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翁氏一家是與李鴻章一家比較有勢力爭奪的一家，兩家斗得非常厲害，以致于認為翁、李之斗害家誤國，影響了甲午戰爭。但是，李鴻章并沒有害死翁同龢，而是協助曾國藩上奏疏，彈劾翁心存（1791—1862年)，導致其被流放病死。而翁同龢是在慈禧太后政變訓政后被革職而永不敘用的，翁心存于同治元年病死于家中。宣統元年（1909年），詔令其追謚文恭。
只能說，翁同龢被革職，與翁、李之間的爭斗，與李鴻章對翁同龢的排擠有一定關系，但不能說他是被李鴻章所殺的。
第一，翁同龢是高官后代，在官場上一路順風，十三年任戶部尚書，執掌財權，直至軍機大臣、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翁同龢出身于高官家庭，他父親翁心存是咸豐、同治兩朝大學士，又是兩任皇帝的帝師；他的大哥翁同書曾任安徽巡撫；他的二哥翁同爵曾任陜西、湖北巡撫，并署理湖廣總督。翁同龢父兄都是高官權臣，他當然是很有學業和官場上的優勢的。
翁同龢于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四歲時隨祖母張太夫人及母親許氏由京師回到故鄉常熟。翁同龢自幼稟性好學，通讀四書五經，并以優異成績考入常熟縣學游文書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應院試考中秀才；咸豐二年（1852年），應順天鄉試中舉人；咸豐六年（1856年），殿試一甲一名，考中狀元，授修撰，任實錄館協修。咸豐八年（1858年），任陜甘鄉試副考官，旋授陜西學政。
有父兄的庇護，加上自己的才識，翁同龢在同治朝的官場升遷很快，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會試同考官。六月，擢升為右春坊右贊善。七月，任山西鄉試正考官。十月，任日講起居注官。后因其父去世而回家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守孝期滿，轉左贊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講。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國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賞頭品頂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憂期滿后，仍在弘德殿行走，補內閣學士。
翁同龢
光緒元年（1875年），翁同龢任刑部右侍郎；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皇帝上在毓慶宮致力于學，任命翁同龢與夏同善同授讀光緒帝，翁同龢想辭帝師之職，但不被批準，隨后，翁同龢遷任戶部，充經筵講官，晉升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又調任刑部尚書，之后又調任工部。
光緒十一年(1885)秋，左宗棠去世，戶部尚書閻敬銘補了左的東閣大學士一職，翁同龢由工部調任戶部，接任戶部尚書。翁同龢戶部尚書任上當了十三年。
光緒八年（1882）十月，清廷令翁同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翁同龢升任軍機大臣。而在軍機大臣任上，翁同龢主要參與了當時朝中的兩件大事，一是參與處理云南軍費報銷舞弊案；二是參與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后來，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戰爭和百日維新運動中的兩次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甲午戰爭時，他主管朝廷財政；百日維新時，他支持光緒帝，是“帝黨”的得力干將之一。
翁同龢當過同治帝、光緒帝的老師。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光緒元年(1875年)，他又奉旨在毓慶宮行走，授讀光緒帝。他曾為同治帝講過《帝鑒圖說》《圣祖廷訓格言》《清朝開國方》《經史語錄》《毛詩》《孝經》等課程；還為兩宮皇太后進講過《治平寶鑒》等；也對光緒帝也講過《帝鑒圖說》等課程。
