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已經把舊黨大佬司馬光、當朝駙馬王詵牽連進來。目的已經再明顯不過。新黨就是要把舊黨一網打盡。
所以，烏臺詩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這個政治案件的關鍵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蘇軾。
蘇軾被重辦，舊黨牽連入網；蘇軾被輕辦，新黨功敗垂成。
但是，蘇軾為什么能逃過這場劫難呢？
蘇軾蘇子瞻，必須感謝自己生在了一個好時代、趕上了一個好朝廷、遇上了一個好官家。
換個時代、換個朝廷，哪怕換個官家，蘇軾的結果，都不會只是貶官黃州。
什么是好時代？
一個能跟你講理、能讓你講理的時代，就是好時代。
人都是講理的。講理是人的底線。所以，跟你講理、讓你講理，應該是常態。咋還成了好時代的標志？
人都是講理的，這個“因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講理是常態”這個“所以”的結果。
皇帝憑啥要跟大臣講理？領導憑啥要跟下屬講理？力量大的憑啥要跟力量小的講理？“春秋無義戰、強者定章程”，春秋諸侯們，哪個講理了？
實力可以決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講理。
即便跟你講理，也要看講誰的理。可以跟你講理，但要講我的理，而不講你的理。這當然也叫講理。簡單說就是：可以跟你講理，卻不讓你講理，最后則殺人還要誅心。
那么，在烏臺詩案中，新黨執政的大宋朝廷與支持新黨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蘇軾講理的？
01.烏臺詩案的淵起：蘇軾確實在詆毀新政
蘇軾到底有沒有錯？
必須有錯。
當時，大宋的官僚系統都在學習王安石主義、實施王安石改革。但是，蘇軾呢？他不講王安石主義、也不支持王安石改革。非但如此，還要各種詆毀。
當時，沒有報紙、沒有暢銷書、沒有現代傳媒，蘇軾怎么詆毀新法？他天天在家罵新法、罵王安石，這個影響也就止于蘇夫人和蘇公子。即便開壇講學，也就是影響一下自己的學生。
蘇軾的手段，是發朋友圈。
我發個朋友圈，然后就能詆毀新法、阻撓新政、危害國家嗎？你當然不行，蘇軾卻可以。
論文章，蘇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八大家排序，蘇軾必須能進前三甲。論寫詩，蘇軾是北宋詩壇領袖，即便把蘇軾拉到唐朝，他也能跟大唐群星比比誰更亮。此外，還有豪放詞派的創始人、北宋書法四大家之一、蜀學的首席宗師，甚至，蘇軾對道教、佛學都有精深的研究。
集諸多名號于一身的蘇軾，完全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他發個顛覆新法的朋友圈，就能引發政界、學界的一場騷動。蘇軾是能夠帶節奏的意見領袖。
啥叫意見領袖？“別跟我講什么王安石主義，我就覺得王安石就是個人渣，不轉不是宋朝人”，然后，一百萬條轉發。這就是意見領袖。
蘇軾到底發了什么朋友圈？
最初，被新黨抓住把柄的一條“朋友圈”，不是蘇軾的詩，而是蘇軾單獨發給宋神宗的“短信”：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公元1079年，蘇軾赴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地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但是，奏表中的這句話，卻刺激了新黨。
啥叫“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過分解讀一下就是：我蘇軾愚昧不堪，這叫耿直；跟不上新時代，這叫不投機；沒法跟弄潮兒的新黨們一起玩，這叫不媚俗。
啥叫“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過分解讀一下就是：我這個人歲數大、不生事，這叫不折騰；正好可以去地方牧養小民，這叫能養民。
新黨不干了，然后開始彈劾蘇軾，你這不是例行公事謝圣恩，而是含沙射影罵新法。蘇軾啥反應？蘇軾非常硬，你們說對了，我就是罵你們了，你們還能咋地？
新黨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于是發動了烏臺詩案。這篇奏章，沒啥可挖掘的；但蘇軾的“朋友圈”卻可以各種挖掘。
02.蘇軾的“朋友圈”：他是怎么詆毀新法的
在古代發朋友圈，無外呼兩種形式：
一種是文人士大夫之間的書信往來，如“致司馬公：王安石不是東西，此致敬禮”，這就必須算。
一種是寫詩填詞做文章，蘇軾主要是寫詩，所以才叫“烏臺詩案”，這就肯定算。烏臺，即御史臺：詩，才是案，即蘇軾的各種反詩。
蘇軾，到底寫了哪些“反詩”？
為了羅織罪名，新黨肯定要過分解讀。但是，有些詩，都不用過分解讀，蘇軾就是在罵新法。其中，以《山村五絕》最為代表。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關鍵是這句“邇來三月食無鹽”，七十老翁已經很可憐，咋還三月不吃鹽？因為北宋搞了食鹽專賣，老翁買不起。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青錢，即青苗法給老百姓的農業貸款。貸款是拿到了，但轉眼之間，就在城里花光了。因為北宋政府止不住地要與老百姓做買賣。所以，搞了各種高消費的娛樂項目，進城的農民剛拿到錢，就被政府的娛樂產業給賺走了。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蘇軾確實對新法不滿，看不上新法也看不上王安石。后來他跟王安石言歸于好，但那是后來。當時，這兩個人就是水火不容。
新黨的目的，是為了干掉蘇軾嗎？
蘇軾只是突破口。新黨的真正目的是打擊不滿新法的整個舊黨，關鍵重點是舊黨大佬司馬光。蘇軾，自己寫詩發朋友圈，你只能定他的罪，怎么能打擊舊黨呢？
操作起來非常簡單。誰給蘇軾的朋友圈點贊了，誰就是在影射朝廷，然后誰就是同黨。
那怎么證明點贊呢？有書信往來就算點贊。
“子瞻兄臺見：你寫得《山村五絕》真好，鞭辟入里，像匕首、像投槍，您就是我大宋的魯迅！此致敬禮”。這就必須算同黨了，然后牽連入案。
實在不行，那就看蘇軾給誰寫信了。這個也可以算。蘇軾給司馬光寫信了，而且還寫了首詩，即《司馬君實獨樂園》：
