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腦子進水，主要是軍部腦子進水。
而比軍部更腦殘的，是日本陸軍和日本海軍。尤其是日本陸軍中的關東軍，這家伙是日本腦子進水的始作俑者。
前面是關東軍帶節奏，后面是陸海軍跟著蠢，最后是軍部死命往大本營注水。于是，整個日本也就腦子進水了。
愚蠢就像潑到馬路上的一盆水。它一定要“攻占”所能遇到的全部智力洼地。凡是不應該干的事情，每件必干；凡是應該干的事情，一件不干。
但是，難道日本就沒有精英嗎？
某個人腦子進水，也就進水了。但，日本精英總該清醒吧。即便一個、兩個腦子進水，也不能整個精英集體腦子進水吧？
原因是最蠢的一伙人決定了整個日本的智商上限。所以，日本精英只能跟著蠢。
雅普雅普島的傳統，是大小事情都考吹金喇叭決定。誰的金喇叭吹得響，就聽誰的。島上總共3000個人，就4個人買得起金喇叭。所以，大事小情肯定是這四個人說了算。
這4個人是富人，而其他2996人是窮人。所以，雅普雅普島的傳統是富人統治窮人。
而雅普雅普島的傳統卻在日本吊詭了：你們4個富人可以隨便吹，吹得好，那我們2996人就聽你們；吹得不好，那我們2996人就殺了你們。
濱口雄幸、犬養毅，這兩個人可是日本首相。而結果呢？因為喇叭吹得不好聽，隨即就被干死了。在這種局面下，精英還能有啥作為？
日本精英為什么混得這么慘？
一個趨勢是普選權。1925年，日本的成年男子獲得了普選權。民意也就有了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可能。簡單說，其他2996人雖然買不起金喇叭，卻也有了喇叭。而喇叭就是手中的選票。精英能吹、大眾也能吹，而且還能吹得更響。所以，精英的喇叭也就不那么嘹亮了。
一個傳統是君主制。與普選全配套的，是議會和內閣。你們2996人可以有喇叭，但只能吹喇叭、選議員。議員再到議會共商國是。等商量好了，再讓內閣和政府去執行。但，這么操作，肯定沒天皇什么事了。于是，天皇與軍部合謀，直接架空了內閣和議會。所以，精英的喇叭能不能吹得響，必須要看天皇和軍部的臉色。
但，天皇說到底，也就一個人。所以，最后說了算的只能是日本軍部。
到這個時候，金喇叭既不在民眾手里也不在精英手里，而全在軍部手里。而軍部主要是日本的武士階層。在明治維新之后，這伙人變身成了日本軍隊和軍部。軍隊也算來自基層，與民眾的關系要比議會和議員更近。所以，你也可以說軍部代表了民眾。在當時，軍部的情緒和想法，跟日本民眾大體不差。
1931年，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這時候，日本精英是啥反映？
日本內閣大驚失色。
1922年《九國公約》，明白規定了“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1928年《非戰公約》，清楚規定了“禁止締約國以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手段，用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
然后，你關東軍竟然搞出了一個九一八事變，這是公然踐踏國際秩序。日本這么玩，以后還怎么在國際社會混？
但是，內閣的意見有用嗎？
沒用。
日本軍部拒絕讓步，而且還放出狠話：內閣敢反對，軍部就讓內閣倒臺。軍部就是這么硬。同時，日本老百姓也背后站臺了。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民眾立即上街游行，表態支持關東軍。這就是民意洶涌。
那日本天皇呢？
軍部與老百姓一旦合謀，那就誰也擋不住。議會擋路、殺議會，天皇擋路、廢天皇。所以，天皇也不敢理性了，只能含糊其辭地說不要擴大。
你可以說關東軍綁架了軍部。巔峰時期，關東軍有120萬人。而且，戰力最強、裝備最好，被稱“日軍之花”。所以，關東軍對軍部，就形成了“下克上”的博弈關系。本來應該是關東軍聽軍部的。但因為關東軍勢力太大，所以現實成了軍部要看關東軍的臉色。
但是，關東軍就沒有精英嗎？難道關東軍的領導層可以不講政治？
關東軍領導層講不講政治，根本不重要。
