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是咱們的“官方語言”，所以百通。
古代可能沒有普通話，但問題是，古人也是有“官話”的，其實和現代一樣，不同地區的古人交流，沒有咱們想得那么艱難。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歷史長達數千年，從北方中原再到南方沿海，出過的政權也是非常之多。
所以在大數據的層面上，就決定了“官話”的多樣性，特別是五代十國這種政權林立的朝代，從南方到北方，官方語言都是不一樣的。
其實這種現象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盛行，周天子有沒有進行以周王室為核心的官話傳播，不得而知，但隨著諸侯割據嚴峻，各地諸侯為了提高文化的保護性，實行了以諸侯國為核心的官話宣導，所以后來秦始皇苦哈哈地“書同文”，為的就是改變這種劣勢。
自秦第一次大一統，并且在文化上出大力把七國變成一個整體，官方政府對于語言便有了重視。
在漢代，漢政府不反對地方方言，但最基本的，當官的、讀書的、做大生意的，你最起碼一定要會“官話”，不然的話，做什么都是輪不到你的。
漢代的“官話”名為“洛語”，所謂洛，就正是洛陽。河南洛陽是個偉大的地方，孕育了中華文化的基礎，而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從那個時候開始，文化最強的洛陽，就以洛陽當地的語言為“官話”，對整個中華大地進行輻射。
其實對于官話的認知也是很有趣的，如果中央政府強大，那么官話的主導性就強，反之則是弱。
而在漢代，一般來說，高級官員是一定要會“洛語”的，說通透一點，那就是一定要會洛陽話。
雖然定都長安，但是統治者們一開始并不怎么講陜西話，說的都是洛語。
定下了這個基調，那么一個貴族家庭的孩子讀書，就必須要學“洛語”，具體是怎么學的，已經不可靠，但在漢代等同于“禮部”的一些部門中，就有專門考核洛語的官員。
這屬于是較為冷門的冷知識了。
學洛語，說洛語，寫漢字，漢代人其實交流起來也不難搞，縱觀大秦的書同文，就會覺得高深，秦始皇的手段不是沒有目的的，反而對后世的影響很深，甚至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某種層面上來看，就是為了完成這種文化上的統一。
在漢代都是如此，更不說后來的朝代。
漢代暫且是沒有科舉的時代，選拔人才的方式主要是“任人唯親”，寒門士子想跑到京城當官，那就是想都不要想。
但這樣也決定了當官人的出身和文化底子，要說讓他們講兩句官話，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所以越是階級固化的時代，反而對于統治者來說越輕松，沒有那么多地方上來的方言大神，說的話大家都聽得懂。
在漢代以后，古代語言受到第一次大沖擊，乃是“南北朝”之際。
高度密集的胡漢交融，胡漢政權的先后建立，讓國家語言變得豐富，也復雜。
這個時候不要追求官話與否了，只要能保證自己治下的語言統一，那就算是很有本事了，當然啦，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其實還是傾向于講漢家官話的，但是孝文帝不多，也就那么一個。
到了唐代，這就是個語言問題極其突出的時代。
禮部在唐代正式出現了，科舉也是，寒門士子大量上升，只要肯讀書，即便是耕田的，也有出頭日。
舊的貴族集團官話說得好，但是做人做事不行，統治者想要平民百姓，而越是這樣，地方的學子就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數出身貧寒，說的也是地方方言。
那么該怎么解決呢？
其實也好辦，科舉不是一步到位，直接到京城考試，而是需要“三步”，從小地方，再到地方，再到京城，唐代的科舉不是自己閉門造車，也是需要請老師的，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講，窮得飯都沒得吃的人，要科舉，那也是不現實。
既然請了老師，對于老師有一個最大的要求，那就是必須要會官話，除非說這老師教育水平極高，說著方言忍著忍著也就算了，但不可能每個人都水平極高，所以要會官話。
層層學習，層層進步，不說融會貫通，但最起碼已經能說能聽，而且口音還不強，這樣一來，成功熬到殿試的這波人，語言能力是很強的，進士者，是要和皇帝一同參加櫻桃宴的，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這可不是一個說著粵語的功名者在長安城亂跑。
但有的問題能解決，有的問題卻不能。
在唐代，胡人官員也不少，不僅是胡人，還有外國人，這些人的方言倒真是成了問題了，所以唐代一般都有翻譯，唐朝鴻臚寺，在當時還養了一批翻譯官，為的就是解決外交語言問題。
不過這些外國人也爭氣，自己慢慢也學會了長安官話。
這種現象和現如今是一樣的，一樣有很多不懂中文的外國人，也一樣有很多懂的。
唐代之后，是五代十國，這個時代較為紛亂，政權太多，各地語言紛紛自立，局面一度回到春秋戰國時期一般，可能大家都會幾種話，但可以說的，也就只能是這一種，這種文化戰爭的手段，是為了什么自然不用說了。
所以到了宋代，皇帝主張文人們一定要搞定一個問題，那就是官話。
也是自這個時候起，官話越來越以京城所在的地方語言為基礎而傳播。
宋代的都城是在開封，嚴格來講也是屬于“洛語”的誕生范圍，所以宋代的官話也等同于“復古運動”，而和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傳播方式更廣。
當年王安石大搞基層教育，把學校下放到了地方，雖然達不到義務教育的規模，但是的確做到了，讓那些耕完田的孩童，也可以順道來聽聽教書先生說故事的程度。
而宋代的“學前教育”也出現了，平均受教育年齡大大縮短，這種大普及，決定了宋代官話的廣泛性，除了時代滯后所造成的部分地區人語言依舊不通以外，絕大部分人都會官話，可能不會寫字，但一定會一點官話。
所以宋代的中央官員，很少說有不會官話的，即便是地方的官員進京面圣，也是會說的，區別只是在于有沒有口音。
千萬要注意，有口音不是不會，和不會完全是兩個概念，即便是有口音，但最起碼能說出來。
而在往后的時間里，中原大地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變革，語言普及問題也是一次又一次，在明代起，漸漸形成了以北京核心的“官話”，也是從明代開始，奠定了咱們國語乃是“普通話”的基礎。
但因為每個時代的情況不同，所以語言仍需要調整。
比如戰亂之時，那么天下不同的語言地區就會紛紛抱團，從而和主流文化脫軌，其實咱們現代的普通話，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完成普及，而完成這項重要任務的，就是義務教育。
總而言之，對于每一個時代的初期來說，官話的普及都是必然的。
而在清代中，因為統治者乃是滿族的緣故，在語言上曾產生很大的分歧，首先是滿清統治者先一步步熟悉普通話，然后再以此擴張普通話的傳播。
而乾隆當年常常抱怨方言太多，這也和清代的科舉制度有關，清代的舉人是可以替補為官的，有一些地方官員就是舉人出身，但他們沒有去過京城，政治能力卻很強，所以就造成了到了北京說話口音很重，甚至不會普通話的原因。
不過在清朝的中后期，這種現象隨著社會的進步慢慢扭轉，早也沒有當時乾隆所表示的那么夸張了。
本文原創自“紀元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