個頂點。
三吏和三別的創作背景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旋即，郭子儀和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率軍進擊，以二十萬兵力在鄴郡包圍了安慶緒叛軍，局勢甚可喜。
然而昏庸的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領兵并不信任，諸軍不設統帥，只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使諸軍不相統屬，又兼糧食不足，士氣低落，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軍至，唐軍遂在鄴城大敗。
郭子儀退保東都洛陽，其余各節度使逃歸本鎮。唐王朝為了補充兵力，大肆抽丁拉夫。杜甫這時正由洛陽回華州任所，耳聞目睹了這次慘敗后人民罹難的痛苦情狀，經過藝術提煉，寫成組詩“三吏”、“三別” ，體現了杜甫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及“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
可以肯定是正能量的作品。作者親歷戰亂給人造成的痛苦，表達了對水深火熱之中掙扎的人民的無限同情。鞭撻了當時社會的腐敗，以及對戰爭的給人民造成災難的不滿。
我們知道，詩圣杜甫是現實主義偉大詩人，他的詩，像化石一樣，用詩化語言客觀記錄了當時唐朝社會的現實情況，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歷史、文學、精神財富，可謂功莫大焉！至于能不能把杜甫詩與正能量、負能量這類的詞聯系起來，我想要慎重！三吏三別我讀過幾篇，沒全深入研究，但我覺得用正能量、負能量來評說杜甫詩，是不是有輕率之嫌呢？讀詩、寫詩、解詩、評詩，思路可以打開些，不必在現在剛剛造出來的詞中計較或打轉轉，心底開闊天地寬嘛！我看，學讀杜甫詩，不必被正能量、負能量這些詞所苑囿！不知您難以嗎？
三吏三別是杜甫的經典代表作品，深刻寫出了民間疾苦及在亂世之中身世飄蕩的孤獨。這些寫出了老百姓的困苦和對老百姓的同情和戰爭對老百姓的殘酷。是徹頭徹尾的正能量。
說起杜甫的詩名，人人敬仰，他似乎任何題材、任何體裁全都擅長，不過，人們提起他的時候，首先想到的，還是他的“三吏”、“三別”。
杜甫用自己那如椽的巨筆，真實而又詳細地記載了唐王朝的“安史之亂”，也記述了大唐帝國是如何從興盛逐漸走向衰敗的。在杜甫之前，雖然也有人用詩歌描寫當時的社會現狀，比如說，曹操的《蒿里行》，就真實地記載了“漢末實錄”，道出了戰爭的真實情形，那“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場景，令無數人嘆息。
可是，又有誰能夠像杜甫那樣寫得既詳細，又具體，而且還形成了體系呢。漢朝的時候，有一位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寫下了一部曠世的杰作《史記》，被魯迅贊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或許，杜甫那悲天憫人的精神，就可以和當年的司馬遷相媲美，他用詩歌這種形式，將歷史真實地記錄在自己的筆下，堪稱是“詩史”，郭沫若曾經贊之曰：“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的確如此，杜甫的“三吏”、“三別”將亂世之中的民生疾苦，飄零落魄的身世，全都寫了出來，同時也寫出了對普通老百姓的同情，對戰爭的憎惡。“三吏”指的是《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而“三別”指的則是《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如果要想了解安史之亂時唐朝的歷史，可是，又不想閱讀索然無味的史書，那么，杜甫的“三吏”、“三別”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三吏”、“三別”友友們都已經說出了各篇的篇名，我就不重復敘述。
三吏、三別是詩圣杜甫的千古不朽的寫實名作，它體現了杜甫善陳時事的特點。因為這是比生活的真實更高一層的藝術真實，是詩人對現實生活的高度的藝術概括。它描寫了當時那個特定環境下的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和孤獨者等人物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從而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某些社會現實。而詩人并不置身詩外，他采用不同方式對詩中的人物、事件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同情戰亂中的直接受害者——廣大勞動人民，對于官吏奴役和迫害勞動人民深惡痛絕，同時，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爭，所以又希望人民忍受苦難，服從兵役，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在詩中表現得很深刻。這是非常符合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面貌的。
三吏、三別的另一個顯著的特色是學習古樂府，自立新題目。這是杜甫對古典詩歌的繼承與革新。三吏、三別的形式顯然是受了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鮑照的《代東武吟》等樂府詩的影響，在敘述事件時采用了問答式，造成起伏曲折的態勢，但沒有沿用樂府舊題，而是即事杰出名篇，令人耳目為之一新。就這一點對中唐的新樂府運動有一定的影響。
杜甫在《三吏》、《三別》中他既揭露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爭，客觀地反應了當時社會現實。站在統治集團的立場上看，這對統治集團有負面影響，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他為人民代言，替人民吐怨憤之心。站在的歷史唯物主義者的角度看，他反應統治者不故人民的死活的過度做法，是為了提醒統治者注意，如此作為，對鞏固統治不利，同時又為人民代言，表達人民心聲，這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是現實主義作家應有的立場和觀點。我們不能用今天”正能量”、”負能量”的概念去機械化分。
詩圣杜甫三吏三別是正能量
詩圣杜甫的三吏三別，揭露了污吏們的丑惡，表達了對百姓疾苦的同情，感人深刻，體現了一個文人的高度責任感。
寫真實的心情沒有錯，但這種真實的心情是會暴露一個人的真實品行心態的。無形中成為一個辯別真假忠奸的照妖鏡。
詩圣杜甫的三吏三別描寫了戰爭，描寫了基層民眾的痛苦，可謂拳拳之心。但你縱貫全文，你看到他打橫槍了嗎？他對叛亂妥協了嗎？他對百姓的愛戴凝聚成對酷萬吏的痛恨和對百姓的同情，但絕沒有失去戰斗的信心，給敵方提供槍彈。沒有去打擊抗戰圖存的信心！
所以說，表明心跡沒有錯。是君子還是小人，很容易分辨出來的。但你別一不小心就把尾巴露了出來，還要強把大尾巴掖起來，強詞奪理，言辭鑿鑿，把打橫炮說成是文人職責，把臆測說成是為民請命，把倒吹沖鋒號說成是勇敢，甚至有人稱為魯迅先生，天壤之別！你是高高在上，實際上是在橫眉冷對百姓，俯首甘為別人的走?！甘愿被人當槍使，這是對先生的污辱！
一篇文章還是一部書，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當一個人連這也分辯不清楚的時候，不是裝聾作啞，就是糊涂到不明白事理的地步。那是要怎樣的糊涂呢？完全是沒穿衣服皇帝的心態？誰給了他們的這種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