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所謂的新政本質(zhì)上就是繞開他父親康熙帝“永不加賦”的緊箍咒，悄悄的給老百姓加稅。

第一、“攤丁入畝”并沒有讓清朝地丁收入大幅度提高。

康雍乾嘉道咸六代帝王，從康熙二十四年一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前夕，清朝地丁銀一直在2800萬-3100萬兩白銀之間浮動。

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地丁銀：2823萬兩；

雍正二年全國地丁銀：3028萬兩；

乾隆十八年全國地丁銀：2964萬兩；

第二、“耗羨歸公”實質(zhì)是清世宗和官員共同瓜分老百姓的“浮財”。

清朝財政說白了依然是軍國主義財政，朝廷的收入主要用于供養(yǎng)皇帝、貴族、大臣與軍隊。

所以清朝地方財政少則62.45%（奉天），多則92.7%（浙江）是要上繳中央的，這叫“起運”。

留在地方的叫“存留”，但即使“存留”在地方的錢，80%左右也用于驛站維護（軍需），地方行政辦公費用嚴重不足。

剩余的錢如果地方官想修橋鋪路必須事先申請，事后報銷（奏銷制度），手續(xù)異常的麻煩。

清朝這么做的目的就是盡可能把錢都用在軍隊上，給地方事務(wù)用錢越少越好，最好沒有，最好的當所有事物都是當?shù)厥考澖煌甓惡笞约鹤曰I辦理。

但是，實際操作中地方有許多政務(wù)是必須要花錢，而且沒辦法事前打報告的，“救災(zāi)”、“修路”、“滅蝗”這種正經(jīng)事兒我就不說了，說說不正經(jīng)但是必須的開銷：欽差大臣、往來官員應(yīng)酬就是很大一筆開銷。

欽差蘭臺南下江南查案，途徑山東某縣駐地一宿，這個縣令不給蘭臺欽差送送路費？欽差理論上可以免費住驛站，但欽差那么多隨從怎么辦？京師大官在縣里落腳，是不是該請頓飯啊？是不是再順便叫個戲班子？

招待了欽差不見得領(lǐng)縣令的情，不招待，嘿嘿，那欽差可記住這個縣令了，回頭省城見到巡撫這么一說，縣令恐怕就當不成了。

曹寅六次接駕康熙帝，本質(zhì)上就和縣令接待欽差是一樣的，皇帝說要住曹家家，曹寅好意思告訴康熙，要不您打地鋪？家里地方小。

也就是說清朝前期官場虧空，主力不是貪污，也不是借國庫，主力是地方行政開支所帶來的職務(wù)性虧空。

這一點清世宗本人都一清二楚，他在上諭里提到大興宛平縣經(jīng)常因為“虧空”被彈劾，但是這兩縣“虧空”不是貪污，是因為經(jīng)常有臨時性公務(wù)，不得不挪用國庫資金導(dǎo)致。

另一個更為諷刺的例子是清世宗派自己的心腹，傳說中清高宗生父陳世倌去做山東巡撫清理山東官場虧空，結(jié)果做了兩年山東巡撫的陳世倌離任時自己還創(chuàng)造了12.7萬兩白銀的“虧空”。

清世宗根本不管問題出在政府財政分配上，而是一味強硬追繳“虧空”，官員又不能點石成金，再說制度性虧空憑什么要官員自己掏腰包貼補？

最直接的例子；曹寅接駕時是挪用了大量公款給皇帝修樓，修院子，但是那樓、那園子是修在江南織造府，產(chǎn)權(quán)屬于江南織造府，不屬于曹家；你讓曹家彌補虧空，那是不是把樓和園子都還給曹家？

所以，清世宗要官員彌補虧空，各級官員當然只有壓榨老百姓，清世宗也覺得自己這么要求有點過分，所以他干脆把康熙朝屬于灰色收入的“火耗”直接變成合法政府收入，之后所謂養(yǎng)廉銀其實就是清世宗和官員們一起“分贓”。

以最早實行“耗羨歸公”的山西為例，山西前三年耗羨銀，每年必須撥二十萬出來還山西之前全省欠下的五十萬兩白銀的虧空。

一直還到雍正四年才把虧空還完，這些虧空不能說沒有貪污腐敗，但是大頭絕對是職務(wù)性、制度性虧空。

“耗羨歸公”就是清世宗加征的一門新稅。

在實行“耗羨歸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提出清世宗這么高，必定會造成“耗羨之外再添耗羨”的情況出現(xiàn)。清世宗也默認了沈近思的擔(dān)憂是對的。

