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軍事著作，比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講得是什么？都是戰場上怎么排兵、怎么布陣、怎么后勤，還有在這種天氣下你應該怎么做、在那種地形中你應該怎么做。這本書完全不像是軍事家寫的，更像是工程師寫的，全是具體的技術性問題。

中國的軍事著作，比如《孫子兵法》，講得是什么？其中的地形篇、火攻篇也是這種技術性問題，但主要是戰略、戰術這種高度抽象的原則性問題。但是，看這種兵書，真能運籌于帷幄之中而決勝于千里之外嗎？對于廟堂之君和畫策之臣，而且還是那種頂級的，或許有用。而對于臨陣的將軍，用處非常有限。

關羽夜讀《春秋》、杜預注解《左傳》。這兩個人都是武將，他們為什么不讀、不注《孫子兵法》呢？因為沒用，所以不讀、所以不注。

實際上，關羽讀的也是《左傳》。你看一眼《春秋》就知道為什么了。某年某月某家國君來訪、某年某月我家國君出訪、某年某月某家國君被殺，《春秋》記得全是這種東西。關羽就是再好的耐性也讀不進這種歷史大事記。所以，關羽讀的也是《左傳》。

《左傳》既是史書又是兵書。但《左傳》兵書跟《孫子兵法》完全不是一個路子。《左傳》直接記錄戰爭細節，大大小小的實戰案例不計其數。關鍵是這些戰爭的組織部署、攻戰殺守、計劃執行、前線后勤以及動員總結，全都有。更神奇的是還有視角轉換，一場戰爭，先從我方角度說一遍，我們是這么打的；再從對手角度說一遍，我們是那么打的，最后再來一個總結。

所以，打仗拿著一本《左傳》比拿著一本《孫子兵法》更管用。后來，到了明清之際，皇太極、多爾袞這些人估計是看不懂《左傳》了，自然也看不懂《孫子兵法》。那怎么辦？直接拿著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兵書用。

說這么多，主要是講清一個問題，那就是《孫子兵法》不適合當兵書用。

首先是細節不夠、抽象過度。

為什么像老子的《道德經》哪哪都能用，打仗可以用、理政也可以用、經商還可以用，甚至搞辦公室政治也能用。原因就是抽象?！秾O子兵法》，也是這樣，夠抽象所以適用場景才夠多。甚至還有各種倒因為果的解釋：垓下之戰是以多勝少之戰，漢軍至少五倍于楚軍；然后，《孫子兵法》講了“五則攻之”；所以，韓信正是按照《孫子兵法》打得垓下之戰。如果打敗了呢？打敗了，還有“歸師勿遏，圍師遺闕，窮寇勿迫”。韓信輕敵必敗、漢軍驕兵必敗、項羽窮寇就不能追。這就是抽象的好處，不怕你沒得說、就怕你不會說。

其次是不合時宜、作用有限。

《孫子兵法》成書的時間下限是公元前512年，不可能再晚了。而就在公元前512年，吳國進攻徐國，竟采取了水攻灌城的辦法。而公元前455年的晉陽之戰，智瑤也采取了蓄水灌城的辦法。但是，水攻的手段，《孫子兵法》可沒說。成書之時，就被時代打臉。而進入戰國戰爭之后，《孫子兵法》就更沒法用了。戰國戰爭，跟春秋戰爭，完全是兩個路子。前者比賽踢正步、后者非要往死里打。你拿著春秋時代的戰爭經驗總結，去指導戰國時代的戰場實踐，那就是怎么玩怎么死。這就是不合時宜，而接下來便是作用有限，甚至全成了倒因為果。自己一槍打了“十環”，然后拿出《孫子兵法》，對應到某個章節說：你們看，我高不高，就是按照《孫子兵法》打的。

把這個問題說完，接著再說傳統中國打仗是不是主要靠謀略。既然《孫子兵法》都沒用了，那么誰還主要靠謀略去打仗。

把中國歷代的戰爭總結一番，你總能在《孫子兵法》里找到對應的章句。一個原因是夠抽象，《孫子兵法》要是找不到，那就去《道德經》里找，總能找到；一個原因是倒因為果，打完十環再跟《孫子兵法》搞印證，肯定能印證出來。

那么，謀略就沒有嗎？有用，有時候非常有用。但不是那種詭計級別的兵法，而是陽謀級別的戰略。而這種戰略，往往卻需要形勢來配合。所以，你很難總結出一個普遍規律。而就具體的戰爭來說，往往都是實力碾壓。

但這個實力，卻不見得一定是國力。宋朝的國力絕對比西夏、比契丹更強，但宋軍為什么總打敗仗？與其說宋朝謀略失當，不如說實力沒能集中或不平衡?；蚴驱嫶蟮膰]能發揮應有的力量，或是經濟實力太強而軍事實力太弱。所以，最后還是實力不濟。

在《殺戮與文化》這本書中，美國人漢森詳細介紹了西方軍事勝利的秘密，即西方特有的文化。文化也能打仗嗎？接下來再說西方戰爭的特點。

這個特點主要是區別于東方的。西方打仗基本上不講什么謀略，大多數是面對面硬剛。簡單說就是兩軍擺開陣勢，然后拿刀拿槍互相殺、殺到最后一個為止。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西方人就不懂這個道理嗎？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化能夠導致整個系統的戲劇性變化。正是因為原初文明存在的某些微小差異，導致很多事情大相徑庭了。而在戰爭文化上，就表現為東方重謀略而西方玩硬剛。這里先說西方是怎么打仗的，再說原初文明是怎么差異的。

