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不是哪個細節的問題，是多個細節湊成了失敗的結局。
第一、馮.施陶芬貝格開始并沒有抱著必死的心態，舍不得同歸于盡。并且，從執行到組織竟然都靠著他一個人，放了炸彈后還要乘飛機從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德軍大本營（狼穴）趕回柏林指揮政變，全靠一個肢體不健全的殘疾人，未免太過于幼稚和理想主義。
馮.施陶芬貝格伯爵夫婦，施陶芬貝格家族是德國南部一支天主教的貴族，其家族淵源可以追溯到13世紀，列祖列宗多是教堂主持、政府官員和高級將領。
施陶芬貝格本人，開始也是希特勒忠實的崇拜者（親身體驗到了希特勒復興國家，重整軍隊，開疆破土的威力），后來目睹納粹暴行，體會到希特勒想讓德意志民族與其同歸于盡的意圖，逐漸轉成了懷疑、甚至厭惡（可以參考施陶芬貝格的個人日記）。
第二、行動倉促，兩枚炸彈只裝了一枚。執行者施陶芬貝格是個殘疾人士，在北非戰場上，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手，另一只手也被炸斷兩根關鍵手指。即使意志再頑強，行動不便是必然的，況且緊急安裝定時炸彈這種精密活動——要把引信插進炸彈里，然后再用鉗子把玻璃管捏碎，讓酸液能流到觸發引信的金屬線上，金屬線被酸液腐蝕后，撞針就會彈出來擊發雷管；但是，換了其他人又沒有這個膽量，也沒有資質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希特勒。結果，由于時間倉促，加上身有殘疾行動不夠麻利，原計劃使用兩枚炸彈只來得及裝上一枚。
第三，臨時改了會議地點，會議原本在掩體的地下室進行，但是天氣太熱，就轉移到了普通的會議室，會議室的結構是木制棚屋，會議室的窗子都打開著，炸彈的威力被明顯削弱。
再有，勃蘭特上校嫌公文包太礙事，移動到了桌腳橡木板的一側，這樣希特勒的威脅又少了一分。還有希特勒當時正在看軍事地圖，他的視力不好，所以身子往前的傾斜度很大，看上去上半身幾乎趴在了桌子，保持這樣的姿勢的話，如果炸彈在桌子底下爆炸，無疑，厚實的橡木桌反倒起了盾牌的作用。結果，會議室敞開的窗門和厚厚的桌子大大減小了炸彈引起的沖擊波，希特勒最終只受了輕傷。
第四、這個計劃缺乏群眾基礎，單純是國防軍軍官內部的組織策劃的謀殺與政變，納粹卻是一個廣泛群眾基礎的專政；同時，也沒能籠絡住其他德軍高級將領，像隆美爾，古德里安都多多少少聽說過這個計劃和組織，但只是隔岸觀火，沒有提供任何實質幫助。
第五、柏林城內的反希特勒分子優柔寡斷，行動遲緩，并未及時解除納粹高層的權力，武裝占領柏林。甚至部分成員在得知希特勒沒有被炸死后動搖倒戈，讓計劃中的政變亦告流產。
事實上，即使暗殺沒成功，也需要按照希特勒被炸死的計劃行事，立即占領廣播電臺、解除納粹黨衛隊的武裝，控制柏林，暫時切斷柏林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立即派遣得力將領下去掌控外地軍隊——而不是一堆人窩在辦公室里議論紛紛、打探風向、通過打電話的方式發動政變，用幾個小時等待著是否被炸死的確切消息，然后才采取行動。
第六，一個小人物的關鍵作用。就是下圖的負責柏林防務的奧托·恩斯特·雷默少校。
德國軍官專業戶托馬斯塑造了一個帥帥的，立場搖擺不定的警衛營長雷默少校，雖然鏡頭不多，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現實中的雷默可沒有那么中立，恩斯特·雷默少校作為一名國防軍將領，但同時也是一名納粹信仰者，甚至在戰后還不遺余力的傳播納粹遺毒。這樣的鐵桿納粹，掌控著柏林的兵力調遣。。。。。
這些暗殺成員的理想十分豐滿：推翻納粹專治，建立新政府，由新政府與盟軍談判，讓利益最大化，比如爭取一個相對緩和的投降條件，保全德國在1939年以前就據有的主要領土，甚至可以同蘇聯接著平分波蘭，允許德國保留軍隊，避免外國軍隊進入德國等。總之，越早與盟軍談判就越能掌握主動權，保留越多的既得利益。這種投降就是有條件的投降，可以保證德國盡可能多的既得利益和領土完整，而非45年德國的無條件投降——割地又賠款，還被分區占領。
然而，行動與謀劃卻相對單薄，結局是殘酷的。隨后，希特勒對參與者進行了大規模的報復，有700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將近5000人被處死。這些曾經的政界、軍界高官受盡羞辱，比如故意收走他們的褲帶，讓這些驕傲的貴族軍官在受審過程中全程提著褲子，衣衫狼狽。死刑的實施方法也是聳人聽聞：用鋼琴弦勒住，掛在屠宰場的鉤子上慢慢死去，行刑過程還被拍成了電影。隆美爾為此也被逼自殺。
另外，作者本人也有個困擾許久的問題，7月20日前后，正是北半球的高溫時節，以本人的親身體驗講，即便是德國漢堡那種大風涼爽的城市，擱到現在，大夏天中午，穿著筆挺毛料制服，里三層外三層的背心襯衣，加上長筒軍靴那也得分分鐘中暑。但數個版本的電影和當時照片都表明，德軍就是在三伏天穿毛料制服+加長筒靴，難道全球變暖這么明顯，70多年前真的如此涼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