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來“陜西和西安市城區操河南方言的人比較多”這個話題……

那是“孩子沒娘、說起來話長”……

公元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天災人禍輪番襲擊河南、河南110多個縣市、擁有1000余萬人口的河南省、饑餓、病死約300多萬人，“八年抗戰”期間連續多達300余萬河南人流離失所逃荒要飯一路向西……

馮小剛改編、導演根據“河南籍”作家“劉震云”作品電影《1942》、陜西作家“吳文莉”長篇小說《葉落長安》，用文字和影像講訴了跨越半個多世紀“河南人在西安”逃荒要飯、為了生存而落戶西安的悲慘經歷……

（1942年“花園口”掘口形成黃泛區……資料圖片）

（1942年河南省東北方向、東南方向已經被日寇包圍（深色區域）……資料圖）

“花園口”成為壓垮河南的致命一擊、300余萬河南人開始的大逃亡謀生存的悲慘歷程……

（扒火車一路向西逃難的河南人，當年陜西“潼關”火車站……資料圖片）

（河南人逃難途中、當時的“靈寶”火車站……資料圖片）

（逃難的河南難民……資料圖片）

（扒火車、一路向西逃難的河南難民……資料圖片）

（拖家帶眷全家逃荒途中的河南難民……資料圖片）

（逃荒途中的河南災民……資料圖片）

（逃難途中的河南難民……資料圖片）

“一路向西逃難”沿“隴海鐵路”線成為河南災民的首選逃荒線路。

全面“抗戰”爆發后、西安以及西北地區成為少有的相對安全的戰略大后方、“隴海鐵路”成為了唯一一條陸路“生命線”。

當時“隴海鐵路”開通至甘肅天水、大約300余萬河南難民沿鐵路線一路向西、以鐵路沿線大中小車站和縣市為集散地……

（以“西安火車站”為中心、紅圈范圍、以及黃圈小區域、有數十萬當年逃荒留居下來的河南難民的后代）

（逃荒來到西安的河南難民、居無定所隨便搭個篷子、暫時安身資料圖片）

（留居下來的河南難民分布區域以及所從事的職業）

（西安著名的“道北”地區之一的“二馬路”）

前文已介紹了、300余萬河南難民沿“隴海鐵路”一路向西逃難、以鐵路線為集散地、在“隴海鐵路”沿線大中小車站和縣市：渭南、西安、咸陽、寶雞、天水、落腳，然后又四處輻射分散到陜西各地。

以西安為例、抗戰勝利、解放戰爭勝利、全國解放后、極少部分河南難民返回原籍、大部分定居西安、成為了西安市民。

早期定居西安的“河南難民”大多數從事鐵路行業、搬運工、拉架子車、蹬三輪車、手工小作坊這些固定工作。

西安市區當年逃荒定居的河南人比較集中在以“西安火車站”為中心的大片區域、這一帶區域的河南人比較集中居住、工作、生活、仍然保留河南人的習慣，這一帶區域的居民日常生活用語形成了“陜版/河南話”……

為什么說是“陜版/河南話”方言，當年逃荒來的河南各地區人比較廣泛、鄭州方言、洛陽話、南陽話、林縣方言發音各不相同，在西安的河南人之間為了便于交流、久而久之形成的“陜普/河南話”、即便是生活在這一帶的西安“原著居民”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河南話”……

這便是“西安為什么操河南方言的人比較多”的歷史淵源。

就像電影《1942》里展現的那樣，中原大地百姓飽受饑荒，眾多河南老鄉被迫逃荒至陜西等各省，他們延鐵路西行，隨后定居在西安火車站周圍。

因為人口遷移的原因，在西安的河南人日漸增多，河南方言也因此成了西安第二大方言。在大街小巷，經常可見人們說河南話，甚至有一度河南話成了西安官方語言。

在西安的河南人多是解放前沿隴海鐵路逃荒來的，因為沒有家、沒有地，因此多在鐵路附近搭窩棚居住，也有河南人在西安城墻周邊打窯洞居住。這個場景在電視劇《葉落長安》里有所再現，看完叫人心酸卒讀！

河南人逃難至西安，為了生存，開始謀劃各種營生，他們從最簡單的投資撿破爛開始。西安小東門鬼市交易的物事也因此便豐富了起來，其中包括電線、電燈、黑鍋、自行車腳踏板、手電筒、水龍頭…甚至還包括一些已經臟的油光發亮的舊衣服，這些物事大都以極低的價格就出手了，再賤的東西都能形成買賣，因為主人們之間彼此互相有需求，也因此不少豫民開始做起了收破爛的營生。