西方也講謀略。但是，這種謀略特別初級，跟中國沒法比。

在西方軍事史上，北非的迦太基人漢尼拔，被稱為戰略之父。就是說這個人特別擅長戰略，所以才把羅馬人打得鬼哭狼嚎。但漢尼拔到底采取了什么戰略？

羅馬人和迦太基人，本來是隔著地中海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打仗。但漢尼拔耍流氓了，他搞了一個大迂回，硬是繞過阿爾卑斯山，跑到了羅馬人的后方。然后，避實就虛、出其不意，在意大利北部重創了羅馬軍團。據說，坎尼一戰就干死或俘虜了7萬羅馬精銳。這就是戰略之父的戰略神操作。

就這么簡單嗎？總是戰略對戰略，就是開地圖炮，怎么說怎么有理。當然也有細節的戰術，即漢尼拔是怎么執行戰略的：一個是漢尼拔在冬季解散了西班牙戰士，讓這些人全部回家、去高消費。等沒錢了，這些人在開春之后全都回來，繼續給漢尼拔當雇傭軍。再一個是李代桃僵，把西班牙雇傭軍派到北非搞防守，而把精銳的北非軍團換到歐洲搞迂回。第三個是爭取法國地區的凱爾特部落的支持，因為搞迂回需要這些人幫忙，起碼得從人家地盤過。最后就是一個臨陣微操作，這個微操作被西方人吹得神乎其神，稱為坎尼模式。實際上，根本沒那么傳奇。簡單說就是中間后撤、兩翼包抄，最后搞殲滅戰。韓信垓下之戰，就是這么打的。但是漢軍比楚軍人多，而迦太基人卻比羅馬人少。

如果大迂回是戰略操作，那么這些就是戰術操作。然后到此為止，這就完了，沒別的了，這就是戰略之父的全部謀略了。戰國逐鹿、楚漢爭霸的戰略戰術操作，可比這復雜多了。

關鍵是漢尼拔折騰了一個大迂回，還是撞上了羅馬共和國的精銳主力。在坎尼會戰中，上陣的羅馬人可不是老弱病殘，而是精銳。光陣亡的高級將領，也就是曾經當過執政官、保民官和財務官的，就有八十多人。所以，與其說是坎尼會戰是戰略取勝，不如說是硬剛取勝。這一戰，就是迦太基人比羅馬人能打。

所以，西方人的謀略也就這樣了。編出故事來，一點兒也不好看。那西方人到底是怎么打仗？就是硬碰硬，要么我殺死你、要么你殺死我，簡單、直接、高效而且暴力。舉例子說一下這群人是怎么硬剛的：

比如馬拉松之戰，希臘的城邦聯軍一萬，波斯軍隊十萬。這是十比一。按照《孫子兵法》，人家叫十倍圍之，這仗沒法打。按照《三國演義》的套路，那就該找個博望坡放把火，或是找座堅城玩死守。

但是，希臘人卻不這么玩，而是把軍隊拉到馬拉松平原，跟波斯人硬剛了。關鍵是平原的周邊全是沼澤地，想跑都沒地方跑。然后呢？希臘人戰死192人，波斯人戰死4500人，馬拉松戰役獲勝。

再比如溫泉關之戰，也就是電影《斯巴達三百勇士》的歷史腳本。薛西斯組織了六十多萬大軍，而希臘人這邊只組織了7000人的聯軍。關鍵是聯軍主力沒能及時殺到戰場，只有斯巴達國王帶了三百人跑到溫泉關干仗了。然后呢？幾天時間，這三百人殺了薛西斯兩萬多人，就是這么硬。

而后來的薩拉米海戰，則是雅典人派出了兩百艘戰船對陣波斯人的一千艘戰船。然后，幾個小時就結束戰斗，波斯人的一千艘戰船全軍覆沒。

而亞歷山大遠征波斯的時候，那就更是懸殊的比分。

公元前331年，在慘烈的高加米拉之戰中，波斯人陣亡五萬、馬其頓人陣亡一百。也就是說，每死一個馬其頓戰士，就要有五百個波斯人陪葬。這種仗，馬其頓人到底用了什么無敵的戰略戰術或神乎其神的謀略嗎？

馬其頓人的所有戰斗，都是高加米拉模式。讀懂這一戰，也就知道亞歷山大大帝是怎么打仗了。因為他只有這一個模式。

首先，兩軍對陣，一面是馬其頓人、一面是波斯人，肯定是波斯人多。

其次，馬其頓陣線緩緩向右、逐次展開，簡單說就是右翼死命前出迂回，擺出一副要從右面回包波斯人的架勢。

第三，波斯人肯定要抽調兵力去保護側翼，馬其頓人往右、波斯人就要往左，因為兩軍對陣左右是相反的。

第四，馬其頓人不斷右翼前出，波斯人不斷向側翼增兵，這時候就會導致波斯人的中央部位出現缺口。部隊就那么多，側翼多了、中間肯定少了。

第五，左翼做軸、始終不動，馬其頓人的左翼不動，那波斯的右面也不能動，甚至還要往馬其頓的左邊殺。所以，波斯人只能從中央抽兵，就一定會形成缺口。如果不出現缺口，你怎么辦？不出現，馬其頓人就不停地右翼出擊，非要讓波斯人出現為止。因為波斯人不能不保護自己的側翼。

第六，只要波斯人的中央部位出現缺口，亞歷山大和他的精銳部隊，主要是伙友騎兵、持盾步兵和長槍方陣的組合部隊，就會立即發動中央突擊，這就是沖擊性作戰。

最后，一旦中央部位被突破，波斯人立即崩潰，波斯的部落兵四處逃竄、馬其頓的職業殺手隨后追殺，戰爭變成了屠殺。

亞歷山大大帝的所有戰役，都是這么打的。而且，就這一招，從來不換。大流士三世知道亞歷山大會這么打，而亞歷山大也知道大流士三世知道自己會這么打。但是，知道了也沒用，兩家就一直打明牌。而且，馬其頓從不搞偷襲、從不夜襲、從不詭計，一直是擺開陣勢然后硬剛。