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你蘇軾這是啥意思？蘇軾也坦蕩：我就是想說天下人都盼著司馬光出來執政，因為你們新黨太垃圾。司馬光收到這種“反詩”，為啥不上報朝廷？看來，司馬光也是同黨。然后，司馬光牽連入案。
關鍵是蘇軾還跟當朝駙馬王詵過從甚密。
御史臺去抓蘇軾的時候，蘇軾已經收拾好行裝、準備蹲監獄了。那是誰通知的？駙馬王詵通知了蘇轍、蘇轍通知了蘇軾。這就是大臣勾結皇親國戚了。這種問題，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諱的事。順藤摸瓜，還查出蘇軾收了王詵的錢，而且二人也有詩文往來。也就是說王詵也給蘇軾的朋友圈點贊了。于是，王詵牽連入案。
新黨的特點，就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按照誰給蘇軾點贊、誰就是同黨的操作模式，那到底能折騰進去多少人？
39人。這就是蘇軾的關系能量，絕對是舊黨中的“名媛交際花”。所以，新黨選擇蘇軾作為打擊舊黨的突破口，絕對是英明之舉。
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么跟人講理的
“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義。
程序，一個多么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概念。實際上，完全可以換成一個通俗易懂的名詞，即手續。要去結婚，先到民政局領證，領證是手續；打擊壞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序。
把手續強調過分了，難免手續異化。于是，證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問題，肯定要出現。有些壞人，即便明知道它干了壞事，但手續太復雜、流程走不了，壞人也關不進監獄。
實現正義，卻非要以“看得見的方式”的實現，手續太復雜、然后復雜到過度，正義還怎么追求、還怎么實現？
“努力讓人民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給這句話上畫個重點，重點應該是什么？是感受。
程序或手續的意義，只是兼顧了客觀的真實，主要是強調了主觀的感受。真實世界是不可約的復雜，任憑誰也無法窮盡，而主觀的感受卻可以。
跟不跟你講理、讓不讓你講理，都不是在還原真實世界的復雜歷程，而是實現主觀感受的最大公約。正義也好、公平也罷，都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價值判斷屬于應然問題。實然可以求真，但從實然跳不到應然。所以，價值判斷無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這時候，就一定要以所謂“看得見的方式”來追求了。只有“看得見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以，手續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對手續、對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個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么講理的？這個問題，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臺根勘所
御史臺最早設立于東漢，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監察機構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這里來審理。蘇軾這個案子，肯定重大。因為新黨一定要往大里整。漢書記載，御史臺里種植柏樹，樹上常有烏鴉棲息，所以又稱烏臺。因此，蘇軾一案，才稱烏臺詩案。
御史臺首先發動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狀，神宗皇帝詔曰可。于是，從彈劾變成案件，對蘇軾的立案調查正式展開。
御史臺派出官員前往湖州緝拿蘇軾，然后送交御史臺的根勘所，進行審理。根勘所，是御史臺專門負責審理詔獄的機構。
宋神宗不僅下旨審理，而且還派了一名宦官跟進案件。所以，蘇軾一案，就變成了詔獄，即皇帝親自下詔督辦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詔獄這個層面，那蘇軾不被定罪弄死，也被嚴刑打死。但是，大宋時代是跟你講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詔獄也要講理，具體表現就是講程序。
大理寺和審刑院
御史臺只負責案件的審訊。即便是審訊，也不是御史臺一家說了算。因為大宋官家還要派人跟進。
皇帝會從其他機構抽調人員，會同御史臺搞聯合審訊，這叫雜治。
案件審查清楚之后，審案的官員們要制作好口供，這叫供狀。
審訊工作到供狀這里為止。然后，御史臺就可以結案了，這叫結勘。
皇帝還要派遣御史臺以外的官員，對犯人進行當面問話，這叫錄問。
犯人在錄問的時候翻供了，這叫翻異。一旦出現翻異，那皇帝就必須另外派人重審。
錄問環節，古已有之。最早的記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趙高審李斯案。
趙高使其客十馀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后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趙高為什么使其門客“詐為御史、謁者、侍中”？就是擔心李斯翻異。
犯人既不申辯又不翻異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嗎？不能。因為御史臺只有審訊的權力，卻沒有定罪的權力。
御史臺完成供狀環節之后，要將供狀遞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這叫檢法。