讀《饑餓中國》，說關于西安鬼市有兩種說法，一是說交易雙方天色未明時交易，天亮時即散去，如同鬼蜮出沒，故得名；另者說交易的東西多數見不得光，大都是從地里刨出的古董，只能在夜里出手，買賣雙方互相設局，以鬼搗鬼，被人譏為“鬼市”。如今鬼市被改造治理，已不復當年模樣。

甚至有一度，河南人的大量涌入，給西安的治安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也滋生了很多流傳至今的民間野史，這其中就包括魏振海、天圈等人。曾有一部電視劇叫做《道北人》就很詳實地描述過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成為了很多西安人口口相傳的回憶。看過一段文章，這樣描述當時西安人與河南人混居糾纏的場景：

“西安人一般說道北，都是指的火車站以北，龍首村以南，東到太華路，西到紅廟坡這個區域，但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在自強路、二馬路一帶，道北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啥好的名聲，而是長年以來不絕于耳的打架斗毆，因為河南、陜西、四川等多省份人口雜居在此，偷人的，冒泡的比比皆是，道北最輝煌的時候應該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20年時間，這段時間堪稱西安閑人們最向往的黃金時代，而道北又堪稱閑人們所向往的心中的圣地，如果說哪個幫派哪個閑人莫在道北擺過場子，放到過幾個老皮，那就不算真正的閑人，不能服眾。”

然而在文化混合里，河南人帶來的“燴面、胡辣湯和豫劇”這三樣東西是最值得尊重的財富之一，如今這三種已是不少西安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但凡有陜西人的地方，都有售賣胡辣湯的店面！

為什么在特殊歷史時期，受災荒影響最大的是河南人，我看到這樣一個說法：在那時豫民遭受“水、旱、蝗、湯”四災時，仍被國民政府征苛稅收重糧，其數目甚至超過“魚米之鄉”的浙江，僅次于“天府之國”四川，究其原因竟是因為豫人“朝中無人”。蔣是浙江人，自不會虧待江浙父老；而蜀地有不少人是蔣政府的權要，唯有河南人在高層說不上話…

當年河南遭災時，豫民西出潼關沿著鐵路一路西逃，除了大部分定居在西安之外，還有百萬人眾逃至隴海鐵路的終點寶雞（當時該線路終點只修到寶雞），在此處定居謀生。是時，寶雞城里河南籍的人口達到70%以上，遂有“小河南”之稱。河南話也在短時內成為寶雞人的官話，不少寶雞本地人還要學說河南話，以便于交流。

在當年，很多人迫于口糧和生機，遭受了各種磨難后仍被奪去了性命，不過也有很多大愛廣播的英雄人物涌現。時享譽盛名的“豫劇皇后”常香玉為救濟河南老鄉做了不少好事，不僅提供衣食，還購了一塊“河南義地”，專門用以安葬客死他鄉的河南災民，其功可鑒。據史料說，豫人鄉土意識很強，有老鄉的地方便能生存，而常香玉在寶雞生計無憂，過上了上等人的生活，我想也是老鄉逃來投奔的原因之一吧！

歷史輪回，當年的艱苦歲月已不復，河南老鄉如今與陜西等各地人融合生活，早就沒有了戶籍和祖籍的區別，而作為一個包容開放的城市，西安的文化、歷史和地域特色也因此更加繁榮，更具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關中在近代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區域。真正意義上的關中土著(祖籍兩百年以上）可能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為什么會有這個情況呢，主要和以下幾個事件有關。

第一個，同治陜甘回亂。其實歷史上回民最多的地方是陜西，并不是寧夏。但是陜甘回亂，造成陜甘人口損失過半。本身都是千萬以上人口的省份，后來都變成百萬級別了。渭河以北最初是回漢雜居，后來變成了千里無人。渭河以南全是結堡扎寨，民團自治，直到現在陜西也只有城內回坊這一個回民聚集區。所以伊斯蘭教就是個害人的宗教。回亂結束后，山東，湖北等區域移民才逐步進去。渭北平原人口祖上有很大一部分不是關中土著。

第二個就是二虎守長安以及民國18年后的關中大旱。辛亥革命時期，陜西的旗人死完了，1926年長安圍城，城里又餓死幾萬人，西安城人口稀少到，城墻內都開始種麥子了。緊接著，關中大旱，連死帶逃，整個陜西又少了二百多萬。而作為旱災最重的八百里關中，除了秦嶺邊，其他地方都快沒人了。