就在高加米拉之戰前夕，老將帕米尼奧建議亞歷山大搞夜襲，因為波斯人太多。但亞歷山大卻說：我不會用這種偷偷摸摸的方式來竊取勝利。

難道西方人就不懂兵者詭道的道理嗎？不知道，他們只知道面對面硬剛。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所寫：

據我所知，希臘人習慣于以最愚笨的方式進行戰爭。他們互相宣戰之后，便著手尋找最好最平坦的平原，在那里拼個你死我活。戰斗的結果往往異常慘烈，即便是勝利一方也會付出慘重的代價；至于失敗一方，則將面臨全軍盡歿的命運。

西方人就是這么打仗的，那原因是什么呢？

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認為：美國民主得益于三個因素，分別是地理環境、法制和民情。如果給這三個因素排個序，那就是：民情大于法制、法制大于地理環境。

而這種民情實際上就是一種特有文化。西方人的戰爭與他們的文化緊密關聯。而這種文化之所以是這個樣子，則與他們的原初文明的特殊差異密切相關。

西方的原初文明是古希臘、古羅馬。如果認為西方文明有道統，那就是兩根支柱，一根是雅典的理性、一根是耶路撒冷的信仰。而雅典的理性更原初。所以，探討西方的人的戰爭文化，就必須回溯古希臘是怎么打仗的。

在公元前7世紀到6世紀，希臘內部的戰爭就是這種簡單、直接、高效而且暴力的模式。甚至，比后期還要生猛，被稱為“一天戰爭”。

簡單說就是兩撥人或兩個城邦互看不爽了，然后就打一杖。打仗之前要宣戰、要約定地點、約定時間，然后各自準備軍隊。完事之后就要打仗，兩撥人在戰場上一個一個地殺，要么殺到最后一個人、要么有一撥人被殺慫。而戰爭的時間基本就一天，所以才被稱為“一天戰爭”。

為什么會是這種方式？首先是人，戰士都是自耕農或小地主，有私人財政和政治權力的公民；其次是制度，特有的民主制和自由主義傳統；第三，底層則是農耕文明與工商業文明的結合。

這就決定了希臘的軍隊不是雇傭軍，而是公民軍。所以，只要投票決定打仗，那參與投票的公民就會回家抄家伙，然后準備干仗。前面是敵人、后面是家園，所以只能一個一個地殺、殺到最后一個為止。而這就是希臘以及后來西方的民情。這種民情決定了希臘的這種戰爭方式，即簡單、直接、高效而且暴力。

馬其頓人征服了希臘，卻沒有毀滅這種文化，而是將希臘文化發揚光大了。后來的羅馬人，也是按照希臘人的戰爭文化組建了羅馬軍團。而這種戰爭文化一直主導了整個西方，甚至在現代也是如此。

就這一個原因嗎？

這講不通。這么打仗，的確簡單、直接還暴力了，卻未必高效。高效，要求以最少的成本、在最短的時間，獲得最大的收益。你都把人殺沒了，還有什么收益？打敗的，肯定是俎上魚肉。而打勝的，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原因如下：

首先，雇傭軍打仗才會在乎戰場收益，比如波斯人，波斯戰士都是把錢揣在腰包里，然后上的戰場，希臘人不在乎這個。其次，這是希臘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希臘的環境根本扛不住中國式的持久戰爭，搞持久戰不會被打死，肯定被餓死。

希臘人的生活方式是農耕加工商，資源要在整個地中海流動起來，人才能活。你搞個楚漢爭霸式的全面戰爭，然后打個四、五年，那大家等著一起餓死好了。

那么，東方式重謀略的戰爭以及西方式玩硬剛的戰爭，到底哪個更為優秀呢？簡單說東西兩支軍隊碰到一起，誰能獲勝？

馬其頓人和波斯人的較量，已經給出了答案。如果找底層的邏輯，那就是雇傭兵打不過公民兵。

而后期的軍隊組織方式，大多是這種西方式的?，F在各國軍隊的操典，要么是英式的、要么是德式的。這也能給出答案。軍隊要排成密集隊形行進，其來源就是古希臘的重裝步兵。

中世紀的歐洲，分裂得一塌糊涂。但是，伊斯蘭世界為什么沒能掃平這里？跟這種戰爭文化有很大的關系。這伙人太不好惹。

所以，《殺戮與文化》這本書，才會認為說西方軍隊的勝利是西方的文化。這個觀點已經招致了很多非議。用一種規律來解釋歷史，招致非議，是難免的。但我們也沒必要覺得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人家講得有道理，該認就要認，沒必要妄自尊大。

但也到不了妄自菲薄的地步。因為中國也有中國的特點。西方人的這種戰爭文化，在中國幾乎沒法玩。民情不允許是一個重要方面。西方的民主和雅典的理性，是人家所獨有的。是好是壞，都是人家的特色。主要說一些古代中國戰爭的特殊情況。

首先，大秦帝國也有類似于這種公民軍，而秦帝國卻二世而亡了。

秦銳士也是密集隊形，而且也能把對手殺到崩潰。這就是戰場無敵了。而戰場無敵的根本原因，是秦戰國的普遍爵位制。普遍爵位制，相當于給了普通老百姓參與政治的資格。所以，秦軍打仗，根本不用吳起吮疽來激勵，有普遍爵位制就行了。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公民軍。

但是，秦帝國卻二世而亡了。這么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靠這種軍國主義的套路，根本就無法實現統治。這就是原因。

第一，肯定不能把人都殺光；第二，殺人卻無法誅心。你看古羅馬對付迦太基就行了：女人賣為奴隸、成年男人全部殺光、兒童直接閹割，這還不算完，甚至還把人家的土地撒上鹽。勝是勝了，但勝得毫無道義。帝國要有超越性，但超越性必須有道義。所以，羅馬之后再無羅馬，原因就是缺乏這種道義性上的超越性。