果不其然，耗羨歸公實施后，四川就率先推出了“余平銀”項目，每征收一百兩火耗加征六兩余平銀。

說白了，“耗羨歸公”和王安石變法中青苗錢逐漸變成青苗稅一個邏輯。

第三、官紳一體當差是清政府對士紳階級進行重復(fù)征稅

官紳一體當差這個政策沒有在全國推廣，只是在河南實行過一段時間，這個政策本質(zhì)是典型的重復(fù)收稅。

攤丁入畝的實質(zhì)就是田賦、差役和丁銀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賦”（袁良義，《從明一條鞭法到清一條鞭法》）

也就是說朝廷應(yīng)該拿錢去雇人服役。

可清政府不按照市場價雇人，只按照官方價格雇人，雇不到人怎么辦？

加錢？做夢！

加征士紳和自耕農(nóng)一筆錢，補齊中間差價，甚至還可以從中再賺一筆。

以河南河工為例，康熙十六年時，河工市場價就是每月四兩銀子，但是康熙時期河道總督只能出每月一兩二錢銀子，還經(jīng)常被克扣（康熙、雍正時期都有要求不得克扣河工工錢的行政命令，可見必定有克扣）。

河工大量逃亡怎么辦？

讓士紳和自耕農(nóng)“按畝出銀”，用市場價雇人唄。

這不就是重復(fù)征稅嗎？

總而言之，雍正帝的新政說到底就是繞開康熙帝“永不加賦”的緊箍咒，通過間接加稅的方式增加清朝中樞的財政收入而已。

另外，雍正帝在賑災(zāi)上也非常吝嗇，根據(jù)學(xué)者統(tǒng)計，乾隆朝六十年，平均3.3年發(fā)生一次大自然災(zāi)害，而雍正朝十三年，平均1.9年就發(fā)生一次大的自然災(zāi)害；換言之，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里，清朝遭遇的大型自然災(zāi)害比乾隆朝多得多，但是，雍正十三年時間總共賑濟災(zāi)民花了多少錢呢？

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項，凡用一百四十三萬。——乾隆二十一年戶部統(tǒng)計

作為對比，乾隆元年到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在賑災(zāi)問題上花了多少錢？

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兩千四百八十余萬。

雍正帝的所謂新政其實并不新，簡而言之屬于一種過渡性的財政政策，其目的就是為了擴充國家的財源。既然是過渡性政策，那就不能長期延續(xù)下去，所以，如果雍正帝的新政能繼續(xù)強推下去，清朝甚至有可能會提前走向滅亡。

康熙朝晚年，曾承諾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也就是說，國家再生多少人口，也不再征收更多丁稅，而是始終以康熙五十一年的丁數(shù)來收取。所以，以往通過收取人頭稅來擴充財源的道路被堵住了。

雍正帝上任伊始，自然不能干推翻祖制的事，只能繼續(xù)做好人。所以他干脆實行攤丁入畝，把康熙帝定下的丁銀總數(shù)攤?cè)胩锂€之中。說白了就是查清田畝有多少，拿丁銀數(shù)一除，然后按一畝地多少錢算，向有地農(nóng)民征稅。

這樣做的好處呢，就是相對減輕了貧富差距，田多的肯定多繳，田少的自然少繳。但問題是，這并沒有大幅增加國家的收入。

于是，雍正帝用了第二招，就是火耗歸公。說白了，火耗歸公就是變個法子剝削百姓手里的錢。

當然，地方隨意加征火耗屬于腐敗，但這也不完全是由于地方官的私欲導(dǎo)致。清朝財政本質(zhì)上仍是強干弱枝，各省半數(shù)以上的財政收入都會上繳中央，地方財政很窮。但凡想多花點錢的話，走正常渠道的話就得事前請示，事后奏銷，但走奏銷渠道曠日持久不說，很多非正常開銷也很難拿到明面上，比如招待高級官員的費用，總不能讓人家自己掏，更不能拿到皇帝老兒那里去報銷，只能自己拿。但地方官肯定不會從自己的腰包里掏錢，一般就是三條路，其一是讓士紳們?nèi)セI措，算你做貢獻了，其二是挪用公款，先把事辦了再說，其三就是壓榨百姓，比如反復(fù)加征火耗。

