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國歷代的“名句”里，要論“罵讀書人最狠”的一句，莫過于這聲流傳了數百年的“名對”：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
那這句話到底有沒有道理？其實，這句“名對”，本身就是加工版，其“原版”出自明末文學家曹學佺的《至屠夫徐五家見懸此聯》一詩：蠅營狗茍貪妄欲，人猿如何再作揖, 仗義半從屠狗輩, 負心多是讀書人。
身為明末讀書人里的佼佼者，一生“著書千卷”的晚明大才子曹學佺，怎么會“記錄”這么一句“抹黑讀書人”的“名句”呢？清朝人梁章鉅的《楹聯叢話全編》的也有補充記錄：當年曹學佺罷官回鄉后，去拜訪家鄉一位叫徐五的屠戶，卻見徐五家的廳堂上赫然掛著這幅“名對”：仗義半從屠狗輩, 負心多是讀書人。聯想到自己糟心的宦海浮沉，曹學佺自然“為之驚然”，不但與徐五“與定交”，更把對聯記錄下來。而后這段“名句”，又被人幾經改造，變成了我們熟悉的“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為讀書人”，一直流傳至今。
那這句話，究竟有沒有道理呢？其實，單是看看“記錄人”曹學佺的人生，就知這句話“相當沒道理”。曹學佺何止是晚明大才子？更是明末政壇上的杰出干臣，坎坷的宦海生涯里，他曾修治了四川的道路，嚴懲了廣西的皇親國戚，整頓了西南的錢幣經濟，不但政績做了一籮筐，更在明末清初扛起了抗清的大旗，最終在南明亡國的烈火中慨然自盡，后被清王朝追謚為“忠節”。壯懷激烈的人生，既未“負心”，更不曾“負國”。
但是，也正是在這山河變色的歲月里，堪稱“讀書人良心”的曹學佺，看透的卻正是明末“讀書人”們那觸目驚心的墮落。以曹學佺自己的話說，當時的讀書人何止“負心”？那簡直是“博帶儒冠， 長奸長傲，日有奇聞疊出，歲多新事百端”。那真實歷史上，明代的“知識階層”真這么雷？其實更雷！
就以最基本的“穿衣”來說，晚明的讀書人們，那就“亮瞎”多少前輩的眼。明朝萬歷晚期時，一位擔任浙江學道的老官員李樂，卻記下了當地讀書人的怪現象：這些飽讀圣人詩書的“青年才俊”們，非但沒半點讀書人模樣，反而各個濃妝艷抹，穿著女子的衣服放肆調笑打鬧。氣得吐血的李樂大人，憤然賦詩一首：“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其實，這種“偽娘風”，早已是當時明代“青年精英”們的流行時尚，任李老先生再怎么抹淚寫詩也改變不了。但比“偽娘風”更嚴重的，卻是一同到來的奢靡風。當時的年輕人，何止要穿得“妖艷”？更追求“穿得貴”：比如大明窮得叮當響的崇禎年間，秀才們的衣服，就是越穿越名貴，甚至還穿上了昂貴的“湖羅衫”，如果當時哪個秀才不穿湖羅衫？必然會被人嘲笑。
這樣追求奢華的風氣下，讀書人的首要追求，也就悄然變成了“錢”，連帶著充滿“一夜暴富”誘惑的“賭博業”，都成了深受讀書人“熱捧”的“朝陽產業”。明朝各個“一線城市”里的讀書人，都是賭博成風。好些高官們更是在家里開設賭坊，晚上通宵豪賭。如此上梁不正，年輕秀才也自然跟風。明朝嘉靖年間時，“生員賭博”就成了常見現象。在廣東一些城市，秀才們沉溺其中“便浪逐萍游”。杭州更發生過搞笑事，數十個秀才故意做局，誘騙一“富二代秀才”把小妾都輸掉，氣得按察使都下判詞“一擲而輸少艾”，簡直捂臉。
這樣的“捂臉事”，也不止是秀才們的專利，就算是有了“功名”，踏入仕途的進士們，到了萬歷末年也是“以不工賭博為恥”。這樣一群“賭棍”組成的朝廷，又有多少“含金量”？
其實，所謂奢華，所謂賭博，都只是當時明朝士風敗壞的冰山一角。更惡劣的現象，卻是讀書人爭名逐利的風氣。早在明朝中后期時，讀書人的價值觀就日漸扭曲，以《萬歷野獲編》的記載，當時的讀書人一旦高中，第一件事哪里是什么憂國憂民？反而是先給自己取個號，有了“號”就能在權力場刷聲望。然后就是娶小妾，求田為舍。想盡辦法追求財富。至于內憂外患的朝局？國家命運？那才懶得想。
萬歷四十四年，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趕考，一路驚見了山東農村災荒的慘景。那餓殍遍野甚至“人相食”的一幕幕畫面，讓這位良知未泯的讀書人很多天“惡狀尤橫胸臆間”。可進京才兩三天不到，那些與他同行的“同學們”，卻似乎忘了幾天前的慘痛一幕，反而一個個成日花天酒地，“聲歌誘耳，繁華奪目”。至于災情如何，民生如何，除了這位陳其猷外，其他人“竟漠然不相關矣”，這，就是大明朝的“青年才俊”們。
