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認為的吧,
“最早的中國”之名出自洛陽地區,這里除了是何尊銘文中“中國”一詞的最早指代地,也歷史記載的夏商周三代建都之地和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即夏朝)”都城——二里頭遺址所在地。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何尊銘文中:
何尊是西周早期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其內底鑄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周成王五年,在洛陽地區營建成周洛邑,對其下屬“宗小子”進行訓誥之事,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時決定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即“宅茲中國”,銘文與《尚書》中的《洛誥》、《召誥》、《逸周書·度邑》等文獻記載相互印證,起到了證實補史的作用,為西周歷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同時,“中國”兩字首次出現在何尊銘文中意義重大,何尊銘文不僅是“中國”一詞出土最早的見證,也表明了洛陽地區在早期便是“中國”的所在地,即天下之中。
從武王到成王(周公)營建成周的過程:
《史記·周本紀》武王滅商后與周公“度邑”之言:“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
之后,成王繼承了父親武王的事業: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與“何尊銘文”對照: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在早期,最初的“中國”,實為“國中”,乃都城(京師)之意。周成王時,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擴建了洛邑,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用以控制東方。
除了上面的內容,在沒有“何尊”出土前,洛陽被稱為“中國”、“地中(土中)”或“天下之中”的史書記載還有很多。
如《史記·封禪書》:“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春秋繁露》亦云:“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這里的“中國”顯然就是“河洛”地區的代稱。
《史記·周本紀》:“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漢書》:“昔周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番屏四方,故立京師。”
《逸周書·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尚書·召告》:“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周札·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時之交也,風雨之合也,陰陽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線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說的是周公營建洛邑,在登封測影定“地中”之事。
《帝王世紀》:“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既土中。”
《竹書紀年》:“無事則都洛師,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別居關內,阻四塞以守,竭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
另《左傳》中,也有關于周人“四土”范圍的描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按照周人的描述,關中地區為西土,泰山淄博附近為東土,南陽襄樊附近為南土,遼,燕至陜北,為北土;所以周境四裔之內,地理中心的“中國”就在今天的洛陽附近。
先秦時的“中國”范圍:
關中地區在早期歷史上的定位:
早期九州劃分,關中所在為雍州“西土”。
商周之時,周人同樣以“西土”之人自居,先秦及后世典籍中這類記載有很多。
如《書·泰誓中》:“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孔 傳:“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 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杜預 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文選·班固〈西都賦〉序》:“西土耆老,咸懷怨思。” 李善 注:“長安在西,故曰西土。”
另周朝典籍《尚書》、《逸周書》中也時常提及“西土”,如:
《牧誓》:“逖矣,西土之人!”
《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康誥》:“以修我西土。”
《酒誥》:“封!我西土榮徂邦君御事小子。”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商誓解》:“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
《度邑解》:“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
孔傳解釋為“武王在西,故稱西土”,這里的“西土”不僅是一個方位詞,還帶有一種地域群體意識;天下肇分九州之時,“關中”為雍州之地,雍州又為西土,故以“西土”代指周部族所居的故地。
如:周部族在古公直父時為戎狄所逼,自豳遷至岐下,到達“周原”,周人以邑為名,號為周。即《穆天子傳》卷二:“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之說。
周人力量不斷增強,周人領袖開始被商王朝所倚重。“賜(文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文王被封為“西伯”,取得了專征伐的大權。周向外擴張,北伐犬戎,西征密須,東攻黎、邗、崇,取得輝煌的戰績,使這些小邦國“再駕而降為臣”,成為周的與國。所謂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是指多數諸侯國歸順于周,由此之后周人在西方繼續壯大,即周公稱贊文王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可見,“西土”在此時仍然是周人故國自稱。
武王十一年率周師東征商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武王病逝后,三監叛亂,“肆朕誕以爾東征”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征服殷商在東方的殘余勢力,鞏固了周王朝,“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此亦為周人潛意識里的西土概念。
及周公成王東征以后,周人正式成為天下共主。為了將所得的天下延續下去,“周公敬念于后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決定在中原地區營建洛邑。《尚書·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這里的“中國”應指洛邑一帶的中原地區,在當時周人的地理認識中,洛邑即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天將中國的土地與人民交給周的先王治理則表明周王受命于天,已是中國之主,此后的周人已很少提到西土。由此可知,隨著周王朝的建立,周人原有的西土意識逐漸衰落,有德之君受命于天的中國之主的意識逐漸興起。
周人“中國之主”觀念具有地域中心認識和政治統治理念兩層意義。武王新勝之后,希望在“中國”治理殷商遺民。周人認為洛邑“無遠天室,其名茲日度邑。”決定在天下的中部營建新都洛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由此可知,周人把中國與天命相提并論,表現了周人的正統意識。
而在歷史上,夏商周三代都曾在洛陽建都,位于伊洛河流域的“有夏之居”,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地帶,也是洛陽地區在早期被稱為“中國”的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