翁同龢書法
第二，翁、李之斗，由來已久，是清末非常典型的權臣之間的勢力爭斗。
翁同龢一家，在道、咸、同、光四朝，幾代累任高官，朝中門生、同僚很多，而且，翁同龢和他父親翁心存皆是兩朝帝師，時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翁氏在朝中勢力很不一般。而李鴻章出自曾國藩門下，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他背靠著湘軍的勢力，與曾氏勢力關系密切，后來，他又創辦淮軍和北洋水師，是清末權勢極大的權臣，因而，從權勢上來看，翁、李兩家可謂是勢均力敵。
翁、李結仇，是從咸豐九年（1859年）開始的，當時，翁同龢長兄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廬州失陷后，捻軍和太平軍揮師攻擊定遠。咸豐帝下旨令翁同書幫辦欽差大臣勝保軍務，并令安徽境各軍均歸其節制。翁同書移軍守定遠，翁同書督兵擊退起義軍，之后，捻軍又大舉進軍，攻陷六安，圍攻定遠，翁同書與勝保聯手，夾擊捻軍，大破敵軍，并收復六安。后來，捻軍聯合太平軍，率數萬之眾圍攻定遠，定遠隨即陷落。翁同書離開定遠，率兵逃至壽州，被清廷革職留任。
此時，翁同書上書奏曰：“近來可用之兵，莫如楚師。諜聞楚師順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別遣勁旅間道急趨英、霍，徐圖懷、定，此上策也。如楚師轉戰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輔以官軍，先拔懷遠，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則以勝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關以保東路，臣守壽州，與傅振邦、關保相應援，制孫葵心、劉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清史稿·列傳·卷二百十四）他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讓楚師來救援定遠等地；中策是利用苗沛霖協助清軍奪定遠，下策是讓勝寶進攻明光，而他守住壽州，與傅振邦、關保相應援，遏制捻軍的孫葵心、劉添福，保住西路。
后來，捻軍將領孫葵心進攻潁州，被翁同書派兵擊退，清軍收復霍山。次年，翁同書派兵攻爐橋，焚燒賊壘，并打退舒城的捻軍援兵，破了王家海賊圩。勝保上奏請招招孫葵心，清廷問翁同書的意見，翁同書認為清軍剛攻破程家圩賊巢，不必曲意招撫賊首。
可是，就在這一年，英法聯軍進犯京師，勝保奏請召苗沛霖率兵來支援，清廷令翁同書傳旨。翁同書自請開巡撫缺，率兵同行。此時，太平軍將領陳玉成進攻壽州，翁同書率兵抵御，將其擊退。
安徽團練首領苗沛霖本來就是一個反復無常、心懷反意的人，一見清軍遇到了各方面困難，變得很狂妄，他因與壽州團練徐立壯、孫家泰等有嫌隙，指使他的部下鬧事，被徐立壯殺了數人，而苗沛霖便率兵圍攻壽州。翁同書密疏陳沛霖驕橫跋扈，清廷令翁同書會同袁甲三查辦，苗沛霖抗不聽命，加快對壽州的圍攻，并縱兵四處侵擾。
而徐立壯所部多為捻舊部，平日里常騷擾民眾，素有民怨，清軍坐實其通捻行為，將其殺了；隨即將孫家泰逮捕下獄，孫家泰自殺。清軍將孫開泰、蒙時中的首級交付給苗沛霖，但苗沛霖太狂妄，仍然不罷兵。清廷召翁同書還京，以賈臻代署巡撫。翁同書令布政使張學鵬勸諭苗沛霖，苗才撤了對壽州的圍攻。翁同書上奏曰：“沛霖過猶知改，請量加撫慰，責剿捻贖罪，俾袁甲三、賈臻籌辦善后事宜。”
翁同書在寧遠、壽州的一系列行為，讓歷來對翁氏看不慣的曾國藩找到了把柄，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上奏折，嚴厲彈劾翁同書。
曾國藩在奏疏中指責翁同書失守定遠，棄城而走，逃至壽州，復不能妥辦，致紳練有仇殺之事；而后使壽州城陷，其奏報情形前后矛盾。丟失疆土在先，受賊玩弄繼之，罪不容赦。曾國藩在奏折還表示：“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是清末非常有名的一本奏章，筆如刀刃，擔大義，表忠心，盡臣責，置翁同書于萬劫不復之地。而起草這一本奏章的正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鴻章。清廷在內憂外患之際，沒有退路，收到奏折后，便依大清律，將翁同書定為“大辟”（斬首），但并沒有立即處斬，而是將其流放西北，三年后翁同書病死。不久，翁同書和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亦心憂得急病而死。