事實上，康熙末期各省財政虧空的情形很多，很多就是由于地方財政沒錢，只能挪用公款。而雍正帝自繼位以來，一直勒令各省清理虧空，最后采用火耗歸公的辦法才將虧空漸次補齊。

所謂火耗歸公，就是把火耗制度化、標準化、合法化，令地方官無法隨意加征和攤派，但實際上卻把這筆額外征收的錢納入國家正式的稅種之一。火耗歸公實行后，收上來的火耗一部分用于各省清理虧空以及行政費用，另一部分則用作地方官的養(yǎng)廉銀，相當于在官員的正式工資之外又發(fā)了一筆更高的額外工資，算是對官僚集團的妥協(xié)。

后來，雍正帝還試行了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這相當于在田稅之外又給士紳添了新稅。因為攤丁入畝的核心要義就是將田稅、丁稅和差役合而為一，朝廷用收上來的地丁銀去雇人服差役。士紳肯定大多有田，交了地丁銀以后，還要再服差役，這當然令士紳集團十分不滿。

出于實際的困難，雍正帝過于激進的財政政策得不到官僚集團的支持，所以他只得更多倚仗自己的親信推進改革，于是在中央形成了軍機處制度，以更高效的方式繞過低效的官僚集團，直接對接地方上的親信力量以達到目的。

所以，雍正帝的新政只能是短期的過渡性政策，也只有雍正帝才能以更飽滿的熱情和精力去推進這些新政。事實上，雍正帝之后，這些新政也基本都存在，算是完成了制度的常態(tài)化，但再也沒有誰能夠像雍正帝那樣以更理想化的態(tài)度去推進了。乾隆帝及其以后的皇帝都更加務(wù)實，他們明白，得罪士紳和官僚集團，就是在瓦解清朝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因為沒有他們的支持，皇帝的統(tǒng)治是維持不下去的。

謝謝邀請。雍正帝屬于改革派，他在位期間多項改革對清朝影響很大，像我們常說的軍機處以及完善秘密立儲制度就是雍正帝搞的。康乾盛世，中間有十三年雍正當政時期，這是承上啟下的時期，雍正糾正了康熙晚年怠政存在的弊端，為后世乾隆強盛奠定了一定基礎(chǔ)。

雍正應(yīng)該是杰出封建君王，由于雍正繼位競爭對手多，雍正對這些競爭對手進行了無情打擊，這些競爭對手對雍正到處進行誹謗，使雍正名聲在社會民間不太好。其實，雍正是一位很有才能，做出很多政績的皇帝。

雍正皇帝胤禛1678年出生1735年去世，1722年登基當皇帝。是康熙帝第四子，21歲被封為貝勒，32歲晉爵雍親王，44歲當皇帝。

雍正帝繼位后提出“政治一新”的局面，和所謂“蕭規(guī)曹隨”不同，表明推行新的政治政策。雍正改革主要內(nèi)容有：實行耗羨歸公制度。清查虧空。實行養(yǎng)廉銀制度。實行攤丁入糧制度。推行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確立秘密立儲制度。完善奏折制度。設(shè)立軍機處。雍正在經(jīng)濟政治改革同時也搞文化的移風(fēng)易俗。尊孔、大力提倡拾金不昧、崇佛、迷信天人感應(yīng)之說，大搞祥瑞。提倡說官話。

雍正帝改革新政總體來看是成功的，具有積極意義，糾正了康熙帝時期存在的不足，鞏固了清王朝統(tǒng)治，為出現(xiàn)乾隆朝盛況打下了基礎(chǔ)。耗羨歸公、攤丁入糧、令富人增加賦稅而減輕貧民負擔(dān)、清查虧空、打擊貪官污吏、對邊疆地區(qū)加強管理等等都是可取的。

雍正帝新政收效很大，有的作法延續(xù)到清朝結(jié)束。雍正帝是封建社會明君。

去翻書吧。總體看雍正帝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乾隆帝后來全面廢止了其父改革措施。這也可能是嘉慶帝之后清王乾衰敗的深層次原因。

