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就是這句詩的主題。
這句詩出自陳寅恪《憶故居》:
渺渺鐘聲出遠方,依依林影萬鴉藏。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破碎山河迎勝利,殘馀歲月送凄涼。松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作故鄉。
1937年—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中華大地,時年47歲的陳寅恪因此結束了他在清華十年的教書生涯,先后輾轉流離于香港、廣州、桂林等地,于1942年后在成都辦學的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抗戰即將迎來勝利,寓居成都的陳寅恪興故鄉之思,亦感慨時局迫人,寫下這首《憶故居》。
其詩序言曰:寒家有先人之敝廬二:一曰靖廬,在南昌之西門,門懸先祖所撰聯,曰‘天恩與松菊,人境托蓬 瀛’;一曰松門別墅,在廬山之牯嶺,前有巨石,先君題‘虎守松門’四大字。
今臥病成都,慨然東望,暮景蒼茫,回憶平生故居,賦此一詩,庶親朋好友之者,得知予此時情緒也。
陳寅恪一生作詩良多,此一首最負盛名,為后人傳頌最多。
詩的字義易于理解,是陳寅恪懷念故鄉,感慨個人與家國命運而作。但探究此詩背后,是陳寅恪苦痛于先哲身后之學將墜,身體殘破難以為繼的落寞與無奈,也佐證了1945至1949年是陳寅恪晚年著述和學風思想轉變的重要時期:
高山流水遇知音,彩云追月得知己
陳寅恪的一生是孤傲的,這種孤傲,一方面是因為其學究天人,為當世僅見;另一方面更是因為他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治學的理念。
曾有人稱陳寅恪對史料的掌握是“百科全書般的占有”和“百年來第一人”。比起同代人,陳寅恪在對中國文化的俯瞰上已經取得一個“一覽眾山小”的至高點。
其同窗好友傅斯年也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胡適先生則在1937年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時在清華任教的陳寅恪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如此氣魄,舍我其誰。
著述等身,高山流水的陳寅恪,一生與其“知心交命”之人,惟有同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
1925年,陳寅恪回國后,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四大名師”名盛一時。
廣納東西文化及治學理念的王國維與早年輾轉各國留學、“開眼看世界”的陳寅恪意氣相投,許以為忘年之交。
昔人已乘黃鶴去,四海無人知我心
1927年,王國維寫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于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溘然長逝。
王國維身后,陳寅恪為其親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其詞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
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以此表明心緒,學術之研究必持之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然而當時的社會思潮涌動,新學之顯赫與舊學之式微,昔日朋友高徒也逐漸投向新學。
“破碎山河迎勝利,殘余歲月送凄涼。”正是陳寅恪感懷華夏大地山河破碎,生靈涂炭,文化凋零的同時,能夠預見到戰爭無論是哪一方取得勝利,都必有一新時代之到來。而新時代之道德風習必對舊者產生沖擊,深感自己“不問政治,只專學術”的思想意志再難以實現,“凄涼”之意在此突顯。
雙目已盲人事遠,只余未死一悲歌
時局交替,陳寅恪也經受著疾病帶來的困擾。
1939年初,英國牛津大學特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陳寅恪決心赴英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是他的眼睛視網膜脫落,而妻子唐筼則長久以來飽受心臟病的困擾,夫婦二人可以在倫敦接受先進醫術的治療;
其二是當時倫敦博物館等機構展出了從中國盜取的罕見的中國歷史文獻,對于這位久負盛名的歷史學家,有著無盡的吸引力;
其三是國內局勢動蕩,陳寅恪陳寅恪希望在倫敦任教以茍且“不問政治,只專學術”的愿望。
不過也許是命中注定,1939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致使香港至歐洲輪船停航,陳寅恪于1940年前后兩次飛抵香港,并且在港停留兩年,都只能望洋興嘆,沒能搭上開往英倫的海輪。
失意的陳寅恪面對日軍的脅迫不得不再次出走。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自有“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之感,也有命運捉弄,望洋興嘆,無力回天之慨。
直到抗戰勝利后,他才如愿以償趕往倫敦。
但1945年的陳寅恪雙目因為視網膜嚴重脫落,已經失明,即便是英國的名醫也回天乏術。
雙目的失明對于一位學者的打擊可想而知,這一點在于他晚年的著述時“只能讓助手時刻筆錄”“衰疾日增”,“復有凝滯費搜尋”等情況中可窺一般。
陳寅晚年恪艱難著述:
在此以后,陳寅恪常苦痛于傳統文化的式微寥落,文人獨立自由意志的淪喪,這種苦痛貫穿著他的整個晚年,隨著新學思潮的推進而越來逾深,直至“消亡而后已”。
正如陳寅恪為王國維悼詞:“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