翁同書被彈劾，并不久病死，這使翁氏一家與曾國藩、李鴻章結下了梁子，此后，翁同龢與李鴻章雖同朝為官，但一直很難和解，于是，朝臣中也有種種議論。或認為翁、李二人政見，皆因為私人恩怨所致；或認為為爭權力而加劇了派系之爭；或認為是為攬權爭利益等等。
其實，翁同龢與李鴻章一直有矛盾，主要是因為兩人政見不同，翁同龢是當時清流派的領袖，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形成了文官派系，支持清末的“帝黨”，與“后黨”抗衡，而李鴻章一直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重臣，是“后黨”的干將。翁、李之爭說到底是帝、后兩黨的政見之爭。
翁同龢和他的父兄皆為朝廷重臣，他六十年為官，在一些重要事件上，他的政治表現還是不錯的，如參與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支持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促進晚清中國法制體系的建設，推薦康有為、梁啟超等支持光緒皇帝該維新等。此外，翁同龢還力主建立京師大學堂，主張廢除科舉，開經濟特科，采納康有為等汰冗員、停捐納、修則例、裁綠營、練新軍、辦學堂、薦人才、修鐵路、開銀行等十二道新政，是頗有政績的。他替光緒帝擬寫《明定國是詔》，掀開戊戌變法的序幕，在打開晚清政改新局面上，是有大功勞的。
翁同龢
第三，甲午戰事與翁、李之爭
關于甲午戰爭時，有人認為翁、李之爭影響了戰局，其中，有一種說法是翁同龢為了挫敗李鴻章，力主急戰，同時，為了打擊李鴻章，故意不撥款給北洋水師。其實，當時的局勢是比較復雜的，首先，“后黨”與“帝黨”的矛盾激烈，朝中派系斗爭很不平靜，翁、李確實持不同政見，隔閡比較大；其次，在對日戰爭的問題上，主戰與主和之爭不僅是翁、李之間的爭斗，而且更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掌握決策權的是慈禧太后，翁、李都主持不了大局，其他大臣的意見也分化得很厲害，翁想主戰并不易；再次，翁、李雖歷來有矛盾，但在國家利益面前，特別是事關戰與和的軍國大事上，這兩位能臣還不一定敢為私自的利益而肆意損害大局。
李鴻章
甲午開戰之后，中方屢戰不勝，慈禧十分驚懼，于是，她令翁同龢快速趕往天津，與李鴻章商量對策。當翁同龢問及北洋艦隊能否盡快出兵御敵時，李鴻章怒目相視，半晌不說一語。沉默了好一陣子后，才反問說：“翁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同龢回答說：“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李鴻章氣氛地說：“政府疑我跋扈，臺諫（監察官員）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據清人胡思敬記述）
此前，翁同龢主管戶部，而李鴻章曾要求撥巨款支持北洋水師，而翁同龢以朝廷財政困難為由，限制北洋水師的經費支出，不僅不加撥銀兩，還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二年。當時，戶部銀根拮據，翁同龢確實也有難處。他奏請海軍停購船械是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當時，朝廷為堵黃河鄭州段決口，將《海防事例》改為《鄭州事例》，解決黃河缺口問題確實是當時最急的大事，因此而停止海軍購買船械的經費，這似乎也有道理。解決了河防工程之后，總理海軍衙門和李鴻章本人沒有及時再提購買船械之事，直到甲午戰事起，翁同龢才令戶部撥銀650多萬兩支持總理海軍衙門購買新式船艦。據說，當時李鴻章的淮軍有存銀錢800多萬兩，并沒有用在甲午戰事上。淮軍與水師皆是李鴻章的嫡系軍事力量，李鴻章為保住他“起家”的淮軍，不將淮軍的存銀撥給水師，而責怪戶部停撥購買船械的經費，這雖表現了他的私心，未能從大局出發，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碼歸一碼，淮軍也需要經費，不便挪用至水師。