會的

如果雍正的新政成功了，那么清朝估計到不了道光就得滅亡。因為雍正的所謂新政就是變相的加稅而已。如果加稅來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康熙不會啊？還用得著雍正嗎？所以雍正并不懂治國。幸好乾隆及時糾正了他的錯誤，才讓清朝又多存活了百年。百姓造反只有一個原因，稅負無法承受了，不得不反。

雍正的新政是: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士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

這樣的政策能夠使國庫充盈，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官員腐敗。要知道有句話叫:十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樣的政策損害了地主士紳階層的利益啊。士紳是地主階層啊。你讓有功名的人也去干苦差，交公糧。那讀書人肯定不干呀，他們寒窗苦讀為了什么？不就是想享受特權(quán)嘛。士紳靠什么掙錢？窮苦人家為了避稅，把自己的田地掛靠在士紳名下，因為士紳不用交稅的。士紳收掛靠田地的掛靠費生存的。所以有了矛盾呀，士紳肯定不干了。

讀書人再往上不就是官員階層嘛？火耗歸公了，火耗是什么？相當于地方稅，都歸官員所有。當官的沒有了這項收入，只靠俸祿是養(yǎng)活不了一家人的。沒有了明面上的進賬，那怎么辦呢，只能做貪官了呀。這又與國法不容。這就產(chǎn)生了矛盾。

雍正為什么被黑，不就是損害了地主階層的利益了嗎。讀書人的特權(quán)嚴重縮水，所以雍正被讀書人罵了多少年了。什么弒父篡位，莫須有的罪名都按到他頭上了。

后來的皇帝，乾隆上位以后，他爹給他留了很多遺產(chǎn)。他把他老爹的政策基本上推翻了，惹不起呀。不如做個富家翁唄。敗家子唄？清朝從乾隆時期就沒落了呀。如果能夠一直實行下去，不敢想象，也許會富強延壽，也許提前大清滅亡。誰說得準呢。

兩種結(jié)果

1.政局動蕩，國家不再穩(wěn)定，清朝提前滅亡。

2.貧富差距有效的減小，緩和階級矛盾，延續(xù)清朝壽命。

雍正的新政的目地是好的，卻太過理想化，忘記了貪心不足蛇吞象這一點，他認為用國家的錢來滿足了各位官員的貪心，就能減少官員對百姓加稅的行為，可是人的欲望又哪能那么容易滿足，人的欲望只會想要更多，并且國家的錢也來自于百姓。如果新政最后真的成功了，國庫里的錢財會以極快的速度耗盡，而為了繼續(xù)維持各官員們“正直守法”的現(xiàn)象，不得不在不加稅賦稅的表面下瘋狂加稅，百姓苦不堪言卻又無處申冤，人被逼到極點便會反抗，其結(jié)果可想而知，其政府或許都堅持不到下一個皇帝。

本人只從民間傳說及電視劇里所謂雍正形象論述觀點，恰恰雍正的所謂新政，才是斷送中華大清走向工業(yè)文明之路，有何證據(jù)呢？大清的開山之祖實際都是有利大家分享的精神之人，收買不同利益政見的人為我所用，是大清的基本國策，形成股份大小董事會與董事長負責(zé)制，每個族類都有一定的議事反映渠道，到康熙開始大清四海清平物盛開裕，統(tǒng)治階層就有了開始要重新架構(gòu)新董事會股份份額的想法了，經(jīng)過康熙的個人超強能力，將二股東漢人的份額大大減弱了，企業(yè)在短時就立桿見影地讓管理層的財富暴增了，企業(yè)在那個時候站上了事業(yè)的頂峰了，但是管理層的缺少文明浸泡的缺點開始暴露出來了，康熙企圖用交班鐵腕手段的雍正治理正在走下坡的大清統(tǒng)治，但是顯然雍正所做的新政，實際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短視策略，還是拋棄祖先令大清走強的國策，有利大家分享的股份制政策，繼續(xù)實行一家股份獨大的政策，到乾隆當政時顯然發(fā)現(xiàn)與漢人加入些股份才能讓大清統(tǒng)治穩(wěn)定，希望糾正雍正的短視行為，果然漢人的勞動積極性在乾隆皇帝時代空前高漲，但頂層設(shè)計的不合理只是發(fā)揮人民漢人的淺層積極性，但是股份結(jié)構(gòu)的不合理就徹底限制了企業(yè)再走強的通道了，也是個人認為大清不能撘上工業(yè)文明的車，雍正應(yīng)該要負主要責(zé)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