第二，兵法可能沒用，但謀略必須要有，尤其是在古代中國。

因為規模不一樣。

大蒙古國橫掃歐亞大陸，為什么被弱到極致的南宋絆住了半個世紀？

蒙古人的手段比西方人還要殘酷，而且不在意是不是玩詭詐。而游牧騎兵的組織優勢和效率優勢，早被成吉思汗開發到了極致。一個一個地殺、殺到最后一個為止，你們西方人可以有。而蒙古人真能給你殺得一個不剩。所以，蒙古西征的時候，西方人也被殺慫了，那種古希臘的戰爭文化也沒能扛住。

但南宋是什么回事？

蒙古人不講謀略，只講殺戮，然后多路齊頭并進、每一路都是主攻。但是，面對秦嶺淮河幾千里的戰線，殺進來可以，但站不住，最后還是要退兵。于是，蒙古人也講謀略了。蒙哥大汗時期，蒙古人搞了一個幾千里大迂回，直接迂回到了云南。最終決定南宋生死的是襄陽之戰。而獻策首攻襄陽的是南宋降將劉整。一旦突破襄陽，蒙古大軍才把南宋滅掉。在中國打仗，不講謀略、只講實力，連蒙古人玩不起。

亞平寧半島才多大地方、地中海沿岸才多少方圓，一條長城就差不多了。而除了長城，還有黃河、淮河、長江。內部山河更是要多復雜有多復雜，千里關中、固若金湯，山西高地、俯瞰天下，江淮平原、河網密布。游牧騎兵可以縱橫華北平原，但是換到江淮平原，就要組建水軍；而換到四川，就要有山地部隊了。一個一個地殺、殺到最后一個為止，能把自己累死。所以，西方人的這套硬碰硬的戰爭邏輯，在中國就沒法玩。所以，在中國的戰場上，真能出現一個謀士抵過十萬大軍。

所以，造成東西方戰爭方式差異的原因，用托克維爾的解釋模型，最合適：一個是地理，一個是民情、一個是制度。

而到底是正面硬剛還是謀略取勝占優呢？看用在哪，也看怎么用，還看到底要實現一個什么目的。

在中國，不講謀略的成本太高，完全不可想象。在西方，特別是希臘時代，正面硬剛最合適，還不耽誤生產生活，一天打完最好。因為地理環境不一樣，特別是規模完全沒法比。

秦帝國和秦戰國可以正面硬剛，但以后的軍隊真心不能這么干了。公民軍才能硬碰硬，雇傭軍憑啥去送死？秦漢以后再無普遍爵位制，歷代中國王朝還哪來的公民軍？

進入現代社會以后，軍隊的組織和戰場的較量，基本都是一種西方式的。但未必是因為西方的戰爭文化古，而是民族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可比古希臘文化強悍多了。在民族主義的民情基礎上，誕生了現代國家?，F代國家則是完全不同的制度模式。這就是民情和制度所決定的。

最主要的一個，是目的。你要是為了實現統治，那就不能玩殺戮。美國獨立戰爭，英國前線將領的一味殺戮，硬是把十三塊殖民地給殺沒了。你要是為了實現勝利，殺戮的手段確實簡單、直接、高效而且暴力。但殺戮完了呢？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最強、最行、最能殺嗎？美國在中東、阿富汗等地的戰后殘局，已經證明了這套邏輯講不通。

歐洲人與成吉思汗第一次交鋒時認為蒙古人都是野蠻人沒有謀略，事實上歐洲的鐵甲騎士裝備精良，即使正面硬剛也不會吃虧，但是在與匈牙利國王糾集的十萬大軍面前，蒙古人只有八萬，而匈牙利國王也并不急于求成，因為還有四萬援軍正在趕來的路上，歐洲聯軍欲匯合后給予蒙古人致命一擊。

但令國王沒想到的是，蒙古指揮官窩闊臺悄悄兵分兩路，只留了四萬駐守，派出四萬大軍又兵分兩路各兩萬于半路截殺聯軍的援軍并大獲全勝后返回，這讓匈牙利國王大吃一驚，驟然發現對面敵軍技高一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聯軍用詭計騙得德軍重點布防加萊，而真正登陸點卻是諾曼底，在登陸前兩軍各種陰謀詭計層出不窮，體現了歐美人高超的戰爭藝術。

但同樣是這群勝利者在朝鮮遇上志愿軍時就被打懵了，他們的謀略遠遠不如志愿軍深，十分被動。在聯合國軍換上李奇微后，這名二戰名將終于發現了志愿軍的弱點，即后勤保障不足只能維持七天的進攻，俗稱禮拜攻勢。志愿軍也確實一度被克制，但彭德懷并未冒進而是進行了戰略性邊打邊撤，這讓李奇微消滅志愿軍主力的戰術計劃未能得逞。彭德懷曾給予美軍極高評價，他說美軍和日軍不同，打不過時立刻撤退而非蠻干，這么做是對的。美軍是中國軍隊建國以來遇到過的最聰明的部隊。

所以不要以為外國人不會用計，世界戰爭沒有一場是傻干硬剛的，都是詭計多端。只不過歐美人的謀略遠不如精通孫子兵法的中國人算計深，所以顯得他們不是在用計謀。事實上即使是海灣戰爭，美國擁有絕對實力，但是如何打好這仗也是經過了周密部署，美軍從來不會不顧士兵生命進行暴力硬剛，在美軍記載的戰爭過程描述中對伊拉克軍隊有非?？陀^的評價，即薩達姆的共和衛隊極其不容易對付，若稍有閃失都會帶來美軍巨大損失，所以每一次戰役前都是反復研究，而不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直接派飛機不停炸就完事了，事情其實并沒有那么簡單，美國也是老謀深算的行家里手。

我是老威，我來回答。

我認為西方人，尤其是歐洲人在作戰的時候，基本都是不講究謀略的，習慣于正面硬剛，中國人喜歡講究謀略，這是由于文化不同造成的。當然也不是說西方人作戰就完全不講究謀略，我們作戰也不是完全不搞正面硬剛，但就因素來說，西方正面硬剛的成分更大，我們謀略的成分比西方更大。