但是，為防黃河之患，翁同龢暫時停撥海軍經費，若是當時戶部庫銀緊缺，也在情理之中，雙方各有理由。而據胡思敬分析，李鴻章在天津反詰翁氏之事，乃是情急搪塞之詞，是氣話；而翁同龢的反駁，也有不合情理之處，事后不撥款，又怪李鴻章沒有再請撥，這也是翁的托詞。
但無論如何，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若是將甲午戰事中北洋水師的失敗，歸咎于翁氏長期克扣及拒絕撥撥款給海軍所致，也沒有實際根據。翁同龢掌管戶部十三年，他怕是沒有膽量為了復私仇而置國家戰事于不顧，他不是目光短淺的人，也不敢如此膽大妄為，他是一位很智略和有經驗朝中老臣。
至于說翁同龢為了打擊李鴻章，力主急戰，這似乎也說不過去，翁同龢不擅長于軍事，在對日海戰如此大的事情上，他是不敢以外行來干預對軍事內行的李鴻章的；再說，李鴻章長期夸耀北洋水師實力強大，翁同龢想讓海軍擊敗日本艦隊，關心北洋水師能否與敵艦作戰，也是可以理解的。翁同龢極力主戰，更多是出自對清朝海軍力量的自信，這與他一貫清流派思想是一致的。
甲午海戰
第三，翁、李等派系之斗，對戰事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即便沒有翁、李之斗，甲午戰爭也極難取勝，甲午海戰之敗，有諸多的原因。
首先，北洋艦艇在裝備上確實有很大的弱點。
北洋軍艦上除了有劣質炮彈之外，艦艇上的炮彈所射出的炮彈都是穿甲彈，而穿甲彈沒有開花彈的威力大，因為它不會大爆炸。而日本軍艦用的多數是開花燃燒彈，破壞力極強，一旦北洋的軍艦被擊中，便瞬間起火爆炸，既能毀壞艦上設備，又會引起大面積燃燒，燒傷船員，掀起的濃煙會遮擋視線，使戰艦上的士兵無法繼續作戰。北洋水師缺錢，而且因貪污現象，清朝海軍只能裝備穿甲彈，而無法裝備開花燃燒彈，其被動挨打，既有技術裝備的原因，也有管理體制方面的原因。
其次，北洋艦隊在艦艇的排水量方面雖不會輸給日本軍艦，但在設計樣式上卻屬于是落后的，反擊慢，因而被挨打。
北洋海軍的主力艦“鎮遠號”和“定遠號”，其排水量在7000噸左右，光從軍艦的噸位上比較，大可碾壓日本排水量4000多噸的旗艦艦“吉野號”，但是，“鎮遠號”和“定遠號”的制造款式是比較落后的，航速只有15節左右，而日軍旗艦艦平均航速在在20~30節左右。而且，北洋戰艦在艦上所裝備武器也比較落后，北洋的兩艘主力艦只在戰艦首尾裝備大口徑火炮，但在戰艦的兩側卻缺少火力防備。而日艦吉野號在戰艦的兩側配備了大量速射炮，是新式戰艦的火力配備，日軍戰艦能四面射擊，而清軍戰艦只能艦頭艦尾射擊，不挨打才怪。
再次，北洋海軍戰艦與日本戰艦在所采用的動力方面，差距很大，致使清軍軍艦行駛緩慢，被動挨打。
北洋軍艦所用的卻是煤炭質量最差的“八槽煤”，煤碎如散沙，雜石多，燃燒后灰很多，主要是因為各層官員盤剝竊利，海軍任人唯親，后勤采購貪腐嚴重，他們買了劣質煤卻向上報優質煤的價，以從中貪污，于是，“五槽煤”賣國了商人，而“八槽煤”卻以“五槽煤”的價格賣給了軍艦，成了艦上用的動力煤。所以，使用劣質“八槽煤”的軍艦航速慢，并極易損壞鍋爐，且濃煙滾滾，軍艦行駛慢，并極易因濃煙而被敵艦發現，被動挨打就難以避免了。
此外，戰前情報方面的水平差距也是甲午海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日軍早重視情報，而清軍卻輕視情報。
日本海軍很早就開始收集有關北洋水師的各方面情報，而北洋水師卻對日本海軍了解甚少，打起戰來，北洋水師自然很難獲勝。
日本一直在收集關于中國軍隊的情報，特別是對于北洋水師更是重點進行調查，非常仔細地都收集了相關情報。而北洋水師只是靠留學回來的軍官，以及一些外交途徑帶回的一知半解的資料，情報搜集嚴重不對稱，北洋艦官是“睜眼瞎”，而日軍艦官對北洋艦隊心知肚明，這仗還能打贏嗎？
最后，對艦隊軍事管理上的落后體制和腐敗行為，是北洋水師戰敗的最重要原因。
日軍隊海戰早有準備，他們為支持海戰，全線動員，天皇、首相、海軍大臣大力支持海軍，到艦隊去視察，連軍隊家屬、婦女、學生等都全力支持海軍，致使日軍海軍的戰斗力非常強悍。
慈禧太后（劇照）
而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寧愿錢用去修頤和園，為她慶祝生日，也愿不把錢用在提高軍艦戰力水平上；在慈禧太后看來，她的生日事關大清臉面，乃國之大事，而海軍買裝備僅僅是李鴻章該管的事；李鴻章任人唯親，海軍是就如他的“私人軍隊”一般，而任人為親便養成了貪污，朝中因派系斗爭，也影響海軍的建設，因為有些朝臣不愿意支持李鴻章“私人”力量般的水師。如此腐敗政府，管理如此落后的海軍，豈能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