如果把御史臺類比為現在的最高檢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現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這個程序還沒走完。
檢法之后，要出判詞，相當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書。這個判詞，還要上報給刑部或審刑院復核。刑部或審刑院復核完畢之后，再將復核后的判決意見上報給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終裁決。
這個審刑院，是個什么機構？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個錦衣衛；信不過錦衣衛了，搞了一個東廠。宋朝皇帝呢？趙家官人信不過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個審刑院，又稱“宮中審刑院”。你聽這個名字，就知道審刑院是誰設立的了。其主要任務是審查大理寺所斷案件，因為皇帝要看著大理寺，擔心被大理寺的人給忽悠了。
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長出什么莊稼。明朝的專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務機構。大宋的法制土壤，卻能孕育出法制機構。審刑院的設置初衷是加強皇權，實際運作卻成了司法監督的一個環節。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設立的機構卻不給皇帝辦事，那還有啥意義？
從這一套復雜手續或程序中，我們就能發現：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準備跟人講理的，這絕對是古代司法的一個高峰。
04.大宋官家很生氣：法外施法也要讓人講理
大宋御史臺把案件審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錄問了，蘇軾倒也干脆，從不從寬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別無翻異”。
但是，蘇軾之所以“別無翻異”，是因為新黨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給查了，蘇軾想翻供都沒得翻。
新黨這幫家伙不止要干蘇軾，還要干司馬光和整個舊黨集團。所以，烏臺詩案一定要辦成鐵案。而最關鍵的問題，還是蘇軾。蘇軾確實對新法不滿，確實沒有管住嘴，確實要做時代的匕首和投槍了。
大理寺根據蘇軾的供狀，總結出了三條罪名：
一是蘇軾收了駙馬王詵的錢，而且這個錢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審期間不肯老實交代問題，所以蘇軾“別無翻異”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詆毀新法、誹謗朝廷，這一條是新黨的主要關切，但要的不是誹謗朝廷而是誹謗皇帝。
所以說，新黨把持了御史臺，卻肯定沒能把持大理寺。
針對這三條罪狀，大理寺給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會怎么數罪并罰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簡單說就是數罪從重，一個罪杖八十、另一個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會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錢抵罪，當時主要是向朝廷交銅，銅是當時的主要硬通貨，是可以拿來鑄錢的。
第三，如果是官員，犯罪的官員還可以拿自己的官職來抵罪，即官當制度。
這套量刑算法，可以說充分確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來，蘇軾要承擔的罪責，只是徒二年。《資治通鑒續長編》給出的記載，是“當徒二年，會赦當原”。
如果是新黨看到這份判決，想也不想，他們肯定認為大理寺收了蘇軾的錢。因為這是在過分偏袒蘇軾。
甚至都可以說，大理寺這幫家伙連一天牢飯都不想讓蘇軾吃。因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這個時候去世了，大宋一定會大赦天下。
蘇軾是在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處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這中間差了兩個多月，大理寺給了一個“會赦當原”的判詞，到底想說啥？
所以，新黨肯定不能干。
這幫家伙費盡心機、折騰了一百多天，然后卻是這么個結果，誰也不能忍。于是，御史臺上書反駁，認為大理寺定罪不當，蘇軾必須按十惡大罪中的第六項“大不敬（恭）”來定罪。
“注云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注云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者”，蘇軾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這個大不敬。
御史臺瞎咋呼，卻沒用。因為定罪量刑，不歸它管。這時候，審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決。
到了這一步，就要區分一下誰跟誰是一伙兒了。
御史臺肯定被新黨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沒被新黨控制。那審刑院呢？審刑院的全稱是“宮中審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兒。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見？詆毀新法就相當于詆毀皇帝，必須要嚴辦。但是，審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剛正不阿了，站隊大理寺了。