就西方，尤其是歐美文明的起源來說，他們起源于古希臘文明，而古希臘文明是一個工商業文明，這種文明體系下，正面硬剛的基因天生就很大。

最典型的戰例就是和波斯帝國的戰爭。比如馬拉松戰役，當時就是一萬多名雅典步兵在海岸列陣，通過正面硬剛的作戰方式把幾萬名波斯帝國登陸的部隊給打垮了。原因就在于這些雅典士兵都是公民兵，每個人都是雅典的公民。雅典實際上主要是由這些公民組成的，雅典政府維護這些公民的權益，這些公民就能夠從內心來說愿意為雅典作戰，所以他們在作戰的時候，往往都是列成方陣陣型對戰敵軍，他們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側翼交給自己的戰友，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就跟上填補前面的空白，人人愿意為集體去作戰，去犧牲。而帶領他們的，可以是將軍，也可以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兵，將軍如果不幸戰死了，馬上可以有人頂替他繼續指揮作戰，而軍隊并不會因此垮掉。

相對于他們而言的波斯帝國就是另一回事，國家的最高元首是國王，然后是他的大臣、貴族，國家是為了以國王為首的貴族利益而存在的，維護的是整個國家統治層的利益，所以士兵作戰的時候，他們往往不是為自己而戰，而是為國王，為貴族而戰，作戰積極性自然不高，需要他們的將軍領著他們甚至是后面的督戰隊督戰才能上前線和敵人作戰。這種情況下，一旦帶領他們的將軍死了或者逃跑了，整個軍隊就垮掉了。

馬拉松戰役的結果就是雅典正面硬剛，打敗了波斯軍隊，最后傷亡也就一百多人，當然有一個人跑到雅典跑死了，奧運會就有了馬拉松項目。

至于后面的溫泉關戰役也是斯巴達公民兵的杰作，幾千人頂住了幾十萬人的進攻，頂了好幾天。

工商業文明實際上更需要相互協作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希臘地區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地區，物產并不豐富，就使得當地人必須要通過經商才能獲取生活種種必需品，而地中海的環境也給經商創造了條件。一旦經商，就需要平等的協作，哪怕是一開始可能看不起對方，但是在長期的交易協作中也會慢慢的平等起來，因為一旦不平等，交易往往就無法長久持續下去，可能今天你賺的很多，但是到了明天你的生意就肯定做不起來了。比如一錘子買賣，來一個客人你宰一個客人，這樣的情況下，生意肯定不長久。

產生了交易，就意味著你有別人需要的，別人也有你需要的，長久下去，雙方關系也就平等了，當然，就不能產生一個強權的個人或者組織，不然的話，交易也無法持續，人家給的價格太苛刻，另一方是不會和強勢的一方交易的，他隨時可以找別人交易。也就是這種氛圍的影響，造成了實際上希臘地區的主要城邦都沒有出現過絕對權力的國王。以至于后來繼承希臘文化的羅馬帝國，哪怕是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出現了皇帝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過絕對的集權。

正是因為協作關系，往往突出的是整體的能力而不是個人

正是因為協作關系構成的社會，所以個人需要的是協作，而不是突出個人能力，更重要的是整體戰斗力。

當然，西方也出現過謀略大師，比如漢尼拔。但是漢尼拔之所以被稱為“戰略之父”多半是因為著名的坎尼戰役，拿到我們東方來說也算不上多有謀略。整個戰役實際上就是擺了一個口袋陣，中間是比較弱的士兵，兩邊是強兵，打的時候羅馬軍團自然是中間突破，但是突破到口袋深處的時候漢尼拔布置了強兵在后排，一時間羅馬軍團就突破不過去了，然后漢尼拔出動騎兵在側翼進行包抄，就實現了對羅馬軍團的包圍，從而獲得了戰役的勝利。

再比如說近代的戰爭，西方人作戰都是士兵們拿著槍組成方陣，然后集體朝對方射擊，前排倒下去了，后排的填補前排，對方也是如此，實際就是雙方都對著對方射擊，不管死了多少人都不退，直到一邊把另一邊都射死了為止。

到了現代戰爭時期，由于科技發展，武器也多了起來，作戰手段就多了，而在多場大型會展當中，也很少見到過真正的謀略型的戰役，大多數都是靠的正面硬剛。

所以綜合以上，我認為西方正面硬剛的因素占比很大，謀略因素占比比較小，以正面硬剛為主，主要在于他們的文化。

再說一下我們為什么往往謀略更多。

實際上我國歷史上正面硬剛的典型也是有的，比如項羽就是一個正面硬剛狂人，打仗基本都是靠的正面硬剛贏的，基本不用謀略，至于偷襲之類的他根本不屑，不過這樣的戰將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少。

我國戰爭謀略多，原因也在于我們的文化

中國歷來是一個農耕文明的國家，農耕文明就意味著需要集權，因為農業的抗自然災害能力再古代史很差的，有時候風調雨順收成好，但也會遇到災荒的年代，收成很差，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夠調度資源進行救災，幫助受災農民渡過災荒之年。同時我國長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進攻，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夠調度全國的資源發展國防，保護中原廣大的耕地地區，保護國家的經濟。

正是因為在這種集權的情況下，我們有了“擒賊先擒王”的說法，就是說，如果你把對方的主將干掉了，那么對方正只軍隊就完了。事實也是如此，在我國歷史上的多次戰役中，許多戰敗的例子就是因為主將被對方打掉了造成的。