如此沒心沒肺的場面，可不止在這幾位“青年才俊”身上。明末學者徐芳更提出了“士為盜賊”的結論。這些明末飽讀圣賢書的“精英”們，卻是“水旱頻仍而不知恤,瘡痍宛轉而不知矜,坐糜廩食而不知羞,負赤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對于老百姓的寒苦，竟到了如此麻木的地步。這樣一群“精英”，可不就是“與世盜賊等耳？”
如此嚴重墮落的“精英盜賊”，既然對民生疾苦置若罔聞，他們又都關心什么？“格調”高一點的，就是忙著黨爭。為了爭名逐利，紛紛投身于明末各個派系，比如號稱“清流”的“東林復社”里，連他們自己的《復社紀略》都承認，這“清流團體”里充滿了“嗜名躁進，逐臭慕膻之徒”。這幫人平日里充當打手，靠“罵戰”博出位，私生活也豐富多彩。以至于明亡多年后，清朝詩人們還寫詩表示羨慕：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
拯救大明靠這些“好女婿”？顯然不靠譜。
更不靠譜的，還有大明官場上的各色“俊才”們，比如以“剛正”著稱的言官們，到了明朝滅亡前，也是徹底沒了底線。只要外地官員進京，這幫人就跑到人家住處，挨家挨戶敲門索賄，只要誰不掏錢，第二天就是各種奏折砸來。嚇得那些官員們甚至要賣衣袍湊錢行賄。兩個多世紀前明太祖苦心設立的“言官制度”，這會卻只養出一群“小流氓”。
“小流氓”如此沒品，“大流氓”們卻還要秀：崇禎年間的大明朝堂上，看似官員們一個個很“端正”，甚至金銀財寶都不敢收，但人家只是換了“玩法”，官場上往來交際，“送錢”都變得沒文化，都要送奇珍異寶乃至古玩字畫，美其名曰“雅賄”。重要的人事任命，基本都是“雅賄”開路。崇禎年間的一幅對聯，就生動說明了這群“大流氓”的德行：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當然，如果就此說明末讀書人都“負心”，比如“記錄”了“負心多是讀書人”的曹學佺，乃至孫傳庭盧象升劉宗周黃道周等杰出人物，都是明末讀書人里的“良心”。但爛到家的明朝士風，外加崇禎帝昏聵的統治，讓明朝權力場上演了一次次逆淘汰——最先被“淘汰”的，恰是這些“良心”。
所以，也就有了明朝滅亡時，一幕幕的奇現象：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北京城大小官員們賣身投靠者四千多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文官精英”。比如慷慨勸說崇禎“殉國”的言官魏藻德，就帶頭給李自成賣命。昔日的江南清流領袖周鐘，也成了“大順朝”的重臣。至于崇禎生前無比信任的魏藻德陳演等重臣，那更是“做叛徒人家都不收”，先后被打的家破人亡。種種丑態，恰如明末文學家馮夢龍那聲怒罵：“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間”。
而等到清軍南下，明朝“讀書人”的不要臉表現也在繼續：待到清軍打下南京，南明弘光政權的大小官員紛紛出降，卻是南京城里一位乞丐憤然自殺，留下一首打臉啪啪的絕命詩：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存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主題也很明白：我大明，怎么養了這么多“負心”的“白眼狼”。
看過這一條條白眼狼，再看看為明朝殉國的曹學佺，就知那一聲“負心多是讀書人”，何止是痛苦的領悟，更藏著讓人嘆息的亡國反思——大明的衰敗，就以讀書人的墮落為縮影。
參考資料：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商傳《走進晚明》、王建輝《明朝生活圖志》、蔡明倫《亡國之臣：崇禎朝言官述論》、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牛建強《明代中后期士風異動與士人社會責任感缺失》、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劉士林《道德高于知識》、《楹聯叢話全編》、李杜韓2006《人面何處？——明亡時的官、兵與民》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