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工資這事情，自古以來都難不倒咱們，古代官員領的工資叫“俸祿”，可是不需要自己上門去拿，有人專門會送過來。
古代封建王朝，一旦轉動起來，需要的是極多的管理人員層層管轄，以此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在秦大一統以前，周代的政治模式實際上是“分封制”下的領土自治，在名義上，天下莫非王土，實質上，大家各管各的，俸祿這問題也是一樣的。
這個官員是哪個封王、列侯之下的，俸祿問題就由他們解決，周天子不會管。
所以這也是分封制必然會導致政權崩潰、內部分裂瓦解的根本原因，可以想一想，工資都不是你周天子發了，那么誰會聽你說的話。
不過周代的官員，他們領的俸祿，極少是貨幣，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貨幣。
他們到手上的，是最直接的資源，無他，一是耕地，二是雞鴨魚肉等物質補貼。
周代興奴隸制階級，有了耕地，有地位的士大夫就可以讓奴隸無條件耕種，要知道，這是不用給他們發工資的。
而那些雞鴨魚肉類的食物，就是士大夫一家子才能吃了，畢竟周代規定了，即便是正式場合，平民和奴隸也只能吃“菜”，能吃肉的，那真的不多。
因此，土地自此成為了“俸祿”的核心要素，在后世都未曾改變。
而周代官員因為幾乎沒有實物可領，也沒有說千里迢迢去哪里領工資的，都是上級直接派人一次性給發完了，這說的還是一年一度的。
到了秦代，這是個變化極大的分水嶺。
秦代李斯深知集權的核心在于“施恩”的主體是皇帝，以前自治那套不管用了，以后全國官員的工資都由皇帝來發，大家都是皇帝的員工，皇帝是大家的老板。
于是在各地方，各級政府就有了一個管錢的職位，一般來說，這個職位都是由“主薄”兼任的。
而朝廷的俸祿發放，一般是一年一次，很少一個季度一次，而一個月一次，這就是西方后來傳來的習慣。
咱們的古代發錢，最講究的就是兩個時間，要不就是最短的一天結一次，要不就是最常規的一年結一次，月俸這個概念，其實在官員群體里是很淺薄的。
相對來說，高級一點的官員，就會有人把錢和賞賜抬到家里去，每年到了發工資的時候，朝廷會派人下來，做的事情就是發工資。
秦朝吏治嚴苛，發工資也是很有趣的。
朝廷派下來主導發工資的住在高幾級的地方官府，而下面的人，是臨時調來的，他們都是各縣的公務員，又為了避免因為親近搞貪污，于是這些人會進行一次“調換”，簡而言之，就是這個地方的公務員去發那個地方的工資。
雖然現金還是不多，依舊是以土地和物質為主，但這套方法的確很管用，若不是秦朝嚴苛過度，未必不能花數十年的時間來洗去六國之隱患，可是大秦太過過火，官員還沒整明白，先得罪了最大的群體農民，最終陷入了泥潭，成為了歷史。
但該說的還是要說，大一統的秦奠定了中央集權制度，后世公務員的工資，就按他的模式來發，大體是不會變動的，區別只是在于細節之中，每個朝代有所不同罷了。
隨著官職的廣化，地方政府的財務機構也會專門設立俸祿的發放崗位，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人事部門和財務部門的結合。
在古代封建社會，因為官員的俸祿是多元化的，所以管理方式也不單一，較為復雜。
雖然說朝廷嚴打貪腐，可對于官員，皇帝可以賞賜“田地”，除此之外還有“免稅”政策，俸銀只是他們薪資體系下一個很基本，存在感也很低的模式。
而且在漢代，還不興金銀俸祿，金也好，銀也好，那是皇帝開心了才會賞，有功了才會賞，屬于是附加值工資，并不是基本工資。
當時的基本工資是“糧食”，以石來衡量，結算方式有一年發一次，一個月發一次，統一都由朝廷來安排人運送。
所謂古代的“官道”就是為了發工資建起來的，這個說法并不是完全在開玩笑的，有著一定的相關性。
再到后來商品經濟的活躍，貨幣開始大量稱為俸祿的載體，對于一般的大官員而言，他們本質是地主，有著自己手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可以做到自給自足，自家的產物比商品還要好，不需要購買。
但官員也分高低，也有那些一般條件的官員，他們需要買東西，那么要拿工資，他們就必須要拿銀子，不然的話，真的沒法生存。
而朝廷實際上要照顧的，這是這些絕大部分的人，于是乎在每個地方的稅收部門每個季度收上來稅之后，會就地把錢給分出來，作用自然是給當地官員發工資，一般來說，都會有盈余，這部分盈余才會層層上交，最終回到朝廷。
不過也有一些特殊的災難地區，某一年收成不好，或是天災人禍，就會收支不平衡，政治開明的朝代，就會在周圍設立糧倉和銀倉，這里面是時刻備著東西的，譬如李世民所統治的貞觀二十多年，就是這個制度讓李世民贏得了巨好的名聲。
也正是三省六部制徹底成型的隋唐時期，戶部、吏部這兩個部門的職能漸漸清晰，讓發工資這件事情顯得不再那么麻煩，效率極高。
在唐代，“轉運使”這個職位，也偶爾當然當地官員俸祿的發放者。
轉運使乃是唐代為了平衡地區的經濟失衡所設立的一種巡邏職位，主要負責經濟這一塊，但是職權很高，當地官員都要聽他們的，所以這也是實際意義上的“欽差大臣”。
隨著發展，轉運使越來越多，出現也非常頻繁，他們總管了天下官員的俸祿問題，而也是他們的存在，讓官員們每一年到手的工資，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今年收成不好，那可能就是拿銀子，如果收成多了，那么今年就是發米，轉運使的調節作用極強，讓唐代以后的每一個封建朝代都推崇無比。而他們也是發俸祿這項巨大工作的推動者，影響了上千年的歷史。
到了明清時期，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帶來的商品經濟發展，讓銀子這東西越來越金貴，以前的地主自給自足生產出來的東西，漸漸地比不上民間手工業者的水準。
所以那些坐擁萬畝良田，佃農無數的大官員，也開始轉變。
這兩個時代，“商號”出現的很多，而商號，其實就是早期的銀行。
商號一般來說都是有著大背景的人才能開，他們雖然是私人生意，但卻有著政商關系，能讓朝廷把一個地區的稅收都存在他的庫里頭，而商號支付朝廷利息。
久而久之，朝廷干脆讓商號把發工資這件事情給承包了，所以嚴格來講，在明清時代，官員們已經有了“工資卡”了，雖然不是智能的，但卻很管用。
譬如清代的富商胡雪巖，他就是做商號發家的，胡雪巖的經商底氣就在于朝廷存放在他的銀號里的稅收，然后以此來進行金融操作。
而地方官員的俸祿，也是由商號來進行承擔發放，對于一些位高權重的官員，還需要親自送上門去，而一些一般的小官員上門取錢，那都是要客客氣氣的。
細數歷朝歷代以來發放俸祿方式的變遷，本質也是古代金融手段的一次次進步。
而且作為社會的主要階級，官員們領導的不僅是銀子等一系列貨幣這么單調的工資，背后還反應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掌握土地便掌握一切的生產力根本。
本文原創自“紀元的尾聲”