在集權體制下，國家機器維護的必然是統治階層的利益，往往和多數老百姓無關，老百姓當兵就是為了吃飯，一旦遇到要他的命了，他那會拼命呢？

因此在我國歷代戰爭中，謀略就比正面硬剛的重要性更大一些，許多精彩的謀略就上演的，如反間計、聲東擊西、圍魏救趙等等策略屢見不鮮。

甚至到了現代戰爭，謀略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孟良崮戰役，當時粟裕就是看準了張靈甫一定會上孟良崮，也看準了國民黨一定會救援不力，所以敢于集中華東野戰軍的全部主力吃掉74師。這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對方心理的基礎上制定的作戰計劃，換了西方人肯定是不會這么做的。

因此綜合以上來說，主要因為文化因素，導致西方人作戰，具體是指歐美人作戰正面硬剛的因素更大，而我們中國人作戰謀略因素更大。

這說法是錯的！實際上中國歷史書籍過分夸張個人的能力，總喜歡把整群人的功勞歸功到于一人身上去，而忽略其他人的付出，這就顯得沒有什么硬實力。我們可以拿孫子兵法來舉例，歷史上第一個把孫子兵法作用得爐火純青的人是孫臏，因為孫臏當時硬杠的對手是當時天下第一強國魏國。但是呢，孫臏的孫子兵法運用并不代表他就能飛葉傷人，隔山打牛殺人于無形，他依然是靠士兵去正面杠，國家去正面杠。

我們以兩陵之戰來舉例。桂陵之戰時，孫臏帶領齊國部隊用圍魏救趙的方法逼迫魏軍放棄繼續進攻趙國，并在桂陵截擊龐涓帶領的魏軍，歷史上將這場戰爭的勝者歸類于齊國，但是呢，整個桂陵之戰魏軍陣亡人數大約是1.3萬人，而齊軍陣亡人數是2萬人，接近魏軍一倍。齊國的進攻也沒有對魏國形成真正威脅，而趙國國都邯鄲依然也被魏軍攻破。所以，這個勝與負的界限真心不好界定，只能說齊國第一次讓魏國沒有贏得那么漂亮。

再以馬陵之戰為例，馬陵之戰時魏軍確實損失很大，10萬大軍全軍覆沒。但是呢，齊國的陣亡人數也高達8萬多人，受傷人數更是不計其數，這完全就是一場慘勝。假如不是當時齊國的國力足夠強盛，假如不是齊國士兵足夠奮勇拼殺，跟魏軍正面硬杠，那么也沒有所謂的謀略什么事了。

這正是文明與野蠻的表現，也是人類在社會文明發展中體現的差距，就好比說人類初始吃生肉，后來用火烤來吃烤肉熟肉。（歡迎關注我的頭條號：歷史三日談）

在世界戰爭史上，外國人大多數正面硬剛與中國人講究策略和謀略，差不多就是跟野人吃生肉和文明人什么吃熟肉差不多，表面來看只是“生熟”的區別，實質上是人類生產實踐方面的差距，是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線。

就歷史上來說，中國做為四大文明古國，在很多方面的確是西方文明的楷模和學習的榜樣，如果翻看西方歷史可以發現，即使歐美人在打仗方面搞些陰謀，在中國人看來也不過是可以一眼被看穿的陽謀。

就比如聞名西方世界的“特洛伊戰爭”，弄的什么特洛伊木馬，就那玩意，比中國古代的登云梯（一種攻城器械，是工程部對的隨軍必備之物）都大氣都皮實，動動腳趾頭想想里面都可能出幺蛾子。

還不說藏了多少人多少頭豬，就里面放上火油，派個細作點燃了都夠對方喝一壺的了，可就是這樣粗糙的“詭計”，卻被古希臘人拿來應用，還成功的騙過了特洛伊人。

在古中國的眼里，簡直都要滿臉黑線，傻傻看不懂這操作套路到底“妙”在哪里，就以三國時期“周瑜打黃蓋”的例子來說，當時的背景是蜀吳聯合抗曹，怎樣打敗戰船相連的曹操大軍，成為了當時戰爭勝負的關鍵。

最堅強的堡壘都是從內部被攻破的，蜀吳決定演一出反間計，利用黃蓋假投降真抗操，周瑜把黃蓋暴打一頓，演戲演全套，然后黃蓋氣不過，就暗地里與曹操所部接觸，假意投降。

黃蓋若真投降，蜀吳也就交代了，等到黃蓋帶領的降兵到達曹操的連鎖戰船時，滿載火油的大船起火，借著諸葛亮從天上討來的東風，殺的曹操片甲不留。

是為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赤壁之戰。

這才叫謀略和策略，西方的特洛伊木馬與之相比簡直弱爆了。當然，也不能嘲笑他們套路太生硬，在文明發展方面來說，沒有永遠的巨人，也不會有永遠的矮子，只是各領風騷數百年罷了！

咱們只是比西方文明早發展了一些，在人類文明歷史上從來沒有常勝將軍、長盛文明，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遭遇，不就表明了這一點嗎？

胡說八道。

兵者，詭道也。古今中外，所有的戰爭，都充滿了智謀。用間使詐，逗引埋伏，外國人照樣玩的很溜！

很多人印象中，外國人只會排著方陣愣愣的死打硬拼。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因為對世界史的無知！

古代的不說，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底登陸，盟軍聲東擊西，采用假軍營、假裝備、假情報、假電磁信號等一系列措施，成功欺騙德軍，讓德軍錯誤的以為加萊地區才是盟軍的登陸方向。從而為諾曼底登陸的成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二，西方人對武器裝備質量的執著，掩蓋了他們的軍事謀略的光輝。

因為中世紀歐洲實行騎士制度，軍隊主要由騎士及其隨從構成。這些騎士能夠為自己購買最好的武器裝備。

久而久之，歐洲人對武器裝備的質量就到了偏執迷信的程度。弓箭是射程最遠威力最大的；鎧甲是最堅固的，從鎖子甲到板甲，說實話，是超越中國古代鎧甲的。直到清朝初年，清軍在西部地區繳獲了鎖子甲，還當做珍寶。