因為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兩個下級軍官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策劃的。得手之后，才向關東軍本部匯報；得到匯報之后，關東軍本部才向東京大本營匯報。所以，“下克上”不僅存在于關東軍與軍部之間，而且也存在于關東軍內部。
所以，當時日本的組織運行過程就不是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而是指頭決定手臂、手臂又決定身體，最后身體還能決定大腦。天皇和內閣只是扮演了給關東軍擦屁股的角色。
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權力運行一直陷在這種“下克上”的邏輯之中。
1936年，日本軍部和日本內閣終于達成一致。這算是日本精英發揮些許作用，起碼摁住了軍部這頭猛獸。但是，這個一致也僅是一個連次優選擇都算不上的決定。
軍部和內閣主要達成了三個基本共識：一個是保持亞洲大陸均勢；一個是抵抗蘇聯；一個是南洋擴張。
軍部一定要出去打架，日本內閣根本攔不住。所以，既然要打架，那就需要有個章法，不能上了光明頂就把六大派和明教捆在一起揍。
這三個基本共識，一是可以平衡北上派和總體派，對蘇聯要擺出進攻架勢、對英法美也不能認慫；二是可以平衡日本陸軍和日本海軍，陸軍負責搞定蘇聯、海軍負責擋住英美。
但，保持亞洲大陸均勢呢？
無論是南下還是北上，日本都不能進攻中國。因為一旦入侵中國，日本寶貴戰爭資源就會耗在中國戰場。
但問題是日本的組織運行模式，一直就不是由大腦決定，而是由指頭和胳膊決定。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了。
不能陷入中國戰場，這是日本軍部也同意的事情。所以，盡管華北駐屯軍蓄意挑起了七七事變，那日本大本營也應該將其定性為“擦槍走火”，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日本內閣卻出幺蛾子了。
1937年6月出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麿，比日本軍部還左，事變之后竟然聲稱：與中國打持久戰也在所不惜。而且，這家伙還言行必一，立即從本土向中國派了三個師團。
這時候，日本軍部呢？
內閣僅是偶然左，趕上了二貨首相，真沒辦法。而軍部則一直左。打小仗、軍部小開心，打大仗、軍部大開心，只要打仗、軍部就開心。于是，七七事變演變成了全面侵華。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就一直處在糾結之中，然后糾結著不斷向中國增兵。之所以糾結，是因為日本有兩個矛盾死活無法解決：
一個是重回國際社會和軍部窮兵黷武的矛盾。
內閣一直想重回國際社會。對于這一點，軍部只能說不關心，卻說不上反對。因為畢竟是文明社會、大家要講規則。但，英法美接受日本回歸的前提是：你日本不能耍流氓。《九國公約》《非戰條約》都被你破壞了。既然現在想回來，那就遵守吧：可以不追究你發動戰爭的“刑事責任”，但落實民法上的“恢復原狀”，總不過分吧。而這就要求日本必須改變窮兵黷武的一貫調性。但這么干，日本軍部肯定不答應。軍部的存在價值就是戰爭，不打仗了，還要軍部干什么？恢復原狀，是退出山海關還是退回鴨綠江？到手的肥肉再吐出去，別說軍部，就是日本老百姓也不答應。
另一個是北上打蘇聯還是南下打英美的矛盾
1936年確定了三個基本共識，即北上打蘇聯、南下打英美以及維持亞洲現狀。第三點肯定沒指望了，因為已經全面侵華。
但是，僅剩下的前兩點也有問題。到底哪個先、哪個后？這就涉及到陸軍和海軍之爭了。北上打蘇聯，海軍地位下降；南下打英美，陸軍地位下降。海軍和陸軍就是日本天皇的兩房媳婦。而在家產不變的前提下，兩房媳婦的最佳策略都是把對方孩子毒死。所以，海軍和陸軍的矛盾也就不可調和。自己人整自己人往往比敵人還要狠。
糾結怎們辦？
只能開會。但是，天天開會、天天吵。最后還是先看現實問題：中國咋樣了？中國還沒投降。不投降、就增兵。所以，全面侵華的規模越來越大。日本的戰爭資源也就越來越捉襟見肘。
日本打中國就是大人打小孩兒：日本不僅打了中國而且搶了資源，實現了所謂的以戰養戰。但這種想法純屬《孫子兵法》看多了，然后臆測歷史。
