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來總理痛心疾首地在國務會議上說道：“美國出了水門事件，中國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字字如鐵，砸在了會議室的桌上、也砸在參會人員的心中，現場已是一片沉寂，這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烏龍事件，卻真實地發生在我國的外交史上。導致這場烏龍事件發生的，正是時任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就在眾人都以為他仕途走到盡頭的時候，是偉人毛主席的最后批示挽救了他。
周伯萍是何許人也？雅典事件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雅典事件在我國外交史上影響如此之大、以至于周恩來總理稱之為“周門不幸”呢？
周伯萍，曾為解放事業添磚加瓦的老戰士。
周伯萍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當時我黨我軍為了培養先進的管理人才，在全國各地舉辦干部訓練班，培養黨政軍干部的軍事和地方管理能力，年僅18歲的周伯萍就是這樣得到了寶貴的學習機會，扎根基層、走到群眾中去，不斷充實提升自己。
在干部訓練班結業之后，周伯萍就加入到革命隊伍中去，淮海戰役、渡江戰役都有他的身影，新中國成立后被任命到地方做民政長官。
1972年可以說是周伯萍的人生轉折點，我國正式與希臘簽署了建交條約，他則成為中央任命的首任駐希臘大使。
因為粗心，鬧出了一場“外交烏龍”。
1973年5月7日，在外忙碌一天的周伯萍回到大使館，館外的車水馬龍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今天的大使館區這么多車來往，是不是有什么外交活動？”
周伯萍矗立在那里暗暗嘀咕，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身旁的翻譯立馬回到大使館詢問，果然從值班人員手中找到了一封科威特大使館國慶招待會的邀請函，此時距離招待會開始只剩十多分鐘的時間。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與阿拉伯國家保持良好的外交關系，此次科威特舉行的國慶招待會自然要如期赴約，所以周伯萍十分倉促地動身趕往。
其實那封邀請函并不是科威特大使館發出的，而是捷克大使館，只是因為邀請人署名為“科威克”，而那名值班干事英語學得不到家，誤把“科威克”翻譯成了“科威特”。因為時間緊迫，周伯萍和翻譯官并沒有認真地確認信函，便直接命令司機朝科威特大使館趕去。
路程走到一半，周伯萍等人犯了難，因為他們幾個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館的具體位置，此時司機想了一個好主意：前面那些車肯定是朝著科威特大使館方向走的，所以跟著車流和秩序警察的指引，肯定錯不了。
這個方法果然奏效，跟著車流走，他們很快就到了一座大使館，周伯萍下車之后便熱情地和等待在門口的大使握手，全然沒有發現使館門口掛的是以色列國旗。
當時我們并不承認以色列這個國家，兩國也尚未建交，所以周伯萍出訪以色列大使館，立即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不止一家報社的記者發出疑問：貴國對以色列的態度是否發生了轉變？不明所以的周伯萍以為這是記者的無端挑釁，冷冷地回應了幾句后便再次和他認為的“科威特大使”握手暢談，全然不顧身邊記者和其他國家大使異樣的眼光。
直到第二天周伯萍看到報道大發雷霆，身邊的翻譯官才如夢初醒地認錯道：“大使，我犯下了不能原諒的錯誤！”
烏龍之后，周總理痛心疾首、偉人毛主席做出最后批示。
為了彌補這一過失，周伯萍提出了三項補救措施：①向阿拉伯國家和希臘政府說明情況，此次造訪以色列大使館，純屬工作失誤，并不代表我國政策的改變；②在使館內做出通報，敦促工作人員吸取教訓；③向國內外交部遞交報告，周伯萍本人做出深刻檢討。
待周伯萍向國內報告之后，第二天就接到了外交部要求他回國的通知。
5月15日晚，一架來自希臘的飛機穩穩停在了北京機場，周伯萍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此重大的外交事故，他理應承擔責任。就在周伯萍降落北京的同一時間，國務院召開了國務會議，身體欠佳的周總理主持會議時厲聲措辭：“這是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錯誤，影響極壞”。
荒唐最終，周伯萍的檢討書和外交部的處分報告一并送到了毛主席辦公室，毛主席在深思熟慮之后提筆作出批示，他把“這是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錯誤，影響極壞”這句話涂掉，然后改成了“這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
簡單改了幾個字，這起事件就變了性質。之前那是一場政治層面的錯誤，周伯萍很大概率要被調離外交部，而經過主席的改動之后，希臘事件也變成了一起工作失誤。最終，周伯萍再次回到希臘，主持大使館工作。
從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廣闊胸襟，他是一個能夠容忍錯誤、并且引導別人積極改錯的偉大領袖，而周伯萍雖然做了一件“荒唐事”，引起了一些負面影響，但他自我檢討的工作態度、和努力將事件影響降到最低的工作能力值得每個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