武器裝備好了，人的膽氣就壯了，打起仗來就喜歡橫沖直撞，謀略就用的少。

第三，史書記載方式不同。

中國的史書，對戰爭記載十分簡略。很少記載戰場的具體情況，最多就是記載一下戰前和戰時謀略的過程。

中世紀的歐洲戰爭，則是事無巨細，都有細致記載。包括雙方兵力多少，武器裝備，具體戰場態勢都有詳細記載。這樣反而顯得謀略不足。

中西方這兩種風格，至今在影視作品中仍有提現。我們拍的戰爭片，大篇幅表現指揮部的決策過程。歐美的戰爭片，主要表現戰場的戰斗細節。所以有人說，我們的戰爭片是指揮部真實。外國的戰爭片是戰場真實。

其實，如果讀過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就會明白，行軍打仗，如何行軍、如何扎營、如何訓練、如何指揮、如何聯絡、后勤保障、醫療急救等等，紛繁復雜、千頭萬緒，絕不是指著地圖比比劃劃就能打勝仗的！

中國重謀略，外國何嘗不重謀略？

西方追求精密細致、立于不敗，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古今中外，殊途同歸，戰爭之道，有備勝無備，多謀勝少智，強力勝散弱。期待決無它法。

事實上“只有中國人講究策略和謀略”是一種文化幻覺，就跟”中華武術天下無敵“是一樣的。

世界歷史上歐洲和中國是經歷戰爭最頻繁的兩個地區，都誕生了不少偉大的軍事學著作，在謀略和欺敵水平上，歐亞大陸文明的水準是高于美洲或者非洲原生文明的。當然要特別說明一下：

三十六計不是真正兵法，只是明朝出的在民間流行的雞湯理論書。

歐亞大陸文明在謀略方面世界其他地區。其中一個例子是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的第一戰--卡哈馬卡戰役

西班牙冒險家皮澤洛旗下有168人，當中106人是步兵，62人是騎兵。皮澤洛邀請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與他會面。

次日早晨，皮澤洛用自己的士兵包圍雙方見面的廣場。阿塔瓦爾帕與7,000名士兵、隨行人員一起步入廣場后，稍加交談后，西班牙士兵立即向印加人群一齊射擊，然后，他們又一致沖向印加人。皮澤洛發起的突襲威力巨大，印加人毫無還手之力。有2,000名印加人在事件中喪生，而皮澤洛一方僅有五人陣亡。

在這個例子中，印加人對西班牙人的奇襲毫無防備，中國人和歐洲人都明白，以少數人面對兵力占據優勢的敵人，最好的致勝辦法就是“擒賊先擒王”，所以中國和歐洲的戰爭史越來越表現為努力掩蓋自己的指揮機關，盡量把主將隱藏到對方攻擊不到的地方。

中國上一次發生會盟時國君親自出馬而被捕獲，恐怕是戰國時期的楚懷王了。之后的歷史中基本看不到例子，而而印加人卻對于這個戰爭常識卻缺乏理解，

以上說的是謀略的例子，兵法例子也有：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軍隊包括日本，對擊敗中國軍隊的方法總結都很一致“如果不動用重炮，只進行正面射擊戰，那么即使火器落后，清軍也往往能夠堅持，但只要從側翼或者背后分兵，清軍的戰線就崩潰了。

原因是清兵往往不會留預備隊，說句實話，就連馮子材在鎮南關戰勝法國人，原因也就是因為法軍派去迂回的分隊迷路，結果正面戰場上2000法軍仰攻有地形的優勢的2萬清軍，才會失敗。

甚至一直到民國內戰時期，外國人對中國內戰中的軍閥軍隊，評價仍然是不懂得留預備隊。

從整個近代歷史上來看，找不出中國軍隊比西方軍隊更會用謀略的例子。

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在春秋時期還是硬剛，講究兵禮，正面車戰。三家分晉之后，禮樂壞。鄭國不斷侵占周王室土地，不講禮法。戰爭的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戰爭的參與者不再是貴族之間的事，動員了更多農民、失意的儒士、讀書人參加進來。戰馬出現，三晉出現步兵山地作戰，騎兵在趙國、魏國、齊國出現，可以長途奔襲，迂回包抄，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兵家。

兵家仍然著眼于國家安定，倡導仁義之師，講軍陣、戰法，重視用間，戰爭本身成為手段，軍禮蕩然無存。為取得勝利，達到目的，可以用各種手段進行欺騙，刺探情報，甚至出現苦肉計，故意示弱，求得最后大戰的勝利。出現了孫子兵法，講的是謀略，如何作戰取勝，例如十則圍之等，講取勝之道。勝者為王，敗者為冦等。

西方中世紀作戰還是貴族之間的戰陣，大多數情況下是也講究謀略的。

例如拿破侖為什么能以少勝多，即是發揮了炮兵的優勢。拿破侖本人出身炮兵學校，在土倫一戰成名，又以大炮打擊保衛黨人在巴黎街上的叛亂，甚是成功。

二戰中，德國人用閃擊戰還是發揮了德軍火力優勢。

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將北朝軍隊攔腰截斷也是發揮了其火力優勢。

人民志愿軍秘密入朝作戰，到第二次戰役殲滅美軍2萬4千多人，美軍才意識到共軍出動了大部隊，是人民志愿軍誘敵深入的結果。

第三次戰役美軍不斷收縮減少打擊，而第四次戰役美軍則以志愿軍后勤不足，打擊志愿軍后勤補給線，主動出擊，發揮機械化部隊快速穿插，進行反攻，發揮其火力優勢，志愿軍后撤防守。是美軍學習中國志愿軍穿插分割的謀略。

打破常規，戰法為求勝即是戰爭基本形態，講禮時代自宋襄公后已經過去。日本人作戰就多用偷襲，如對俄國對馬海峽之戰，偷襲俄太平洋艦隊，二戰中偷襲美國珍珠港，甲午海戰之劉公島之戰以水雷偷襲定遠艦使之沉沒。