以戰養戰，也就春秋時代的貴族戰爭中才能實現。春秋以后，以戰養戰就是在做夢。華北和山西的敵后戰場，堪稱日本軍人的噩夢。日本新兵寧愿去中國南部打仗，也不愿去華北搶劫。因為戰后統治比戰場打仗的死傷更重。你看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形勢，就明白日本在中國會是什么德性。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可沒有強有力的政黨和政權，而中國的敵后戰場可是有組織、有根據地的。
日本權力的核心樞紐，是日本軍部。
日本天皇，在軍部面前也就那么回事。甚至，日本天皇都不如晚明皇帝說話好使。明朝皇帝還有太監和錦衣衛幫襯著，而日本天皇則是一個人面對整個軍部。軍部打著忠于天皇的旗號，啥都敢干、也啥都能干。
而精英的日本議會和內閣，也早成了擺設。甚至，在軍部的高壓之下，日本內閣不僅沒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完全解讀不了國際社會。
實際上，解讀國際社會的責任應該在實權派的軍部手中。所以，你只能說軍部和內閣一起蠢，或者說內閣被軍部帶著一起蠢。
1938年，希特勒向日本投來了橄欖枝。日本終于在國際社會上找到了新朋友，于是準備聯手德國、暴揍蘇聯。
但是，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了。
隨即，日本平沼內閣立即辭職，原因是“歐洲發生了難以理解的事情”。就這智商，還怎么指望日本內閣解讀國際社會？
蘇聯肯定打不成了，日本還把英美徹底得罪了。
1939年7月26日，美國照會日本：廢除兩國通商條約，六個月后正式生效。而美國一直是日本戰略物資的最大供應商。所以，美國斷供，日本就得斷血。沒有戰略物資還拿啥打仗？
但是，鬼子變本加厲了，正式上演外交神操作：外相松岡洋右積極攛掇德日意蘇四國同盟，準備聯手暴揍美英。
一會兒要暴揍蘇聯、一會兒又要盟約蘇聯，軍部和內閣這么玩，連天皇都看不下去了。裕仁天皇甚至親自出面，勸說近衛文麿別跟英美鬧翻，四國同盟搞不得。但是，近衛不聽，非要搞。
近衛內閣腦殘到這種程度，軍部自然高興。因為軍部一直腦殘，所以只要打仗就開心。所以，這時候，日本軍部也肯定不會殺首相、更不會拆內閣。于是，整個日本一起放飛自我。
但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發動巴巴羅薩計劃、開始暴擊蘇聯。
希特勒先跟蘇聯結盟、再對蘇聯開戰，這套組合拳瞬間就把斯大林打到蒙圈。但同時也把盟友日本給打蒙圈了：納尼，你們西方人還能這么操作？
于是，第二次組閣的近衛文麿，立即招架不住。但是，你也不能全怨希特勒。因為在這之前，近衛內閣已經人格分裂。
一邊是首相近衛大人探索修復日美關系，而另一邊卻是外相松岡大人積極修好蘇聯、攛掇四國同盟。
而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后，外相松岡洋右竟然也人格分裂了。
在6月30日的聯席會議上，本是親蘇派的松岡洋右，竟然改變立場，主張立即北上進攻蘇聯、一刻也不能等。
對外解讀不了國際社會，在內還要人格分裂，這還怎么玩？沒辦法，只能開會。
在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上，近衛文麿放出狠話“不惜與英美一戰”，要全力進攻東南亞。也就是說日本準備南下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打美國肯定死路一條。陸軍說再等等，等蘇德戰爭出了結果再說。而海軍卻說等不了，石油就夠用四個月。兩伙人誰也說不服誰。
于是，這次會議就開成了一團漿糊。而最后唯一明確的意見，竟然是全力進攻中國。這跟中國有啥關系？
那么，到底是南下打英美還是北上打蘇聯呢？最后應該是陸軍意見占了上風，即視歐戰形勢再定。
御前會議算是日本的大腦，各抒己見之后定下一個調子。而這個調子就是等，視歐戰形勢再定。但是，日本的大腦不僅早蒙圈而且不重要。因為胳膊和指頭們自有主張，關鍵是也沒法讀懂大腦是咋想的。
內閣解讀不了國際社會，軍部也解讀不了御前會議。
對于這次御前會議，軍部居然給解讀成了全面開戰，第二天就下達了全面備戰的指令。海軍在這個時候制定了偷襲珍珠港的計劃。陸軍更彪悍，還制定什么計劃啊，直接下令進攻印度支那。