下來再說，外來人口進入情況。

隴海鐵路修建后，大量河南鐵路工人，山西商人，隨著 鐵路來到關中，1942河南饑荒，大量難民再次進入陜西。在原滿城區，道北地區形成第一批移民聚集區。

解放后，為建設大西北，國家內遷大量工廠，院校。大量東北，華東地區人口隨之內遷西安。在城南，城東形成了圍繞以院校，研究所，工廠為主第二批移民聚集區。

這樣西安主城區城形成了，北，東北河南人為主的聚集區。南，東南區域，東北，華東人群為主的移民聚集區。以及回坊，回民聚集區。反倒是陜西土著雜居在這些主城區的空隙及關中平原的農村里。

隨著二元體系的固化，農村人口不能流入城市。西安城內的關中口音就無法取得絕對優勢。而在新建企業招工過程中，以城市居民為主，而河南人又愿意吃苦，不挑工作單位，所以各大國有企業一線工人中，河南人比例迅速提升，反倒加大了河南話的推廣力度。建國后西安市普通話教育推廣極其到位，在主城區年輕人都是普通話，回坊以外的中老年人都是河南話，這就是造成在西安市老城區感覺西安市不像個關中城市的根本原因。

老城區主要集中在解放路東西兩側，道北地區及鐵路工房，萬壽路和紡織城地區大部分都講河南話。

知道陜西名稱的來由嗎？河南省三門峽市陜縣之西的地方叫陜西，陜西的地名都是由河南的地名引出，所以說河南方言的人多也就不奇怪了???聽相聲里這么說的……

第一，歷史上河南人逃難到陜西的太多。

我老家在陜西另一座城市，火車站周圍有大片的貧民窟，都是揀磚頭搭的，上面覆蓋油毛氈。

第二，河南人生孩子多。

當時我們家隔壁有一戶河南人，房子跟我們家一樣大，我們家四口人，兩個孩子，他們家竟然住了九口人，七個孩子。所以河南人數量增長得快

陜西關于河南人的順口溜很多，當然有很多是帶著偏見的意味對河南人進行描述的，主要原因是河南人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在舊社會逃難來到陜西的。在關中地區的鐵路沿線，主要大灌區的涇陽、三原、富平等區縣都有比較多的河南人居住，解放以后國家逐步讓這些人落戶到了陜西，一部分加入農業生產，對沒有土地且靠近城市的絕大多數人員解決了就業問題，落戶與就業是河南人逃難來陜西后最大的福祉，這樣就形成了河南人在陜西關中各個城市、縣城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穩定生活。在西安主城區及附近，尤其是西安火車站以北地區，習慣稱為“道北”是絕對的河南人聚集地，他們因為人數比較多，交流使用河南話互相之間一方面是不存在語言障礙，能夠顯示出離鄉人之間的親切。來到陜西之后能夠有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也是一種驕傲，同時很多人就業與鐵路系統，鐵路系統的工資待遇和福利都是比較好的。當大量的河南人在陜西生存得比較好的時候自己驕傲是一方面，同時當地很多人實際上對河南人的看法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用河南話交流就顯得有一種特殊的時尚情調。在陜西的西安市、咸陽市、銅川市等都有講河南話的群體。

逃難

洛陽的陜西人同樣很多，但是他們都不說陜西話為什么？因為洛陽的包容和同化能力非常強！洛陽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很多，他們在洛陽相關和諧共生，而陜西則不然，沒有那個同化能力！

此言差矣，陜西河南人特別多，這是事實。解放初，陜西1500萬人口，其中抗日戰爭前后因各種原因逃難來的河南人就有300—500萬，大約占了陜西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集中在西安、咸陽和寶雞一帶。但是，這些河南人的后代，就是地地道道的陜西人、西安人。據我觀察，這些河南人的二代或三代，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都是關中西安方言，和外地人交流就是帶有關中風味的普通話，只有他們在一堆，這才是操著帶有關中西安特色的河南話。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陜西生長的河南人的后裔，說話大家都認為是“標準的河南話”，可是在60年代末，當他父親帶他回河南探親時，老家人都問“恁說的什話”？他很郁悶，看來河南是回不去了，就安下心做陜西人吧！

河南一有天災人禍，就喜歡往陜西逃難，有部電影叫1942，僅僅1942年，逃難到陜西的河南人就有三百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