作戰講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實在是不講道德與禮制，硬剛作戰只會吃虧。而戰爭又是意志之戰，狹路相逢勇者勝，硬剛也是一種策略與方法。如美軍在上甘嶺之戰，其第七師三個團打得基本無完全建制連，硬剛不下去，被撤換，美軍硬剛不過志愿軍。志愿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斗志令美軍膽寒。志愿軍可在冰天雪地里一夜急行軍一百多里，為不驚動敵人赤腳雪地上摸索前進，與美軍短兵相接，敢拉響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敢舍身炸碉堡，堵槍眼，被火燒而不動。這些美軍做不到。

這說明中國人作戰不但講謀略，更能硬剛，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浩然正氣深入人心，生長在血液中。

原打算先說說戰爭史，轉頭一想，還是把結果，先講出來吧。

在當今世界，任何一間現代的軍校，其教授的主要軍事理論，主體都是西方人總結和提煉的，而這些理論的來源，就是他們的戰爭策略歷史。

但是在中國，情況卻有些不同。

中國從秦朝開始，就實現了社會治理的文官化，和西方的封建領主治理相比，文官的治理無疑是一種，更加文明的社會治理方式，讓歷史上的大部分中國人，可以擺脫直接武力統治的命運，好歹可以有個制度依賴。尤其從隋唐開始，中國的官員，大量來自科舉。

這就導致了，中國相對很和平，連續上百年的盛世，在唐宋和明清，都不是稀罕事。另外的副作用，就是在中國歷史上，武官的地位很低，而且中國很多的武將，干脆就是個文盲，即使打了勝仗，軍報還需要文官來書寫，像岳飛和戚繼光那種，能文能武的將領，在后世非常少見。

雖然一群文官們打仗不行，但對鞏固自己的地位，踩低武將的作用，他們卻是非常在行的。例如在著名的明朝三大征中，對在朝鮮的對日作戰部分，在明朝歷史中，基本就沒什么記載，現代的研究者，還需要去查閱朝鮮和日本的史料，才能完整的還原過去。

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書生懶得去描寫鐵匠的愛情，如果一定要寫鐵匠婚姻，那也會按照書生的戀愛方式，來記載鐵匠的羅曼史。

所以，當戚繼光到福建剿滅倭寇的時候，很多福建的讀書人，還跑來問戚將軍，該如果用三國演義的戰法，對付倭寇。例如：當倭寇一擁而上，亂刀砍來的時候，英勇的戚大將軍，當施展何種武功退敵？苦笑不得的戚繼光，只好回答這些讀書人：亂刀砍過來，亂刀殺回去。

此話聽罷，一群讀書人當然覺得不滿意，于是氣哼哼的走了。

拜這些讀書人所賜，在中國的戰爭史上，大量硬碰硬的戰爭記載，在書生們的筆下，就這樣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文官們豐富的想象和意淫。

事到如今，這種看重策略，輕視剛硬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嗎？

好像也沒有，很多的讀書人（已經紛紛改稱教授了），開始大談商業營銷，仿佛有了營銷手段后，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玻璃大王曹德旺等，那些商界大佬們心里很明白，老老實實的產品質量管理，實實在在的貨物產量提升，才是企業做好的根本。

說只有中國人打仗講究策略和謀略，外國多數都是正面硬鋼，這是個偽命題，外國人同樣有謀略，中國人同樣有不少硬鋼戰例。

實際上，外國軍事史上的名將，很多都有謀略制勝的戰例。比如，我們看一看第二次布匿戰爭時，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坎尼會戰（公元前216年，相當于中國秦朝）。

那一戰，漢尼拔麾下是四萬步兵和一萬騎兵，羅馬軍隊是八萬步兵和六千騎兵。漢尼拔采取了以下戰術謀略：

（1）全軍選擇好作戰方向和時機列陣，使得羅馬軍隊面對著朝陽，睜不開眼。

（2）派遣五百名輕步兵，暗藏短兵，假裝到羅馬人那里投降，并交出隨身的重武器，待到全面開戰后再在羅馬人隊伍里面忽然拔出短兵沖殺。

（3）主力步兵擺成外凸的圓弧陣，在遭到羅馬軍攻擊后中央慢慢后退，形成內凹的彎月陣，包圍羅馬兩翼。

（4）步兵抵擋羅馬主力的同時，兩翼騎兵發揮優勢，擊潰羅馬兩翼騎兵，然后包抄突襲羅馬步兵的兩翼和后方，使其陷入四面包圍，陣勢大亂。

最后，漢尼拔用此戰術以少勝多，幾乎全殲羅馬軍隊，而自己只損失了幾千人。

怎么樣，這個叫不叫計謀？

再看明朝薩爾滸之戰中，努爾哈赤的謀略也不過就是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這個戰術，一百年后的腓特烈大王在用，二百年后的拿破侖也在用。

同時，武廟十哲中的“智慧化身”諸葛亮，他在幾次北伐時，基本沒用演義中那里花里胡哨的策略。相反，他就是老老實實訓練軍隊，排八陣圖（八陣圖不是演義小說中那么花哨，就是部隊作戰的隊形），打造精良的鎧甲、兵器和連弩，然后就硬剛得魏軍丟盔棄甲……

所以，并不是“外國用計謀，中國硬剛”。實際上戰爭勝利首先要用實力保證，智謀則是在一定實力基礎上，增大我方勝率的技巧。硬剛是基礎，智謀是添頭。

至于為何題主會有這種錯誤印象，我覺得主要是中國古代的戰爭小說中喜歡寫各種花里胡哨的計謀（多數是編的），以及中國比較推崇“以智降力”，各種記載也強調這些。這也算是文化特色吧。

其實明朝抗倭名將俞大猷就說過一段名言：要打倭寇么，也沒啥秘訣，無非是船多贏船少，船大贏船?。慌诙嘹A炮少，炮大贏炮小。

也真是實誠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