軍部還能這么玩，內閣當即就暈菜了。首相近衛文麿和外相松岡洋右開始慌了，趕緊各種勸：你們軍部不能這么莽撞，再等等，等我們先跟美國談談。但是，根本勸不住。
這倆人始終沒弄明白誰是日本老大：在日本，是軍部說了算；而內閣只有跟軍部意見一致，才是內閣“說了算”。
既然勸不動軍部，那就只能勸美國。甚至，近衛文麿傳話給美國，要親自與羅斯福當面談。但美國讓日本先拿出一個框架協議，總得保證從中國退軍再談吧。
看來美國對咱們中國是真心好，這時候還關心日本侵華的問題。實際上，這就是鬼扯。美國最擔心的是中國扛不住了，然后投降了。中國一旦投降，上百萬侵華日軍全部南下東南亞，這誰能招架得住？這跟美英關心蘇聯一樣，斯大林被希特勒打跪了，那希特勒接下來會干啥？
但是，從中國撤軍，近衛文麿說了不算。軍部死活不同意。所以，日美之間就沒法談。
這時候，內閣和軍部的意見出現分歧了：內閣要談判、軍部要打仗。那么，結果會怎樣？結果就是近衛內閣直接倒臺，日本換內閣了。
這可是在打仗啊！
日本內閣就一直這么換來換去。連左到極致的近衛文麿都當了三回首相。鬼子已經不是腦子進水的問題了，而是一直在開國際玩笑。不明白這一點兒，你看美國就行了。總統任期兩屆，而羅斯福卻當到第四屆，最后死在總統任上。世界大戰都打起來了，還怎么換總統？
而日本內閣之所以各種換，就是因為軍部。既然這樣，那就不換了，直接讓你們軍部組閣好了。于是，東條英機成為新首相。
東條當上首相之后，天皇也沒法再忍了，直接找東條這個老陸軍攤牌：你們軍部再這么折騰，那我這個天皇肯定完了，我完了、你們陸軍也完了。到這個時候，東條才算恍然大悟了，跟美國的談判不能停，仗也不能這么打。
于是，東條內閣終于拿出底線：25年內從印度支那和中國其他地區撤軍，僅保留滿洲。這種讓步，也就東條英機敢說，因為他能壓得住軍部。
這時候，美國已經破譯了日本的外交電文，知道在12月1日前談不攏，日本肯定開戰。但是，得到情報的羅斯福卻耍滑頭了。他的意思是能拖多久參戰就拖多久。
美國也準備了個方案，大體意思是美國不管中國的事了、也允許日本在印度支那駐軍，但日本不能在東南亞搞事情。只要日本保證不擴大事態，那就恢復石油出口三個月。
羅斯福這就是準備把中國賣了。所以，中國肯定不答應。同時，一直以世界霸主自居的英國，也不答應了。丘吉爾直接發來電報，說我大英帝國即便丟了香港和新加坡，也不愿意在這樣的條件下茍活。
這時候，我們需要明白美國和英國關于世界的想象：美國雖然理想滿滿，但還沒想當什么世界霸主，而對于國際秩序說不上關心也收不上在乎；英國卻當了上百多年的世界霸主，一戰后的秩序就是這家伙建起來的，所以對于國際秩序不僅關心而且在乎。因此，對于日本的提案，美國能接受，而英國死活不能接受。
丘吉爾反對、中國也反對，羅斯福就不敢輕易做主了。于是，美國就把方案撤了回去。但這個小動作，立即把日本軍部給刺激了。
日本軍部認為美國就是要耗光自己的石油儲備，然后再揍自己。所以，日本的最優決策只能是先下手為強。
但這也是借口。因為軍部就一直想打仗，陸軍和海軍更是沒想閑著。
而天皇和東條呢？這兩個人再怎么冷靜和理性，也沒用。因為羅斯福這么一刺激，他倆人已經壓不住自家軍部了。
那日本軍隊呢？軍隊高層不能一點兒政治也不講吧？
問題是7月2日御前會議之后，軍部認為這就是要打仗了、打仗就是政治。于是，海軍制定了偷襲珍珠港的計劃，陸軍發出了作戰指令。隨后，上百萬人立即行動起來。這時候，突然叫停，幾乎不可能。
到羅斯福搞小動作的時候，日本海軍已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差一聲令下，然后馬上偷襲珍珠港、與美國開戰。
那海軍高層呢？
軍部并不考慮是打是談的問題。在軍部看來，打仗是鐵定的。所以，軍部主要考慮能不能打贏。軍部都是這個態度，那海軍高層只能比軍部還左。
山本五十六不是傻子。這家伙鬼精得很，他知道跟美國開戰的勝面不大。但是，偷襲珍珠港這個計劃太好，不拿出去秀一秀，太可惜了。萬一美國認慫呢？萬一希特勒把蘇聯占了呢？萬一歐洲鬧得天翻地覆，折騰個四五年，那東南亞的橡膠和石油不就有了嗎？
所以，海軍高層更不會從政治層面考慮戰爭，而是把戰爭當成了體育比賽：贏了才是王道。
山本五十六對日本軍部說：“如果日本有天佑，夏威夷作戰肯定成功，如果中途失敗，也就是說沒有了天佑這一條，放棄整個作戰就行了。”
