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梁山泊究竟在哪里?
梁山泊究竟在哪里?回答這一問題,既簡單又復雜,至少包含以下四個問題,今天的梁山泊在哪里?歷史上的梁山泊在哪里?宋江的根據地在哪里?人們心里的梁山泊在哪里?
今天的梁山泊在哪里?作為一個地理問題,回答起來可以很簡單。梁山泊在山東省濟寧市梁山縣,其遺存水域在魯西南的梁山、鄆城、東平等縣間。
我們腳下的梁山,只是一座不高的小土丘,既不雄偉,也不險峻。站在土丘上舉目四望,并不見什么滿目蘆花,茫茫煙水,更別說什么“山排巨浪,水接遙天”了,映入眼瞼的,只有平疇四野,村落炊煙。不知道原來的“宛子城”、“蓼兒洼”什么樣,土丘上確有“聚義廳”、“忠義堂”、“黑風口”、“斷金亭”、“宋江馬道”等山寨景點。不過,這些山寨都是“山寨”版。
歷史上的梁山泊在哪里?是一個史料問題,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查資料。北宋時期沒有山東省,更沒有濟寧市。《水滸傳》中柴進對林沖說,梁山泊是濟州府管下的一個水鄉。這個濟州府在大宋帝國版圖上隸屬京東西路。“梁山泊”(也稱“梁山濼”)這個名稱最早見于《資治通鑒》:后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黃河潰決,“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宋史·卷九十一》)各方史料證明,北宋晚期,梁山泊的水域最闊、水勢最大。
金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因“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金史·食貨志》)。千年以降,由于黃河多次決口改道,加之泥沙沉積,“八百里水泊”早已不復存在,梁山周圍的遼闊水域變成了廣袤耕地,真可謂滄海桑田。關于梁山泊的變遷,《辭海》的注釋比較權威,梁山泊“本系大野澤的一部分,五代時,澤面北移,環梁山皆成巨浸,始稱梁山泊。
從五代到北宋,多次被潰決的黃河水灌入,面積逐漸擴大,北宋熙寧以后,周圍達八百里。入金后河徙水退,漸涸為平地。元末一度為黃河決入,又成大泊,不久又涸。”在梁山泊水勢全盛時期,一些文人墨客來此泛舟暢游,飲酒賦詩。北宋詩人蘇轍詩云:“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塵泥污車腳,莫嫌菱蔓繞船頭。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游。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梁山泊》)蘇轍在詩后留一短注:“時議者將干此泊以種菽麥。”這其實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編造的一則政治笑話:“王荊公(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一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邵氏聞見錄》)
宋江的根據地在哪里?則是一個文學或學術問題。應當說,宋江“史有其人”。據聶紺弩先生考證,《宋史》中如《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都曾提及宋江。不過,在這些史料中,宋江是“淮南盜”,且行蹤不定,時而淮陽,時而京東,時而江北,時而齊魯,時而河朔,并無根據地,只是“流寇”而已,最后被張叔夜在海州擒獲歸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史料沒有一處提到梁山泊。
在宋末元初的話本與筆記中,如龔開(圣與)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其中數人出現在后來的《水滸傳》中,如盧俊義、燕青、戴宗、穆弘、張橫等。作者對這六人的描述,名下都有“太行”字眼。即使以《大宋宣和遺事》為依據,同樣充斥著矛盾,其中就有“上太行山梁山泊落草為寇去了”的說法,從今天的地理來看,太行山與梁山泊相距將近千里。
楊戩是北宋末年權奸之一,從其“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始,到“宣和三年,戩死”為止,此人曾有這樣一項“政績”:“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度地所出,增立賦租。梁山泊,古巨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宋史·楊戩傳》)注意其中的時間界限,從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宋江在梁山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包含在這一時期,比如武松打虎在政和年間,排座次在宣和二年,受招安在宣和四年。
也就是說,《水滸傳》中的梁山事業蒸蒸日上之際,《宋史》中的梁山泊,卻在朝廷的正常管轄之下,朝廷官員還在巧立名目盤剝和榨取梁山泊資源。此時的梁山泊不僅沒有宋江,連其他強盜也沒有。正因如此,所謂宋江等人在梁山泊的根據地建設,不過是施耐庵的文學虛構而已,換句話說,梁山泊與宋江根本沒有任何關系。不要小看了文學作品潛移默化的作用。
宋江等人的故事,在元雜劇中成為常見話題,加之明代文人的加工與創造,最終形成了《水滸傳》這部小說。此后的人們,由于深受《水滸傳》的影響,不由分說將宋江與梁山泊聯在一起,如同人們往往把《三國演義》當作三國歷史一樣,誰要指出宋江與梁山泊沒有關系,似乎倒缺乏常識。
人們心里的梁山泊在哪里?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這要從一則史實說起。清初有一位官員,名叫曹玉珂,陜西富平人,“政尚廉平”,“為政有循聲”,大約算個清官。即使在當時,宋江等人是否梁山好漢?梁山泊又在哪里?也存有異議。康熙六年(1667),曹玉珂調任壽張,上任之初,就對梁山地理做了實地考察,并寫了一篇《過梁山記》。與我們初登梁山時一樣,曹玉珂此前對梁山的種種認識,也是來自《水滸傳》。
不過,曹玉珂處事極有見解,他對《水滸傳》的情節就持有疑義:“往讀施耐庵小說,疑當時弄兵潢池者,不過數十百人耳。宋勢雖弱,豈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蕩平。”他認為,《水滸傳》把宋江等人描寫的“賊勢浩大,不可抵敵”,應該是“作者譏宋失政”,故意夸大其詞,“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無者。”至于史書對宋江有零星記載,他認為,宋江等人之所以成為朝廷心腹大患,也許由于梁山泊之特殊“地利”。他想像,梁山“必峰峻壑深,過于孟門、劍閣,為天下之險,若輩方得憑恃為雄。”然而,一當他登上梁山,眼前境況卻大出意外——“瀏覽其山,塿然一阜,坦首無銳。外有二三小山,亦斷而不聯。村落比密,塍疇交錯。居人以桔槔灌禾,求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險無可恃者,……”
他可能對這種走馬觀花式的調研不放心,于是深入群眾了解實情,從而深化了感性認識,一是梁山地理“險不在山而在水也”。二是當地父老對梁山舊事如數家珍不過“多與《水滸傳》合”。曹玉珂對其說法并不全信,“聞之否否”而已。旁邊一位“圍觀者”的議論引起了他的注意:“道君(宋徽宗)用朱勔、高俅之徒如恐不及,若輩又各進其黨,擯賢棄才。道德詩書之儒隱泉石,而肥豚強毅果敢之夫,不安貧賤,復用刑辟,相率揭竿。”他似乎在分析宋末動蕩的社會原因,即“官逼民反”。接下來,他又揭示了社會動亂的某些規律:“梁山之泊不在鳥道沮洳,而在乎象魏闕庭。”這個說法很接近金圣嘆的觀點——“亂自上作”。因此,“俅、勔柄用后,平川曠野無地非梁山之泊。”在他看來,梁山泊只是一個符號,一個標志,只要社會惡化到一定程度,不一定非有華山之險、泰山之雄,“平川曠野”到處都可成為“梁山泊”,用現在的話說,到處都有反抗的民眾,到處都有革命的火種。
正如黃山谷(庭堅)所指出:“險易之實關人心,不關山川”。真是振聾發聵、入木三分!“梁山泊”不在高山大川,而就在人們心里。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