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人一走，茶就涼……”
這是膾炙人口，傳唱全國的樣板戲《沙家浜》的片段，可以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尤其是“人一走茶就涼”已經變成了大眾俚語。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屬于典型的大器晚成，1997年去世后，每年都有幾部作品出版，銷量出乎意料的好，是個去世后出版作品量遠超生前的作家。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干認為汪曾祺就是一位被忽略的大師。原因是長期以來汪曾祺游離于新文學的評判標準之外，而新時期以來的西方現代主義熱潮又將他置于邊緣。
1980年《受戒》發表以后震動文壇，汪曾祺的作品讓人們驚異：“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思想還可以這樣來表達！散文還有這樣的樣式！”馬風說：“真正使新時期小說步入新的歷史門檻的，應該是手里擎著《受戒》的汪曾祺。”（馬風《汪曾祺文化人性研究之四》）
改革開放前，“宏大敘事”、“英雄史詩”支配了文學創作，屬于革命現實主義，注重審美和個人情感的文學被壓制。改革開放以后形成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文學潮流，接著就是深受影響歐美文學影響的現代主義蓬勃興起，馬原、劉索拉、莫言等等作家橫空出世。偏偏汪曾祺就是文壇的一股清流，不同凡響異于他人，用汪曾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發表這樣的作品是需要勇氣的”。
北大教授嚴家炎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在其《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中稱汪曾祺的寫作特點“大體也可看作廢名、沈從文影響之下的京派小說的一般特點”。"京派"作家的基本特征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汪曾祺的老師就是沈從文，沈從文很看重這位高徒，還評價他的文章寫得比自己好。1941年2月3日，沈從文給施蟄存寫信：“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出生于江蘇高郵一個士大夫世家。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貢，教汪曾祺讀古文，習書法。汪曾祺的父親是個畫家，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汪曾祺從小受到的是明清以來典型的士大夫修養和情趣的影響，他在《自報家門》中分析道：“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
“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這是汪曾祺對自己創作路徑、特色、追求的基本概括。1986年，在《汪曾祺自選集》自序中，汪曾祺說，“我的散文大概繼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傳統，有些篇可以看出張岱和龔定庵的痕跡。”在1988年《蒲橋集》自序中，汪曾祺說：“看來所有的人寫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傳統，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傳統，簡直就寫不好一篇散文。不過話說回來，既然我們自己的散文傳統這樣深厚，為什么一定要拒絕接受呢？我認為二三十年來散文不發達，原因之一，可能是對于傳統重視不夠。”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想把生活中真實的東西、美好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人們”，汪曾祺的寫作風格就是“淡中有味，飄而不散”，平淡和諧像一幅優美的風俗畫。
汪曾祺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更像一個充滿情趣的現代陶淵明。
“我事寫作，原因無他。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喜歡這樣調侃自己。
汪曾祺晚年回憶為什么會報考西南聯大時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尋找智慧的……我在報考申請書上填了西南聯大，只是聽說這三座大學，尤其是北大的學風是很自由的，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我就是沖著吊兒郎當來的。 我尋找什么？ 尋找瀟灑。”
汪曾祺在《聞一多先生上課》說：我頗具歪才， 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
1988年，香港女作家施叔青曾直率地問汪曾祺下放時的感受，汪曾祺回答說：“從某個角度當然是很倒霉了，不過，我真正接觸了中國的土地、農民，知道農村是怎么回事。晚上就在一個土炕上，同蓋一個被窩，虱子很多，它們自由自在，從東邊爬到西邊的被窩去。農民和我無話不談。我的確覺得中國的農民一身很沉重的負擔，他們和中國的大地一樣，不管你怎么打法，還是得靠他們，我從農民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
汪曾祺與傳統士大夫的最大不同點就是下放農村，真正了解到了農民的真實，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欣賞。汪曾祺說，“有人讓我用一句話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說：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我是一個中國人》)
在評論界看來，汪曾祺的價值在于連接了曾經斷裂多時的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從廢名到沈從文再到汪曾祺，京派文學的傳統一脈相承。1987年出版的錢理群等人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汪曾祺以“京派”文人身份被放置于“抗戰勝利后京派的復出”一節中，被忽略的大師汪曾祺終于開始進入現代文學史，成為最受評論界關注的作家之一。
當代學者摩羅對于汪曾祺有不同的評價，在其《末世的溫馨──汪曾祺創作論》說，“我不再期待從他筆下讀到直面人生的悲劇，我把他本身讀作一個悲劇”。
摩羅認為，正是幾百年的壓迫和摧殘，把中國士大夫造就成了這樣的精神嬰兒，善良、文弱、恐懼、麻木、逃避責任、嘲解悲劇、自守優雅，自欺欺人是這種精神嬰兒的基本品性。實際上這些品性已經成了士大夫的代稱。從明之唐伯虎、袁宏道，到清之袁枚、李漁，到今人周作人、林語堂、陳寅恪、錢鐘書，無不屬此，可謂淵源有自，血脈旺盛。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傳統和精神背景中，汪菊生汪曾祺父子出現了，他們正好繼其余脈，成為了中國末代士大夫。
摩羅說，汪曾祺作為一個在蜜罐里腌漬太深無從發育的精神嬰兒，面對這樣“污濁而混亂的時代”，顯然無力自處。
摩羅的結論就是，如果一個作家描述生活不是為了超越生活，而只是為了遺忘生活、取消生活，那無疑是一切恐懼中最大的恐懼，一切悲劇中最大的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