烏臺詩案持續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勢力該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這期間，當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舊黨翹楚，紛紛上書營救蘇軾。同時，新黨內部也分裂了。罷相在家的新黨大佬王安石，也上書了，認為“圣朝不宜誅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臨死之前勸諫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蘇軾、蘇轍兄弟當成宰相來培養的。但是，你這個皇帝卻要殺了蘇軾，你對得起你老爹嗎？
于是，烏臺詩案，死活也沒法按照新黨設計的腳本來編排了。
新黨的腳本是什么？針對蘇軾發動一場文字獄，然后借機把舊黨一網打盡。但是，新黨中的有識之士卻看出了這里面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文字獄這個口子不能開。一旦開了，將來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獄，文字獄成了政治斗爭的手段。這個結果，任誰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風一定敗壞。
那么，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氣。王安石雖然罷相、王安石主義可以不講，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線必須堅持。這不是王安石的主張，而是朕的主張、朕的旨意、朕的路線。你蘇軾詆毀新法，就是在詆毀朕這個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卻要讓蘇軾講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讓蘇軾講理。但是，皇帝肯定氣不過，于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過分。最后的結果是：
蘇軾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當徒二年，會赦當原”，這是大理寺的意見，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責”，即法外施法，因為朕很生氣、朕要任性，于是蘇軾“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檢校”是臨時委派的意思，隨時都能給你免掉，即便是副處長，但也是個臨時的。
“水部員外郎”是官，在官職差遣的設計中，這相當于待遇級別，用現代表述就是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黃州團練副使”，這是差遣，是實職，相當于黃州地方武裝部副部長，卻是散官、沒實權，一般用來安置貶官。
關鍵是這個“本州安置”，相當于發配。你蘇軾就在黃州那個鬼地方呆著，我這個皇帝再也不想見到你了，黃州地方官也要把蘇軾這個家伙看好了，該敲打就得敲打。
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責”。
如果是朱元璋這種皇帝，蘇軾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個眼色，蘇軾別說可能在發配黃州的路上被干掉，甚至連牢門都出不來。
最后總結
烏臺詩案是新黨對舊黨發動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滿新法的舊黨一網打盡。
而舊黨的”交際名媛“蘇軾，恰是新黨打擊舊黨的突破口。
如果烏臺詩案能夠按照新黨的設計腳本來推演，那么此案就是一個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個跟你講理的時代。
大宋司法機構的復雜運作，堪稱古代司法的一個高峰，復雜的程序甚至已經超過了現代國家。
蘇軾，生在了一個跟你講理的時代。
執政的新黨肯定不滿意，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可講；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滿意，他也要講他這個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個讓你講理的時代。
可能這個“你”，僅是官員士大夫。但是，起碼能夠讓朝堂權力無法肆意任性、讓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為。
正是因為讓蘇軾講理，所以蘇軾才能逃過烏臺詩案這個劫難。而舊黨一眾翹楚們，也才免于被權力清洗。
舊黨頑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線，就不能高效率推進。舊黨難道不是歷史的阻礙嗎？
程序正義或許比正義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義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風才不會急轉直下，大宋官場才不會演變為李林甫之后的大唐官場。
歷史上的發展，有兩種：
一種是高效率的急速推進，開了掛、踩了油門，這是一種政治能動，比如王安石變法。
一種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檔、踩了剎車，這是一種政治謙抑，比如司馬光的舊黨意見。
到底哪一種更好？因時而異。
初出茅廬，往往是政治能動的，自命大才而要經天緯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謙抑的，懂得了才華智慧的局限和真實世界的復雜。
也許這樣的態度是可取的：有一個方向，即便方向對了，也要慢一點兒、穩一點兒，反正時間有的是；如果方向錯了，那么慢一點兒、穩一點兒，也就給調整留出了時間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