你這是什么鬼話？打贏了，就是天佑日本；打輸了，就不承認有什么天佑了。
而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大將的答復，則堪稱神級的腦子進水：如果山本有這么樣的自信就照他說的去做吧。
啥意思？山本是個好運動員，既然他這么自信，那就讓他上場比賽吧。
我們看待戰爭，最好懸置道德，而把戰爭當成一場體育比賽，然后分析戰略戰術的精妙。但，這是自后視前的我們。身臨其境的政治決策者，能這么想嗎？能把戰爭當成體育比賽嗎？
1941年10月，山本五十六指揮聯合艦隊在鹿兒島灣搞了一場演習。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就指揮聯合艦隊在珍珠港搞了一場成功的偷襲。
在這場體育比賽中，日本完勝而美國完敗。但是，從此之后，日本不可避免地跌向了萬丈深淵。
日本為什么突然跟美國開戰？
我們從日本為什么“腦子進水”這個角度永遠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在用理性人假設的模型，來分析國家決策。
理性人權衡利弊，然后做出了最佳決策，以求獲得利益最大化。但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再到三國軸心、攛掇四國同盟，最后到與美國開戰，日本是理性人的操作嗎？
根本不是。
所以，理性人的分析模型，我們就不能用。用這個模型，你根本無法理解日本，而只能說它是腦子進水。
那么應該用什么？
用組織過程模型。即：一個國家是由不同部門組成的，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職權范圍、工作程序、行事邏輯、辦事風格甚至部門利益。而最終的決策，不是由某個人或某個最高部門乾綱獨斷的，而是很多部門的分散決策匯總涌現出來的。
日本就是天皇、內閣、議會、軍部、陸軍、海軍、關東軍和聯合艦隊這些部門組成的。而日本的決策，也是這些部門在混亂斗爭和爾虞吾詐中涌現出來的。這個過程中，還要加上日本民眾的普遍不理性和群情激憤的內在底色，以及國際大環境的外在背景。
決策，不是一個理性過程，而是一個涌現過程。但日本這家伙的組織過程，卻奇葩到了極致。而這種奇葩也是有原因的：
一個是以下克上。這就是不是從決策到行為的上行下效，而是從行為到決策的自證成。關東軍占了東北，然后大本營趕緊追認；華北日軍挑起七七事變，近衛內閣立即全面侵華。這個組織過程，也是封神級別的特立獨行。
一個是放飛自我。人是理性的還是情緒的？這是沒法回答的問題。因為人是復雜的，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情緒的成分，僅是在不同情境下的權重不同。國家也是如此。一戰后的國際秩序，就是一個情境。而在這個情境下，日本沒法不理性，憋足了勁要掀了英法美的桌子。經濟危機后，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農民普遍破產，把女兒送到南洋做皮肉生意、把兒子送到中國東北刀尖舔血。所以，關東軍就是日本最不理性的一伙人。加之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日本一直情緒上放飛自我。
一個是歷史記憶。甲午中日戰爭，日本賭國運，賭贏了，然后成了東亞一哥。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賭國運，又賭贏了，然后成了世界列強。全面侵華，如果僅是打仗，這都不算賭國運。中國雖大卻是一個農業國，日本雖小卻是一個工業國。工業國打農業國，就是吊打。日本與美國開戰才是賭國運。前兩次都賭贏了，這一次怎么就賭不贏？而從日本自己看來，打贏甲午戰爭是皇軍威武、打贏日俄戰爭是大和威武，打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那么，打美國為什么打不贏？這就是歷史記憶在作祟。
以下克上的運行邏輯、放飛自我的情緒權重、歷史記憶的慣性使然，日本的整個決策過程，也就成了“腦子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